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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一種經濟類型，都深深蘊含著一種內在的倫理精神和價值理念，這種內在的價值理念與倫理精神不僅僅單純地為經濟類型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的價值辯護，又為經濟類型的運行提供了諸多社會倫理人文背景資源。馬克斯•韋伯在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通過研究資本主義的起源與發展和基督教倫理之間的關系，得出了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結論:資本主義經濟不是單純的無限制的獲利，它更是一種倫理意義上的經濟。這個意思是說，市場經濟的良好發展離不開它的原動力———高度的獲利沖動，但是同時這一原動力，又必須被倫理規范約束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我國發展市場經濟，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在由前現代性社會向現代性社會轉變的大背景之下進行的，所以，對市場經濟的理解與認識，不僅僅要立足于經濟領域，還要注意到它其中也包含著社會價值體系的改變。想要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秩序，其中包含著一個艱辛的歷史任務，即建立一種與市場經濟相匹配的社會政治體制與社會文化及其倫理價值精神。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轉型期，以前的倫理觀念被沖破，能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匹配的新的倫理觀念還未建立起來。這種社會轉型期的復雜性，突出了倫理道德與傳統、現實之間的矛盾，這影響著我國社會的進步、經濟的復蘇和人的全面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迫切需要一種理性的精神。韋伯通過比較中國宗教和西方的基督新教，他認為，中國傳統的宗教倫理精神阻礙了中國的產生和發展，他認為“儒教是一種理性主義的宗教”，［1］但他認為儒教的理性主義只是理性的適應現世，“今生的健康長壽、富裕和顯貴以及身后的好名聲是儒教對于道德唯一渴望的回報”。［2］他認為充滿迷信的非理性主義道教，以及作為一種戒規教化手段的佛教，更加阻礙了中國率先走入資本主義道路的進程。馬克斯•韋伯對中國宗教的分析雖然很透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中也存有一定的缺陷。馬克斯•韋伯對中國宗教文化的分析存有一個潛在的命題:中國幾乎從原有的文化資源中尋找不到倫理重建的可能性。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與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既有著形式上的相似之處，又有著本質上的不同。相似之處在于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樣也需要有功利主義的獲利沖動，不同之處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質上是一種道德、法制經濟，有著豐富的倫理資源來約束控制獲利沖動的無限擴張對經濟造成的不良影響。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初期，曾經出現過“道德失范”的現象，并且因為市場經濟的法制建設比較薄弱而顯得非常突出，但是，卻不能因為曾經出現的這種不良現象就認定在中國市場經濟建設中沒有倫理重建的可能性。不可否認，我國傳統的宗教形式中缺乏能夠促進中國率先走入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因素，但是，絕對不能否認中國現存的文化資源對當前市場經濟倫理建設的意義。

