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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跨國公司；前向聯系；技術溢出
Abstract:
Forward linkage is an important outlet of the MNC's technological spillovers to the local companie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ical spillover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MNCs in Zhuhai and raises some proposals on how to improve its effectiveness.
一、問題的提出
跨國公司可以通過內部渠道或外部渠道向東道國本土企業轉移技術。例如，可以向其子公司轉讓技術、專門知識與技能；也可以通過許可證交易向他國本土企業轉讓技術與管理經驗。除了以上直接聯系外，跨國公司與東道國企業的技術水平還存在間接的聯系，即還存在著跨國公司的技術溢出效應。其中前向聯系是跨國公司向東道國本土企業發生技術溢出的重要渠道。
前向聯系中的跨國公司是東道國本土企業技術能力提升的外部知識源。本土企業通過與跨國公司建立的各種前向聯系也成為其進行技術學習的主要途徑之一。本土企業如何有效地吸收前向聯系中跨國公司的技術溢出，強化本土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本文通過對珠海外商投資企業的問卷調查，總結其技術溢出的特征及其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關對策。
二、跨國公司的技術溢出效應與前向聯系
跨國公司技術溢出效應的理論基礎源于跨國公司的形成與發展理論。Hymer(1976)指出，FDI的主要動機是跨國公司為了在不同國家的市場上控制生產和市場營銷，以便充分利用其專有的知識和技能資產。Hymer的論述表明，創建跨國公司的必要條件是必須擁有專有知識和技能的所有權優勢，否則跨國公司無法在與東道國本土企業的競爭中取勝，因為本土企業往往具有市場環境、消費者行為以及商業經驗等方面的知識優勢。然而，在跨國公司與本土企業的頻繁接觸中，跨國公司的專有知識和技能可能不通過市場交易就轉移到東道國的本土企業中，即發生技術溢出效應。一般認為發生技術溢出效應的渠道有示范和模仿、競爭、人力資本流動以及聯系等。
跨國公司通常擁有技術或信息上的優勢，當其子公司與本土的供應商或客戶發生聯系時，本土企業就有可能從跨國公司子公司先進的產品、工序技術或市場知識中“免費搭車”，于是就發生了溢出效應。即使跨國公司子公司會向本土供應商或客戶收取一定的費用，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可能攫取本土廠商從中獲得生產率進步帶來的全部利益。這類溢出渠道按照溢出的對象可分為后向聯系的技術溢出和前向聯系的技術溢出兩種。
所謂前向聯系是指外國跨國公司與東道國本土企業之間通過市場關系長期形成的一種供應方面的契約，在這種契約關系中，跨國公司作為供應商向本土企業或消費者提品或服務。通過這種契約關系形成的關聯，對提高本土企業競爭力非常重要，因為通過這種關聯，大量的知識、技術、管理經驗從外國子公司轉移到本土企業。
與后向聯系相比，有關前向聯系的實證分析要少得多。Aitken & Harrison(1991)認為，來自前向聯系的溢出在大多數行業都很重要。事實上，與跨國公司的前向聯系比后向聯系對本土企業更有益處，因為前向聯系有助于盡快形成本土的生產體系，開發其制成品市場。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技術的國際擴散還會引起另一種層次的前向聯系。如資本內含型技術的國際擴散，如果只是從產業聯系的角度來衡量，起碼促進了技術引進國本土有關技術設備維修業務的發展；如果從更為廣泛的意義上分析，還可能促進本土R&D產業的進步。
以下部分將對珠海外商投資企業進行問卷調查，以把握其基于前向聯系的技術溢出特征及其存在的問題。
三、基于前向聯系的跨國公司技術溢出效應分析
——珠海外商投資企業的問卷調查
根據文獻研究、推導和演繹，本文就前向聯系的技術溢出渠道設計了調查問卷，并以相對平實、易于理解的語句分別表達出來。2006年11月共向182家珠海制造業外商投資企業發放了問卷。回收61份，其中有效問卷56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30．8%。
（一）樣本企業的特征
在回收的56份有效問卷中，除了選擇“其他”選項的12家企業外，產業分布排在第一位的是電子產業，共有11家企業，占總數的18．6％，第二位的是家用電器產業，共有9家企業，占總數的15．3％，第三位是紡織服裝產業，共有6家企業，占總數的10．2％。第四位的是機械和輕工業，分別有4家企業選擇，占總數的6．8％。總體來說，產業分布較分散。
樣本企業的投資方式以外商獨資企業為主，共有36家企業，占回答企業總數的65．5％，中外合資企業有19家，占回答企業總數的34．5％。沒有一家企業選擇中外合作形式。說明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對外資股權政策的放開，中國投資環境的改善以及外商在華經營經驗的積累，外商獨資企業成為跨國公司進入珠海的首選方式，這一結果與楊學軍（2004）結論相同。
樣本企業的來源國家（或地區）以歐美、日本企業為主，共有26家，占樣本總數的58．5％，但是也有相當數量的港澳臺投資企業，這與珠海毗鄰港澳有直接關系。
（二）本土銷售水平
樣本調查顯示，中國市場對多數外商投資企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有45．5%的企業在中國市場上銷售了50%以上的產品，其中，有16．4%的在中國市場上銷售了75％以上的產品。有45．4%的企業在中國市場上銷售的產品少于它們產品四分之一。外商在中國市場產品銷售呈現兩頭大中間小的局面。
對外商投資企業產品本土銷售情況分析表明：
第一，外商投資企業具有一定的出口導向的傾向。文獻研究顯示市場進入和技術轉移能力之間具有一定的相關性。這一傾向顯示通過技術轉移外商投資企業技術水平得到了明顯提高，一些以國內市場為目標的外商企業開始轉向國際市場。
第二，大多數外商在珠海投資項目是下游產品生產。樣本中，53．7％的企業屬于相對容易轉變為本土銷售的組裝或最終消費品生產。
對外商投資企業本土銷售與企業狀態特征關系調查分析顯示：
外商獨資企業更加傾向于產品出口，有50％的企業本土銷售不到25％，而中外合資企業這僅有36．8％的企業本土銷售不到25％。這與Hoyle(1990)的分析結論即合資企業的技術水平——足以吸引本土的消費者，但是沒有高到足以進入世界市場上去競爭，大致相吻合。
企業的設立方式與本土銷售水平存在著較大差異。表現為：嫁接企業對本土市場的依靠程度較高，有62．5%的樣本企業顯示其產品本土銷售比例超過50%；而非嫁接企業具有比較高的國際市場導向，有58．4%的樣本企業顯示其產品國際市場銷售比例超過50%。分析表明，外商選擇嫁接方式設立合資企業的主要動機在于合作伙伴的國內市場網絡，以合資形式組建的非嫁接企業的主要動機在于外方的國際市場網絡。
