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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即“網絡紅人”，在各類互聯網平臺上獲得網民的關注、追捧亦或是熱議。“網紅”不僅指網絡紅人，某一動物、卡通形象等，只要能夠引發廣泛關注的都能夠稱之為“網紅”。“網紅”熱現象對于其受眾群體，特別是在網民的主力軍--大學生而言，在思想行為、價值觀塑造等方面都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因此，在“網紅”時代高校如何因勢利導，是其所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

一、網紅對大學生思想影響的方式

1.打造意見領袖

自媒體時代的來臨使得人人都有“麥克風”，人人都能有發言權。然而，即便是在這樣一個高度開放的網絡公共領域，并不是每個人的聲音都具有說服力且引起社會的反響。在日常的網絡互動中，網民基本能在其活動圈子中保持良好的交往秩序，然而一旦社會某一事件亦或是言論超出其認知范圍或是道德底線時，網民們便會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其原本的價值判斷力，從而產生迷茫、焦慮等消極的網絡心理。并訴諸于某個權威力量幫助其擺脫當下的思想困境。如此環境之下，“網絡意見領袖”便孕育而生，這也是“網紅”打造的方式之一。網絡意見領袖通常活躍于各大網絡空間，且常常是具有一定社會地位亦或是專長的人，其言行有一定的權威性、號召力以及說服力。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認為：網民不過是一群非理性群體的集合，致使網絡意見領袖無論發表何種言論都能得到相當一部分網民的認可且紛紛效仿，從而掀起盲目的評論狂歡，如此“裂變式”的傳播方式會在極短的時間內席卷網絡空間。若意見領袖的言論是真實且積極的，則能夠產生積極效應，營造出一幅、和諧安寧的局面，倘若意見領袖所發表的意見偏激，片面，則會攪渾網絡生態。

2.塑造魅力人格

“魅力人格體”是由邏輯思維創始人羅振宇提出并在其公眾號中充分踐行的一個概念，個人的影響力、社群的規模及受眾的反響力便是其成功塑造個人人格魅力的最好證明。他曾在一次演講中描述其對這一慨念的理解：“商業價值的載體正在發生變化，過去的載體是組織，現在的載體是人……這個時代，當所有的資源可以圍繞著人的力量展開時，人格就具備了巨大的力量。”[1]知名自媒體人吳曉波以曾在《自媒體的18條軍規》中闡述了相似的慨念：自媒體領域里有兩個能力在未來會被放大，專業化和人格化。在未來自媒體里，人大于所有的機構。因此，對于“網紅”來說，能否塑造起個人魅力人格是其能否具有網絡生命力、吸引力的關鍵。然而，在“網紅”盛行的當下，“網紅”們掙扎在“斷靠各種吸睛方式而活躍在網民視線中”和“受困于自身某一吸引力已引起受眾審美疲勞而無法轉型”的矛盾之中。因此，不論是被大家所熟知亦或是新興的“網紅”，都必須絞盡腦汁主動經營并積極打造其個人標簽，在自己的領域內不斷進行內容、形式等各方面的深耕，以保持其新鮮度。

3.建立網絡圈群

能否成功在網絡空間進行圈群，是衡量“網紅”塑造是否成功的因素之一。網民是一個極為龐大且活躍的群體，然而這樣一個群體亦是由一個個具有鮮明主體性的人組成，他們有其基本的認知能力與判斷能力，有著各自的“特性”。但同時，“網紅”的影響力創造正是基于這巨大的網民基數，在龐大的“共性”中尋找“特性”，即尋找受眾心理與其外在言行表現的契合點，從而使受眾發生分化，建立自己的網絡社群。一旦形成較為固定的網絡群體，便不斷地去迎合受眾偏好，在其領域內進行垂直細耕。而受眾在“圈內集結了大量志同道合者，他們有個共同的興趣愛好，相似的價值觀念，緊密的情感紐帶，從而形成群體歸屬感，并產生共同的群體行動，幫助“網紅”從追求個人賦權到實現群體賦權的轉化。

4.引發受眾共情

伴隨著時代的發展，“網紅”的傳播載體、社會屬性及生存空間不斷發生著變化，然而，不管其依托何種媒介、活躍于哪一空間亦或是社會屬性如何，深究其“紅”的原因都是相似的，即能夠引發受眾共情。談及“網紅”，許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錐子臉、高顏值、多才藝甚至是低俗、拜金，他們成名的方式無非是曬美食、秀顏值或是靠身材、超底線的言行等等。然而就算是這樣的“網紅”，在這些看似簡單且毫無水平的信息過程中，亦能夠與部分受眾產生共鳴。究其原因是在網絡空間中，盡管人與人在社交媒體上的聯系方便且頻繁了，然而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距離卻越來越疏遠了，網絡信息的繁雜與無限，使人們不斷地受困于自身的“信息繭房”之中，各種各樣的心理問題、精神缺失也由之而生。“網紅”的言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營造出受眾所向往或缺失的生活方式，從而使兩者建立起一定的“黏性”。然而，這樣的“黏性”并非是長期的，“網紅”必須不斷地通過各種方式不斷強化其吸引力，否則，新上位的相同類型的“網紅”則會在一定程度上剝奪其注意力資源，而原來的“網紅”便失去其受眾的支持，最終成為“過氣網紅”，被淡忘。