世界上的任何國家在市場經濟的建設中都離不開本土的文化資源作基礎。我國擁有著幾千年的文明史，有整合市場經濟的豐富倫理資源。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中國古老的大地上孕育出來的，它具有市場經濟的普遍性特征，也具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它是由自然經濟、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的一種特殊形式。一方面如同馬克斯•韋伯所說，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中不僅缺乏西方新教倫理中的禁欲主義精神，還存有“重義輕利”“存天理滅人欲”等不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倫理觀念。所以說，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普遍存在獲利沖動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人們的獲利沖動逐漸的強勁，但是我國的倫理和法律體系卻沒有得到與之相適應的發展，導致倫理和法律的約束不足以規范市場經濟發展中無限追求利益的行為。所以，如何構建與我國目前的市場經濟建設相配套的倫理和法律體系，以便能讓獲利沖動和倫理規范約束之間有一個適當的張力，是一個擺在眼前的緊迫任務。在我國市場經濟倫理重建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難，不是缺少倫理重建需要的豐富文化資源，而是面臨如何在豐厚而又繁雜的文化資源中，尋找到適合我國市場經濟倫理重建的有效途徑。我國傳統的重家、惜時、勤儉等生活觀念和道德使命感，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節制、勤儉、惜時等工作倫理觀念，在歷史的某個時期成為家族企業發展的精神動力，而家族企業又在東亞特別是臺灣地區和新加坡的經濟快速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建設與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匹配的道德體系和倫理觀念，需要在借鑒世界人類文明一切有價值的成果基礎上，結合我國現有的文化資源和社會主義文化精神，尋找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的文化邏輯，建立以共同道德價值觀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倫理體系。另外，還要建立健全我國的法律體系，加強我國社會主義職業道德建設，以便為倫理重建尋找到一條現實的轉化路徑。馬克斯•韋伯認為新教倫理的核心是“天職觀”，新教教徒們的職業觀勢必深刻影響著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方式和社會生活方式。因為新教教徒認為一個人該為他應盡的義務負責，這種觀念“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精髓，甚至是某種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文化基礎”。“天職觀”對西方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發揮過巨大的作用，所以，對職業觀念的研究，可以作為一個國家的職業倫理建設的基點，也可以作為研究一個國家和民族經濟建設與倫理精神的起點。世界歷史文明中存在既有利于市場經濟的成長，又使市場經濟的發展約束在一個適當的倫理范圍之內的文化遺產，比如:競爭、平等的觀念和敬業的工作態度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的倫理重建，離不開這些世界文化優秀成果的借鑒。所以，解讀馬克斯•韋伯思想，解讀他對新教倫理能夠催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積極因素的論述，對我們在現有的文化資源基礎上對當前的倫理體系進行重新整合，形成一個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倫理體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二、培育具有現代倫理精神的市場經濟活動主體

馬克斯•韋伯在他的新教倫理研究中發現的理性精神，需要有其真正意義上的物質承擔者，即近代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主體。如果僅僅從經濟活動的角度來說，在資本主義剛剛興起的時候，這種主體就是新型的企業經營者和工人勞動者。新型的企業家和工人勞動者具有與傳統社會不同的新型人格特質與資本主義精神氣質。在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觀研究中，勞動是人們能夠獲得上帝恩寵的唯一方式，是人的“天職”，理性的組織勞動也是近代西方資本所有者的一種“天職”，于是就出現了符合近性資本主義所需要的工人勞動者和企業經營者，他們作為資本主義精神活動的主體深刻影響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方式和社會生活方式。馬克斯•韋伯在研究宗教改革是資本主義興起的影響因素的分析中提到了一個重要的詞句，即“職業精神”。“職業精神”包括馬克斯•韋伯所談到的一系列社會文化及其人格氣質、倫理精神等。具有新型精神氣質的經濟活動主體在一個社會經濟活動類型的建立中，其作用是巨大的，比如:勞動天職、忠于職守、節儉自制、守法守信、注重效率、刻苦勤奮、積極上進等精神氣質。目前，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轉型期，我國的企業和企業家又該怎樣去做呢?社會要求企業家們能夠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擁有一定的道德義務，只有這樣，企業才可能取得久遠的成功。卡爾•馬克斯曾經把人的發展分成為三大階段:從人的依賴性到物的依賴性，到個人全面發展的自由個性。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德建設，其最終的落腳點必然是人。所以，在經濟活動中，必須要把培養企業經營者的優良道德品質作為重點。英國著名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把人性抽象地分為“經濟人”和“道德人”，但是在真正的社會現實生活中，單純的“經濟人”和“道德人”是具有矛盾性的，是不存在的。馬克斯•韋伯創造性地通過倫理品質把“經濟人”和“道德人”統一起來，產生了近代資本主義經濟活動中所需要的經濟活動主體。馬克斯•韋伯宗教經濟倫理思想的落腳點是培養企業經營者優良的“倫理品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其秩序的建設需要有與之相配套的倫理文化精神基礎。我國目前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轉型期，不但需要豐富的物質和先進的科學技術，更需要經濟活動主體的理性精神參與其中，即忠于職守、誠實守信、克制節儉等。

三、健全制度體系，完善市場經濟的約束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