投資者的區域來源在本土銷售狀況有一定的差異。港澳臺企業和日資企業表現出較強的國際市場傾向。樣本中，有58．9%的港澳臺企業，有53．3%的日資企業，有44．4%的歐美企業將50%以上產品銷往中國以外的市場。這與Frank(1980)的西方投資表現出高的國內滲透而日本人的投資或多或少地像重建一個工場的結論有相似之處。
外商投資企業的本土銷售對本土企業產生了前向聯系技術溢出效應。其效應水平與其在本土銷售的目標市場和方式，即買方是本土消費者還是本土企業，有較大關聯。
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一半(53．7%)的樣本企業的產品為最終消費品，直接進入消費品市場。只有7．4%的樣本企業將本土企業列為目標市場，與其產生直接的前向聯系。樣本中，有33．3%的企業將其他外商投資企業列為其目標市場。這種類型的本土銷售有兩種情況：一是成立時就以其他外商投資企業為目標，其企業設立的目的就是為其供應配套；另一個是成立之后目標市場從本土公司轉為外商企業。以上數據說明本土銷售對提高本土企業創新能力的效果還很有限。
（三）本土銷售的效果
無論本土的買方是消費者還是企業，外商投資企業本土銷售的主要作用，在經濟學意義下被廣泛定義為進口替代。但是通過外商投資企業本土銷售實現的技術擴散作用在這兩種類型的買方之間是不同的。
本土買方是企業時，通過前向聯系的外商投資企業技術擴散能從兩個層次上觀察到。第一個層次通過外商投資企業所提供的產品對本土企業作用效果得到反映。樣本調查數據表明，83．3%的樣本企業都認為他們提供的產品幫助本土買方提高它們產品的質量。第二層次的技術擴散與外商投資企業的其他活動密切相連。這些活動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對本土買方的售后服務和員工培訓，主要是在高科技項目中，尤其是電子行業，因為本土買方對這類產品不熟悉。其過程通常伴隨著產品功能展示與操作技巧傳授，這將加速本土買方對特定新技術發展過程的熟悉；另一類通常在傳統行業的生產領域。這些行業的激烈競爭迫使外商企業提供更多技術信息以保證本土買方提交他們的訂單。同時，本土買方企業通過向其先前的供應商展示外商企業提供的樣品，也將激勵這些供應商提高其產品性能、質量和服務。調查顯示有64％的外商投資企業向其本土買方提供了售后生產技術服務和培訓指導，這是主要的溢出途徑。另外有12％的企業向其本土買方提供了產品技術信息。
當本土買方是消費者時，本土銷售對提高本土企業創新能力的效果非常微小。但也有兩個層次的信息流產生。第一層次是由于消費者市場中高質量產品的增加，從而通過產品的展示產生了技術溢出。調查顯示有55．2％的企業提供了售前產品功能展示。第二層次的技術擴散有兩種途徑。第一是營銷管理示范。外商投資企業大多數都是自己銷售產品而不是通過本土的分銷網絡。除此之外，由于利益保護，中國市場的地方化趨勢比較明顯，在不同的地區外商企業要重復他們的市場活動。這些因素使得本土公司有更多的機會學習外商企業的銷售技巧。調查顯示，有72．4％的企業提供了售后服務。另一種途徑是消費者教育。對本土銷售目標市場進一步分析顯示，大多數以國內消費者市場導向的外商企業產品為其市場的高端產品。在他們的本土銷售中，由于其產品相對高的技術含量，消費者教育經常發生。這種教育不僅在傳統的售后服務中發生，而且通過采購前的消費者培訓發生。通過這一過程，還沒有真正采購時一些技術知識就能被擴散。結果是，消費者變得對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更有識別力。這一結果的反面是迫使本土企業提高他們的產品標準。調查顯示，有66．7％的企業認為其在本土銷售消費品提高了消費者對產品的識別力，另有51．9％的企業認為刺激了同類其他企業產品的發展。
四、結論與建議
外商投資企業本土銷售狀況反映了其與中國本土企業前向聯系與影響。調查表明，盡管有45．5%的珠海外商投資企業在本土銷售了一半以上的產品。但由于其大部分產品為最終消費品。因此，實際上外商投資企業與本土企業的前向聯系很弱，只有7．4%的外商投資企業與本土企業發生了緊密的前向聯系。這表明，通過前向聯系，外商投資企業對本土企業的技術溢出體現為一種間接性為主導的方式，其主要的渠道是知識運用、消費者教育和市場演示。
經驗研究證實，技術溢出的增加是與本土企業吸納能力相聯系的。如果國內吸納能力不足，就不能形成聯系效應。跨國公司與本土企業的技術差距越大，則它與本土企業建立前向聯系的難度也就越大。如果本土企業的技術能力與管理水平不能達到一定的程度，就很難形成彼此間的配套合作關系。因此，本土企業對引進技術的吸收、消化能力和組織實施能力對技術的溢出效應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引進技術能否在所處的環境中盡快產生溢出效應，還要看國內企業的技術能力，看它是否能迅速地模仿、消化、吸收，并在此基礎上創新，形成對跨國公司的競爭壓力，促使跨國公司轉讓更先進的技術，從而造成新一輪的技術溢出。
強化跨國公司基于前向聯系的技術溢出效應，微觀上不僅需要本土企業的努力，宏觀上也需要政府政策環境的引導。其中，有兩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舉措：
第一，鼓勵產業集群化，加強本土企業與跨國公司的聯系效應。產業集群化程度越高，本土企業與跨國公司的聯系效應越強，跨國公司的技術溢出效應越顯著。政府應形成清晰思路，進行縝密的可行性研究，確定適宜國內發展的產業，并加大政策引導力度，營造形成產業集群的制度環境。當具有較強技術關聯度的產業實現空間集聚后，政府可通過建立相關產業共性技術開發基地，強化共同技術池的知識累積效果，進一步促進產業集群化，為本土企業技術學習提供基礎。
第二，提供信息，縮小跨國公司與本土企業之間聯系機會的“信息缺口”，通過收集和有關關聯機會的信息，并確保所提供信息的準確性，政府可以發揮服務的作用。促進關聯的主要任務使克服信息隔閡。首先，加強信息的可獲得性。如建立、更新有關雙方信息的專門網站，經常發放宣傳冊，舉辦各種交流會、見面會等。其次，與存在可能的本土企業進行關聯撮合。此外，可引導跨國公司與本土企業建立高密度、強關系的企業聯系網絡，使其彼此間建立有效的信任機制。政府要大力建設促進企業間知識交流的合作網絡，為技術溢出提供平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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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新實施的《公司法》做了重大修改,修改主要體現在:將實繳資本改為認繳資本、降低公司最低資本限額、放寬出資期限、擴大投資方式等方面。修改后的公司資本制度仍屬于法定資本制范疇。這次重大調整使我國的公司資本制度更加完善。
新實施的《公司法》做了重大修改,在此次修改中,借鑒了國際上公司資本制度的發展趨勢,對公司資本制度進行了較大的修改,摒棄了嚴格法定資本制,過度到允許分期繳納的法定資本制。其變化和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仍屬于法定資本制范疇