二、“網紅”對大學生的負面影響

1.走紅方式過易：影響了大學生的成才觀

過去，要打造一名明星首先需要其本人有較為出眾的顏值、才藝特長和表現天賦，而后經過一段時間培訓，再加上經濟公司的策劃、宣傳等包裝，可以說以上條件缺一不可。而相比于傳統明星的成名機制，網紅的走紅方式可謂“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有個性、敢出位加上一定的網絡平臺，一定范圍的網民議論，便可造就出一名“網紅”。他們打破了傳統規則，不需要第三方來賦予其權力，所面對的僅僅是其社群中的受眾。如此低成本、高收益的新興職業，不僅讓“網紅”們嘗到甜頭而不斷地在其領域深耕挖掘，更讓圈外人趨之若鶩，這其中，既有“一夜成名”的誘惑，也有商業利益的驅使。而大學生作為網絡的“原住民”，極易陷入網絡的泥沼中，如果大學生本身沒有較好的“慎獨”精神以自律其網絡言行，或是沒有形成穩定的、系統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以辨別網絡的是非曲直，便不可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從而導致的直接后果便是就業思維的轉變。調查顯示，“95后”最向往的職業排名是：網紅、配音員、化妝師。“95后”選擇創業的人群中，46%的人會選擇海淘、自媒體等新興互聯網創業項目。[2]從以上調查數據便可看出，當代大學生的就業觀已在一定程度上受“網紅”的影響。

2.主體急功近利：扭曲了大學生的義利觀

網絡時代的來臨，“網紅”成名方式的簡易對于急功近利的人而言無疑是一場盛大的狂歡，一夜暴富、名利雙收在這個時代而言似乎已不是癡人說夢。太多人為“紅”而瘋狂，為“紅”而扮丑，為“紅”而裸露，為“紅”而喪失其本應該堅守的道德底線，他們似乎已迷失于自己所營造的、金錢所充斥的、名利所驅使的虛擬世界中，他們似乎仍執著于自己所編織的擁有一切的美夢中。而越來越多的受眾群體也毫無抵抗力地觀賞著、羨慕著、追求著，渴望如此的生活方式也能夠被自己所演繹。于是，如浪潮般的翻涌著，一浪接一浪地向“網紅”世界席卷而來。更為可嘆的是，原本應該被我們所推崇的節儉、勞動、奮斗等美德被推翻。反之，本該加以斥責的“炫富”“攀比”等不良現象卻成為人們展現自我價值的方式。大學生置于這樣的網絡環境中，充斥著如此頹廢糜爛的言行，這對于他們而言，似乎與學校中所教育、宣傳的主流意識形態相違背。而能夠左右其判斷的便是現實生活中的職場案例：那些恪守職業道德的人終其一生為事業奉獻，卻過著終日“柴米油鹽”的生活，相比之下，“網紅”的生活卻顯得豐富多彩。如此一來，不管學校教育效果如何，在現實面前，部分大學生的義利觀則會被扭曲。

3.迎合低俗趣味：矮化了大學生的思想品位

隨著信息傳播載體的全民化，當下的網民似乎不僅是信息的接受者，更能信息的生產者、傳播者，甚至是引領者。如此一來，傳統的主流媒介已不足以壟斷當下的信息傳播，亦或是當主流聲音已不再能滿足受眾需求時，草根“網紅”便自導自演著，去迎合不同人群的心理需求。盡管不能以偏概全認為“網紅”便代表著消極、負面，但當下部分“網紅”與其受眾群體的互動卻沉湎于低俗，其言行讓受眾個體心理的黑暗面，反社會傳統道德倫理的一面得到釋放與滿足：審丑、窺探、欲望等不斷地打破公序良俗矮化自我思想。從集體精神養成來說，低俗內容所導致受眾集體精神的催眠與矮化，這恰好驗證了馬爾庫塞所提出的“愛欲說”。即人的生物性本能可以上升為文化的創造動力，而以創造“虛假需要”為目的的消費文化則壓抑了這種升華的可能性。