1993年的《公司法》關于公司資本的規定,主要體現在第23 條、第25 條、第78 條,這些規定強調資本總額一次發行,一次性全部繳納,不允許分期繳納,實行的是嚴格的法定資本制。2005年對上述規定進行了較大修改,修改后的《公司法》第26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為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全體股東認繳的出資額。公司全體股東的首次出資額不得低于注冊資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其余部分由股東自公司成立之日起兩年內繳足;其中,投資公司可以在五年內繳足。” 第59條規定:“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為人民幣十萬元。股東應當一次足額繳納公司章程規定的出資額。”第81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發起設立方式設立的,注冊資本為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全體發起人認購的股本總額。公司全體發起人的首次出資額不得低于注冊資本的百分之二十,其余部分由發起人白公司成立之日起兩年內繳足;其中,投資公司可以在五年內繳足。在繳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第84條規定:“以發起設立方式設立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起人應當書面認足公司章程規定其認購的股份;一次繳納的,應即繳納全部出資;分期繳納的,應即繳納首期出資。以非貨幣財產出資的,應當依法辦理其財產權的轉移手續。”由此可見,設立有限公司和發起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時,資本總額必須一次性發行、但允許分期繳納;設立一人有限公司和募集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時,資本總額必須一次性發行、不允許分期繳納。對這些新規定,學者認為我國公司資本制度的屬性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一種觀點認為新《公司法》實行的是折中授權資本制;另一種觀點認為新公司法是折中資本制和法定資本制并行。筆者認為上述對我國公司資本制度屬性定位的兩種觀點是不正確的或者說是不完全正確的。因為,法定資本制的特點是強調一次發行與一次認購,在繳納時可以一次繳納,也可以分期繳納,但不授權董事會發行。而折中資本制的特點則是資本的發行與認購是分次進行的,也就是說允許第一次只發行注冊資本的一部分,設立人只需認購部分資本,其他部分發行與認購可在公司成立以后進行,可以一次繳納,也可以分期繳納,但授權董事會發行,對董事會發行有限制要求。法定資本制與折中授權資本制的主要區別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看資本的發行或認購是一次還是分次,二是看是否授權董事會發行。至于是一次繳納,還是分期繳納,不是兩者的主要區別。從2005年新《公司法》規定的資本制度來看,比較符合法定資本制的特點。因而,從整體而言,2005年新《公司法》規定的資本制度不是折中資本制,仍為法定資本制,是分期繳納與全額繳納相結合的法定資本制,比1993年《公司法》規定的嚴格的法定資本制在繳納出資方面有所放松。
與外商投資企業法的資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統一
《中外合資企業法實施條例》第18條、《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第16 條、《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第21 條、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營各方出資的若干規定》第4條對合營企業、合作企業,外資企業的資本做了明確規定,規定注冊資本是認繳資本, 企業設立不以資本實繳為前提的,而且股東認繳的出資額可以在企業成立后一期或分期繳付,不要求在企業成立時一次到位。對這些規定,有些學者認為外商投資企業的資本制度是折中資本制,也有些學者認為是法定資本制。筆者同意是法定資本制的理解,應該說外商投資企業的資本制度更符合分期繳納的寬松的法定資本制的特點。
我國1993年制定的《公司法》有關注冊資本的規定與外商投資企業有關資本制度規定不統一,于是形成了依照公司法成立的公司實行比較嚴格的法定資本制,依照外商投資企業法成立的外商投資企業實行比較寬松的法定資本制,體現了對內對外有別的資本制度。2005年修改后的《公司法》將1993年公司法規定的實繳資本改為認繳資本和實繳資本相結合。 修改后的《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和采取發起設立方式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冊資本都是在公司登記時已經發行并被認繳了的出資。新《公司法》的這一規定使公司資本制度與外商投資企業的資本制度做到了完全的統一,都實行認繳資本。但是,對募集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仍實行實繳資本制。2005年修改后的《公司法》將1993年《公司法》不允許分期繳納的規定,修改為根據不同的公司采取不同的繳納方式,作了區別對待。依據新《公司法》第26條、第59條、第81條、第84條的規定,可以總結出新《公司法》允許有限責任公司和發起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分期繳納,實行分期繳納的法定資本制,不允許一人有限責任公司和募集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分期繳納,仍實行一次繳納的法定資本制。即分期繳納只適用于有限責任公司和發起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不適用于一人有限責任公司和募集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這說明新《公司法》對有限責任公司和發起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在出資繳納方面的規定做到了與外商投資企業的統一,(盡管分期的具體期限不完全一致);對一人有限責任公司和募集發起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規定在出資繳納方面的規定與外商投資企業未完全統一。因此,在有關出資繳納方面,新《公司法》與外商投資企業法的規定還存在一定的區別,未達到完全統一。新《公司法》允許認繳和分期繳納的規定不但與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達到統一,而且也符合時展的潮流。因為,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公司法規定,公司章程載明的注冊資本允許分期分次到位。
論文摘要：WTO法律框架中的補貼制度對我國稅收優惠政策有很大影響。美國對我國提起的反補貼調查也有很多涉及到我國的稅收優惠政策。以對WTO法律框架下的補貼的闡述為切入點，對美國對華反補貼調查進行了分析并對我國在相關調查中的應對提出了建議。
論文關鍵詞：WTO ；補貼 ；稅收優惠
自2006年11月美國商務部決定對原產于中國的銅版紙展開反補貼調查開始，美國對華反補貼調查拉開帷幕。其中多數案件涉及到對企業所得稅減免的申訴。本文旨在通過對SCM協議中補貼的構成要件以及美國對華反補貼裁決理由的分析，結合我國新出臺的企業所得稅法，從中國政府的角度提出應對措施。
1 WTO對成員方補貼行為的規制及目的
1.1 補貼的影響
補貼是國家在經濟政策中經常運用的方法之一。國家通過各種方式對相關產業進行資助，使目標產業的生產成本或者費用減少，從而達到扶持目標產業，或使目標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占有優勢。亞當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中指出，國家對出口生產商進行財政支持，旨在降低生產商的成本，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一種價格優勢。
由于補貼對進出口貿易的扭曲作用，GATT1947在第6條和第16條中將對補貼問題的規制納入多邊國際條約。隨后，由于世界經濟的衰退，補貼的運用越來越普遍，在1979年“東京回合”談判中，補貼及反補貼措施成為重要議題。各成員方最終達成《補貼與反補貼守則》。該守則規定了補貼紀律，明確禁止對初級產品的出口補貼，這種禁止可以看作是禁止性補貼的雛形。1994年，烏拉圭回合談判全面啟動，各成員方最終達成了SCM協定。該協定有32個條款和7個附件，明確規定了補貼的定義，并針對不同類型的補貼提供了不同的救濟方式。
1.2 WTO對補貼行為的規制
SCM協定首先規定了“補貼”的定義：“如果有政府提供的財政資助或收入或價格支持，并且因此給予了利益，則可認定存在補貼”。從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對協定的解釋和應用中可以看出，補貼有三個要件：
（1）補貼必須是一種政府或公共機構提供的財政資助。
此條的意圖在于不將所有的政府行為都認為是補貼，只將補貼限定在提供財政資助的政府行為的范圍內。專家組在“美國—限制出口”案中指出，第1.1條中對于財政資助的列舉是窮盡性的。財政資助既可以是資金的直接轉移，也可以是稅收優惠等間接轉移。
（2）這種財政資助必須授予了一項利益。
專家組在“美國限制出口”案中指出，利益和財政資助是確定是否存在補貼的兩個單獨的要件，不能認為財政資助直接導致利益。在“加拿大飛機”案中，專家組指出判斷財政資助是否構成利益的標準是財政資助是否使得接受者處于比沒有接受財政資助時更有利的地位。其中，市場是判斷接受者地位是否更有利的基礎。
（3）專向性。
SCM協定第2條將專向性分為3種：以企業或產業為標準的補貼；以地域為標準的補貼；禁止性補貼。在以企業或產業為標準的補貼中，第2.1（a）條和第2.1（b）條規定了法律上的專向性。第2.1（a）條規定了法律上的專向性的一般情況，即如果成員方立法將補貼的獲得明確限于某些企業，則此種補貼應屬專向性補貼。第2.1（b）條列出了一種排除情況，即如果成員方立法制定了獲得補貼的客觀標準或條件，其該標準和條件得到嚴格遵守，則不存在專向性。第2.1（c）條規定了事實上的專向性。 當適用（a）項和（b）項規定的原則表現為非專向性補貼，可考慮其他因素認定是否構成事實上的專向性補貼。
2 WTO反補貼規則對稅收優惠政策規制
第1.1條同時列舉了幾種政府財政資助的方式，其中一種就是“放棄或未征收在其他情況下應征收的政府稅收”。在“美國外國銷售公司”案中，專家組首先指出判斷是否“在其他情況下應征收”應當依據實質上的情況。上訴機構肯定了這一觀點，同時指出應當同時尊重各成員方的稅收主權。
同時，專家組提出針對特定法人的稅收減免情況，如果不是該法人符合該減免的條件，則應當對其征收稅收。上訴機構在此案中認同了這一測試，但是同時表示該測試在運用時應當結合特定國家整體稅制的綜合情況進行考量。
3 美國對華反補貼案對中國稅收補貼的認定
2007年2月，我國首次受到其他成員方就出口補貼問題向WTO提出的申訴，該申訴由美國提起。最終，我國與美國達成諒解備忘錄，我國承諾在2008年1月1日前永久性取消美國所指控的出口補貼。
2006年美國商務部決定對原產于中國的銅版紙展開反補貼調查開始。自我國承諾取消禁止性補貼之日，也就是2008年1月1日，美國對華展開的反補貼調查更甚。從美國對華展開的反補貼調查來看，其反補貼申訴主要針對以下幾點： （1）企業所得稅的減免；（2）增值稅退稅或者進口關稅退稅。其中，針對企業所得稅減免的反補貼申訴可以分為兩類，2008年1月1日之前和之后的案件。
轉貼于
3.1 調查期間在2008年1月1日之前的案件
調查期間在2008年1月1日之前的案件的主要特點就是，對生產型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的申訴，我國政府和相關企業多從專向性上做出抗辯。這些抗辯毫無例外的全部被認定為不能成立。美國在檸檬酸和檸檬酸鹽反補貼案的備忘錄中指出，中國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只適用于非國內企業，根據聯邦法律，應當認定這種稅收優惠是給予“特定企業”的。雖然在之前的案件中，美國貿易委員會認為對“中小型企業”的稅收優惠不具有專向性，但是“外商投資企業”和“中小型企業”是不同的。
3.2 調查期間在2008年1月1日之后的案件
2008年1月1日之后的案件，有些沒有對稅收優惠進行申訴，有些案件涉及到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但是申訴方和應訴方爭議的焦點是2008年1月1日之后我國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是否終止。我國沒有進行抗辯。美國對我國在2008年之后終止稅收優惠的做法的態度是判斷這種調整是否是構成《美國聯邦規則》中規定“項目終止”。確定這種“項目的改變”是否構成“項目終止”的標準為：被終止的項目不存在“剩余利益”，并且目標項目被終止后，沒有“替代項目”代替被終止的項目構成補貼。
以現在美國在對華反補貼案中的做法，被終止項目是否存在“剩余的利益”是美國針鋒相對的焦點。對這一點的反駁主要有以下兩個角度：