三、高校應對“網紅”負面影響的教育引導策略

1.改變理念，肯定“網紅”中的積極因素

在全國網信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互聯網領域的人才，不少是怪才、奇才，他們往往不走一般套路，有很多奇思妙想。對待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不要求全責備，不要論資排輩，不要都用一把尺子衡量。”[3]“網紅”作為新興的聯網現象，對大學生群體的思想行為產生巨大影響，圍觀、效仿甚至向往“網紅”成為大學生重要生活方式之一。由此對于大學生成為網紅，高校開展"網紅"學院等事件頻頻進入大眾視野，也常引發社會廣泛熱議。“網紅”作為時代的衍生物，不過是時代萬象集于一體的“新偶像”，它所反映的也不過是時代所潛在的內在本質。“網紅”雖有不少低俗、消極的案例，但其中也不乏具備強大的人格魅力亦或是催人向上的正能量代表：例如，香港大學的“三嫂”。此外，還有“最強大腦”王星琦、高鐵“網紅”劉先林院士、南航徐川，一大批的最美警察、最美教師、最美醫生……他們都是傳遞著正能量的“網紅”。高校精神需要與時代精神同頻共振，積極地介入“網紅”現象，正視“網紅”中的積極因素，以一個包容，與時俱進的姿態，不斷融入時代新元素，開拓新視野，從而引領時代潮流。

2.解讀互動，對“網紅”現象進行正面引導

相較于傳統傳播媒介的單向傳播而言，“網紅”傳播的親近性、平民化源于其能與受眾進行雙向互動，實現了信息的平等共享與無時空限制的去中心化對話交往。大學生正處于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的形成、完善時期，在如此的對話過程中，往往缺乏一定的判斷、辨別能力，而被帶入其所精心營造的“象牙塔”中，雖有美好的一面，但其中所潛在的陰暗之處也不容小覷。高校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陣地，在面對這樣一網絡現象時，不應簡單通過制止、譴責等強硬性言行以求凈化校園網絡空間，而應因勢利導，趁勢而為，組建一支“網紅”與大學生間互動言行的分析、評價隊伍。在被琳瑯滿目的信息所充斥的傳播環境下，通過對“網紅”言論、大學生評論的收集，掌握較為真實、全面的信息，并對此作出分析與研判。一方面，用正面的“網紅”事跡教育廣大學生。同時，對于負能量“網紅”，要敢于亮劍，堅決制止“網紅”的不良言論、不良行為和不良導向，使負能量的影響最小化。另一方面，不管雙面互動言行如何，都應采取一定的方式將其引入正軌。如此一來，使“網紅”成為新時代傳播人的自我表達和社會參與的一種獨特符號，而在這一過程中，“網紅”自身的自潔與自律，大學生媒介素養的提高都是必不可少的。

3.打造網紅，塑造正能量的“網紅”形象

面對眾聲喧嘩、泥沙俱下的“網紅”時代，不管是個體亦或是盈利群體都在塑造著自己的形象，爭相發聲以引起受眾的關注。然而，當面對某一事件網民聲音發生集體矛盾時，亦或是為聲討某一違背道德底線事件時，“誰說”又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在高校這一特殊領域中，作為教育者，應順勢而為，塑造具有正能量的“網紅”，以引導大學生意識形態走向主流。楊建義曾指出：“高校網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有‘形象代言’，其是指創立和運用貼近大學生活、為學生所愛、具有高校個性特征的直觀形象，作為網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遞、生活服務和價值引領的代言者，形成與學生之間的緊密聯系和深層溝通，從而內聚成展現高校網絡思想政治教育魅力的獨特標識。”[4]這與塑造高校正能量“網紅”有著內在契合之處。縱觀當下高校，對學生思想指導、價值引領等意識形態方面的教育都指向課堂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不管外界如何紛繁復雜，思想政治教育往往被視為“萬金油”。而這樣的教育效果與教師的期待似乎存在較大的距離，如何提高思想政治的有效性以塑造大學生良好的思想體系，是當下思想政治教育者所值得深思的重大問題。因此，打造出一個能夠被廣大師生認可的，并有一定權威性的“網紅”對高校來說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高校正能量“網紅”在校園內的正面發聲，如此將等級要求以平級方式傳播，從而把“權力代言”轉化為“價值代言”，提升親和力，貼近學生，實現凝聚力量，聚焦信息，從而形成“意見領袖”效應，因此凈化校園網絡空間，亦能夠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向心力與影響力。從中長期來講，“網紅”現象并不會消失，但“網紅”產業鏈也會不斷推陳出新，來締造自己的穩固鏈條。然而，不管“網紅”如何演變，只希望多一些純真、樸實、真情與正能量，但同時我們也包容時代之下的個性與與眾不同。不管其表現方式如何，都希望“網紅”成為校園中乃至全社會中美好的道德盆景，以此熏染良好的社會風氣，使人人都能成為真善美的傳播使者。

參考文獻：

[1]羅振宇.人格，是全新的商品物種和價值載體[EB/OL].

[4]楊建義.網絡思政需要“形象代言”[N].中國教育報，2015－04－29（6）．

[5]王學儉，馮瑞芝.“網紅”現象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啟示[J].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17（5）：42－46．

[6]胡德平.大學生“網紅”現象分析與教育引導策略[J].思想理論教育，2017（4）：77-82.

[7]敖成兵.多元時代共生衍創背景下的“網紅”現象解讀[J].中國青年研究，2016（11）：5－11．

作者:方延玲 單位:福建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