第一，缺乏證據證明舊的稅收優惠制度已經終止。美國在多個案件中認為，我國政府在實地核查時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證明被終止項目不存在剩余利益，例如后拖式草地維護設備及零部件反補貼案。其中在后拖式草地維護設備及零部件反補貼案中，美國貿易委員會指出，“美國調查官員在進行實地核查時，要求中國政府提供證明增值稅超額退還不存在的證據，但是北京稅務官員無法提供這樣的證明。在向家山市稅務官員索要證據時，該稅務官員認為提供這樣的證據會泄露商業秘密，因此拒絕提供。” 因此，美國認定在證據不足，并且中國負有舉證責任的情況下，認為項目終止存在“剩余利益”。我國政府在鋼格板案中提供了《關于停止執行企業購買國產設備投資抵免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但是美國貿易委員會認為我國政府提供的這份文件與其要求不對應，不予采納。
第二，新企業所得稅法中對舊的稅收優惠制度的過渡安排。我國新的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采用了一種過渡安排。美國認為這種過渡安排仍然賦予相關企業“剩余利益”。但是美國對于這個觀點并沒有進行深入的論述。例如，在檸檬酸和檸檬酸鹽案中，美國貿易委員會指出“中國政府在項目終止日期之后仍然賦予相關企業利益”，但是并沒有相關的論述。美國貿易委員會在多個案例中還強調“項目終止”是普遍的，意圖排除單個企業提供的證明利益不存在的證據的適用。美國貿易委員會認為“即使能夠證明某個企業在項目終止日期之后沒有收到稅收優惠的利益，但是其他企業仍然能夠收到稅收優惠的利益，因此項目終止的實際情況并沒有達到《美國聯邦規則》的要求”。美國貿易委員會在鋼格板案中表達了相同的觀點。
綜上所述，現在美國對我國的反補貼案件中關于稅收制度的申訴主要是關于我國舊的稅收優惠制度的過渡安排。這一問題的關鍵是舊的稅收優惠制度具有專向性。
4 國外對華反補貼的應對
4.1 立法上的應對
綜上所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中關于稅收優惠的過渡安排被認為是稅制改革不完全的標志。另外，新企業所得稅法在第四章規定了稅收優惠制度。第27條規定：“企業的下列所得，可以免征、減征企業所得稅：……（三）從事符合條件的環境保護、節能節水項目的所得；（四）符合條件的技術轉讓所得；……。”從該條規定來看，3、4項規定的所得稅減免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環保、技術發展。符合《SCM協議》第8條不可訴補貼的規定，但是由于不可訴補貼的條款失效，因此這些補貼都落入了可訴性補貼的行列，這兩項有可能和前兩項一樣遭到可訴性補貼的申訴。
這些有關稅收優惠的條款在法律上沒有與出口實績相聯系，不違反WTO項下有關禁止性補貼的相關規定，但是在實踐中，由于審批標準的不透明，可能會構成事實上的出口補貼。
4.2 應訴策略
據上所述，專向性的認定問題是是否構成補貼的一個基本點。由于我國對生產型外商投資企業的所得稅優惠針對的對象主要是生產型外商投資企業，因此適用屬于SCM協定第2.1條規定的以企業或產業為標準的補貼。由于我國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及其過渡政策明確的規定在企業所得稅法中，因此應當適用第2.1（a）條和第2.1（b）條規定的法律上的專向性。筆者認為我國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抗辯：
（1）專向性問題的關鍵點在于對“一組企業或產業”的理解。
SCM協定中并沒有對“一組企業或產業”進行進一步解釋。有學者考察了GATT的締約歷史，指出了締約方對于這個問題的一個基本共識，即“該協定所指的專向性是與產業專向性密切相關的。”在實踐中，專家組在報告中涉及到專向性問題時更傾向使用“產業”這個詞。而美國認為“外商投資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不同，因此具有專向性是與合理的解釋不相符的。
（2） 我國稅收優惠政策以及過渡性措施都是在立法中有“客觀的標準或條件”，并且在執法中得以嚴格的遵守，符合SCM協定第2.1（b）條規定排除情況。
我國在美國對華銅版紙案中也確實提出過這樣的抗辯。美國認為一旦認定了法律上的專向性，那么就不需要考慮是否有“客觀的標準或條件”。很顯然，美國的論述是與SCM協定相左的。SCM協定第2.1（b）條規定，如果成員方在立法中明確規定了獲得補貼的“客觀標準或條件”，相關主管機關有義務對“客觀標準或條件”進行調查。如果這種“客觀標準或條件”符合第2.1（b）條的規定，應當將這種情況作為排除情況，認定補貼不具有法律上的專向性。美國的這種做法顯然是錯誤的。
論文摘要:所得稅的收入是我國財政收入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占全部財政收入的20%以上，其地位，僅次于流轉稅而居第二。所得稅是對利潤的征稅，所得稅具有稅負不轉嫁、不隱匿，稅負公平，調節力度強的特點。現行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存在問題，對經濟的產生影響，需要完善現行所得稅制度。
所得稅是以所得額為課稅對象而課征的一類稅種的總稱。所謂所得額是指納稅人在某一納稅年度的收人總額減去稅法規定準予扣除項目金額后的余額。我國對所得額的征稅分為法人所得稅和自然人所得稅。從我國現行稅制的設置來看，第一層次的調節是流轉稅，它是對銷售收人的征稅，一般是按全額或增值額征稅，如消費稅、營業稅、增值稅;第二層次的調節是所得稅，它是對利潤的征稅，一般是按純所得征稅，因為流轉稅和所得稅的納稅人是同一人，若流轉稅按全額征稅，所得稅必然按凈額征稅，以避免重復征稅;第三層次的調節是財產稅，它是對財產的價值或數量征稅，在整個稅制體系中，是輔稅種，以彌補流轉稅和所得稅課稅的不足。所得稅作為整個稅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不同于其他稅類的特點:1.稅收負擔的直接性。所得稅一般由企業或個人作為納稅人履行納稅義務，而且稅負最終由企業和個人承擔。由于納稅人就是負稅人，稅負不能轉嫁，所以被稱為直接稅。直接稅的最大優點是政府對誰征稅、誰就繳稅，能達到政府預期的稅收政策目標。2.稅收分配的公平性。所得稅如果采用累進稅率征稅，能體現量能負擔的原則，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無所得不征。所謂累進稅率就是隨所得增長而逐級遞增的稅率制度。它的最大特點是矯正貧富差距，緩和階級矛盾，穩定經濟，達到稅收公平的目的。3.稅收征收的公開性。所得稅是直接稅，一般不轉嫁。所得稅在征收方式上一般由企業或個人申報繳納，采用按年計算，按期預繳，年終匯算清繳，多退少補的方法;在征收環節上選擇收人分配環節，是對利潤的征收，所以，所得稅征收具有公開性、透明度強的特點，易于征納雙方貫徹稅收政策。4.稅收管理的復雜性。所得稅是對所得額的征稅，不論是企業或個人都要核算自己的純所得額，相對比較流轉稅對銷售收人計稅而言，所得稅的計算顯得復雜，核算水平高，征收管理的成本高，難度大，所以所得稅客觀上要求整個社會有較高的信息化、核算水平和管理水平，才能將稅款及時、足額、穩定人庫。5.稅收收人的彈性。所得稅是以所得額為征稅對象，而所得額是隨國民經濟的發展變化和國民收人的變化而變化，因此，收人可靠。同時，所得稅采用累進稅率，能夠自動適應國民經濟周期的變化，隨經濟的繁榮和經濟衰退而發揮穩定器的作用，促進國民經濟穩定增長。我國現行所得稅制主要設置三個稅種，即企業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以下簡稱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1994年所得稅制改革，第一步先將性質不同的內資企業所得稅歸并，統一開征企業所得稅(對內資企業使用);保留1991年7月改革的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對涉外企業使用)，第二步，將內、外分設的企業所得稅統一。個人所得稅的改革，將對中國公民和外籍公民分設的三稅合一，統一開征個人所得稅(內、外統一)。1994稅改至今，已經9個年頭，所得稅在組織財政收人，特別是調節經濟、縮小貧富差距、緩和階級矛盾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國家綜合國力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賴于稅收的貢獻，但所得稅在運行中也存在一些問題，有待于改革。
一、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存在問題及對經濟的影晌
(一)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也稱法人所得稅，是對企業的所得額征收的一種稅。我國的法人所得稅有兩種，它們是內資企業所得稅和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這兩個稅種的共同點是:第一，兩稅種都是對利潤所得的課征;第二，兩稅種的名義稅率是一樣的，內資企業所得稅的稅率是所得額的33%，而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的稅率是所得額的300!0(中央)，所得額的3%(地方)，綜合稅率為33%。而兩稅種的不同點是:
1.在所得稅收制度上內外資企業不一致，內外資企業分別適用兩套稅法。內資企業適用企業所得稅涉外企業適用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對法人利潤征稅采用內、外兩套稅法，一是違背了稅收公平原則，特別是加人wto一年后的今天，仍用內外兩套稅法的作法，有悖于國民待遇原則。二是內、外兩套稅在具體執行時，易造成誤解，甚至是稅收歧視。三是內外兩套稅法不利于企業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
2.內外兩套稅法，確認所得額時稅前扣除執行標準不一樣。在扣除所得項目和比例上內資企業遠遠低于涉外企業，使涉外企業扣除項目金額多所得額少，從而稅金也就少了，比如壞賬準備金的提取比例，內資企業是年末應收賬款的5%，而涉外企業是年末應收賬款的3%，象計稅工資、計算折舊的殘值率、捐贈的扣除等扣除比例均不一樣，存在內資低、涉外企業高的現象。其結果外商稅負輕于內商稅負。
3.內外兩套稅法，稅收優惠政策不一樣。我國是在“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政策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建立涉外所得稅制，90年代初將涉外稅制進行歸并，建成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至今。當時中國為了大量吸引資本和技術，對外商規定了諸多稅收優惠條款，比如:稅率的優惠，特區減按巧%或24%征稅，生產性企業的二免三減半;再投資退稅;加速折舊等優惠。這些僅對外商用，這是非常英明和正確的，但今天情況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政治、經濟穩定、投資的硬、軟環境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所以要適時調整。
4.內資企業所得稅本身的有些稅收優惠政策有些滯后。比如為支持發展第三產業的稅收優惠，象副食品廠、服務業等等，過去是人民必須品，收費標準低，行業盈利少，免稅鼓勵其發展，而現在某些副食品、成了人們的調味品，價格上漲幅度很高，利潤客觀，可以取消減免稅優惠政策。
5.內、外兩套所得稅在保護環境、促進科技進步方面的稅收優惠政策取向上，用直接優惠多，而間接優惠少。西方國家在保護環境，促進科技進步的稅收政策方面，有的是單獨立法征稅、有的使用間接優惠為主，直接優惠為輔。比如美國關于企業虧損彌補規定，可以向前三年，向后7年彌補，比較靈活;關于科技投資，超過一定百分比，可在所得稅前列支部分投資等等。我國是利用廢氣、廢渣、廢液產生的利潤，在計算所得稅時允許稅前列支，基本上是有利潤才扣除，不與企業承擔投資部分風險，不利于企業積極從事環保，科技方面的投資。
(二)個人所得稅
1.個人所得稅實行分項課征制。國際上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有三種類型:一是總額課征制，如美國;二是分項課征制(我國);三是總額和分項課征制(如西歐一些國家)。一般財務會計核算水平高，納稅意識強，金融發達，非貨幣化程度高，電子貨幣使用普遍，征管手段高的國家，采用總額課征制，反之，易采用分項課征制。我國采用分項課征制，是符合當時的條件的，但時至今日，存在的問題:一是分項課征制，即分項確定收人、分項扣除、分項計算，易使納稅人收人化整為零，解收人，逃避稅收。二是分項課征制，在稅率制度上，不利體現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無所得不征的累進稅率制度，不能真正體現公平原則，不能體現富人繳稅，窮人享受福利的思想。
2.個人所得稅征稅范圍過窄，調節力度有限。
3.個聲沂得稅免征額過低，易使富人稅變成窮人稅。
4.個人所得稅工資所得采取個人申報繳稅，未考慮家庭人口間題，生計費扣除標準一樣，有失公平。
5.個人所得稅在征收方面存在一是公民納稅意識差;二是征管手段落后;三是收人多樣化且采用現金結算多;四是個人財產收人不明晰，不確定，所有這些因素都影響了個人收人所得稅及時、足額人庫，使應收的稅款收不上來，出現富人不繳稅、少繳稅，窮人繳稅的現象。
二、完善所得課稅的對策
(一)完善企業所得稅稅制
1.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制。依照國民待遇原則，以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為基本標準改革現有企業所得稅，實現內外兩套稅法的合并。改革要按統一規范的原則進行.科學界定納稅人和征稅范圍，統一稅基、統一稅率、統一優惠政策，參照國際慣例，規定稅前扣除范圍和標準，重點清理并消除帶有歧視性的稅收政策，解決好外資企業優惠多于內資企業，非國有企業優惠多于國有企業的問題，實現對、外資企業的稅收平等待遇，提高內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2.完善我國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除保留特定區域(如我國西部地區)優惠政策外，逐步取消其他地區性優惠政策，為不同地區和各類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取消內資企業對第三產業已到期的優惠政策。同時，根據國家產業政策導向，對高新技術產業、新興產業、實行稅收優惠，推動產業的優化和升級。
3.所得稅的優惠方式由已往以直接減免稅為主，間接減免稅為輔改為間接減免稅為主，直接減免為輔的方式，參與企業投資風險，鼓勵科技進步，間接減免稅的方式有加速折舊、投資抵免、費用扣除，科研開發基金等優惠方式。
(二)完善個人所得稅稅制
1.改分項課征制為總額和分項課征制。這一模式的具體做法是，在進一步規范目前分類所得的基礎上，先以源泉預扣的辦法預征分類所得稅，在納稅年度終了時，由納稅人申報其全年綜合的各項所得，由稅務機關核定其應稅毛所得額，調整所得額和應稅凈所得額，并據以計算出年度應納稅額，對年度內已納的稅額作結算調整，多退少補。這樣做一是符合我國國情，二是將多元化收人納人個稅的總控管理，以利于公平稅收。
2.擴大征稅范圍，嚴格控制減免稅。現行個人所得稅的課稅范圍過窄，僅例舉項，應適時擴展。對于一些個人的福利收人和從事農、林、牧、漁等個人收人超過扣稅標準的所得應列為征稅對象。對屬于常規課稅項目的國債利息，省政府和部委以上單位的獎勵，股票轉讓等應考慮納人計稅范圍。取消對偶然所得中一次中獎收人不超過1萬元免稅的規定。個人投資人股的股息、紅利征收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征收有重復征稅之嫌。具體解決辦法，國際上有三種做法:一是采用歸集抵免法;二是對利潤征了所得稅的，不再征個人所得稅;三是采用低稅率征稅。據我國個人所得稅征管現狀，采用第三種方法，在征收企業所得稅后個人分得的股息、紅利所得，計算個人所得稅時，由現行稅率20%調低至10%或5%，以降低個人投資所承擔的過高稅負，減輕重復征稅，刺激個人投資。
3.合理確定費用扣除項目和扣除標準。扣除項目應包括納稅人為取得納稅所得發生的支出，基本生計費用和特別扣除費用，扣除標準要考慮納稅人的婚姻狀況、賭養人口、年齡和健康狀況、醫療、教育費用等因素，并根據收人、物價水平等因素適時調整，以體現公平原則。
4.提高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由800提高到1500元，以真正體現富人繳稅、窮人享受福利。
5.提高公民納稅意識。要讓每位公民知道，小偷偷的是別人的錢，而偷稅偷的是國家錢也是大家錢。所以要大力宣傳稅法、執法、守法。對于違法者，嚴懲不怠。完善代扣代繳與自行申報制度，建立納稅人編碼制度。個人所得稅改革成敗的關鍵在于建立健全個人所得稅稅源監控機制。要在繼續完善代扣代繳與自行申報制度的基礎上，盡快建立納稅人編碼實名制。以信息技術手段為支持，加強與銀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海關、公安、法院的配合，對納稅人的賬戶、號碼等實行全面的監控，防止稅源流失。
(三)加大稅收優息政策的科技導向
[關鍵詞] 外商直接投資 出口商品 商品結構 演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對外貿易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取得了蓬勃發展。 2005年，我國僅次于美國和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大FDI流入國，同時我國的工業制成品在出口商品中比重不斷增加，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得到優化，但也存在著值得關注的問題。
一、外商直接投資發展現狀
國際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FDI功不可沒，直接投資已經滲入到了工業制成品、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等領域，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從表1可知，1985年后我國引入外資，1990年實際使用外資34.87億美元，1995年我國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1985年FDI總額翻了九翻多，增至375.21億美元。我國利用外資從從數量小、范圍窄、限制多的試點階段逐漸發展到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全面開放格局。
表 利用外資概況項目:個 金額：億美元
二、我國出口商品結構演變
1.FDI未引入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
改革開放前，我國是以農業為主導產業的國家，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相對較弱。之后，國家出臺了一系列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高新技術產品初見端倪，我國出口商品結構隨之發生變化。1980年～1985年間我國貿易結構初級產品占比重較大，1990年初級產品出口占我國出口總量的25.6%，比1985年降低了近一半，工業制成品和機電產品出口有很大的增長。1995年我國才有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6.8%，初級產品出口卻降至出口總額的14.4%。我國在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經濟發展中，出口商品結構發生了變化。
2.FDI涌入下我國出口商品結構
外商對我國進行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工業制成品中的加工制造業,主要以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為主導。我國出口商品模式從以出口初級產品、低技術工業制成品為主演變成以出口低、中、高技術工業制成品為主。從演進趨勢來看，高、中技術工業制成品在我國出口中的地位已經上升，而低技術工業制成品的出口在下降。
三、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
1.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分析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出口商品結構有明顯改善,表現為出口商品中的工業制成品比例、機電產品比例和高新技術產品比例上升。
(1)工業制成品出口比例高。20世紀90年代以來，工業制成品占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從1990年的74.4%上升到2005年的93.6%。由于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增長很快,因此以制成品出口為主的外資企業出口，對我國商品出口增長產生了正相關效應。
(2)機電產品出口比例高。90年代以來,中國出口商品結構變化的另一個重要指標,是機電產品占出口商品的比重持續上升。外商投資企業機電產品的出口比例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001 年，機電產品占全國出口商品總額44.16%，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額中，機電產品所占比例已達57.15%，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3)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迅速增長。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長很快。1996年～2001年間，我國年均出口增長速度為12%，同期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長速度高達29%。據統計，到2005年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份額占我國出口總額的28.6%，所占比重在出口貿易中顯示了明顯的地位。
2.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企業和市場的影響
(1)FDI對我國企業發展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展開的一系列供應、生產、加工和銷售影響著我國企業類型的演變。外商投資企業通過運用先進的技術設備，高效的輔助系統和高水品的生產管理及營銷人員大大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產品質量和服務，使得我國進入機電及高新技術行業的門檻提高，阻礙了我國企業的發展和影響企業類型的演變。然而,深入的分析還會使我們發現一些問題。到2002 底，外商獨資企業已占據“半壁江山”，僅從數字上看到出口結構的改善，而不注意其后隱藏的我國企業健康發展的深層次問題，后果將是嚴重的。
(2)FDI對我國市場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是以市場控制為目的。由于外商直接投資中的西方跨國公司在資金、技術和營銷管理上表現出極大的競爭優勢，其各種產品的出口份額呈現出逐年遞增的態勢，而我國企業出口份額逐年萎縮，經營狀況日益惡化，造成國內產業蕭條的長期后果只能由自己消化解決。
四、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存在問題及對策
1.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存在的問題
(1)商品的要素稟賦沒有實質性改變。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中，雖然工業制成品比重已經超出了初級產品，但是仍以“雜項制品”和中低技術的“機械運輸設備”為主。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基本上是“以量取勝”，即通過增加出口商品的數量來擴大出口。
(2)產品技術含量不高，結構不合理。我國目前出口的制成品大多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淺、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仍然很少。具體表現:紡織品出口比重過高，遠遠超出世界平均水平，機電產品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比重大大低于發達國家。
(3)工業制成品層次較低。就機電產品而言，發達國家均以技術與資本密集型的“高、精、尖”機械設備為主，我國機、電、儀設備在機電產品中所占比重雖然也上升到90%左右，但技術含量和知識含量都較國外有較大差距。
(4)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產品比重處于劣勢。2003年，OEC國家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其出口的比重平均達到40%，而我國僅為25.2%。我國每年高新技術成果的轉化率約為20%，,其中形成規模效益的只占15%，僅占成果總量的3%。
2.合理利用外資，改善出口結構的對策
(1)改善出口結構應從引導外資的流向入手。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改善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同時也帶來一定的負效應，突出的是外資流入的不均衡，引起了相應產業的不均衡發展，以及出口商品比例的不均衡增長。應該從引導外資的流向，從而改善商品的出口結構。
(2)增強自身出口競爭力是我國利用外資改善出口結構的真正目的。我國在利用外資的時候必須把握一個“度”的問題。依靠外商直接投資來傳遞國際經濟發展的變化，建立我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主導產業，從而輻射帶動國內其他產業的發展，在優良產業結構支撐下使我國出口結構達到持續的優化升級。
(3)優化外商投資軟環境。首先是保持政策環境、法律環境的一致性、連續性,提高其透明度；其次是要完善服務環境，加強政府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服務功能，提高政府部門的服務效率，完善服務體系，并依法加強管理，使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實現良性互動。
(4)加強對外商投資企業進口的監督管理。尤其是對以實物投資方式進口的設備、生產線，要進行嚴格審查。在合作中掌握核心技術，提高合資產品的國產化程度，擴大生產設備和部件的國內生產、采購比例。在經濟協調發展的基礎上促進出口結構的優化，使得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真正能反映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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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變更居民身份避稅法
指一個國家稅收管轄權下的納稅人遷移出該國，成為另一個國家稅收管轄權下的納稅人，或沒有成為任何一個國家稅收管轄權下的納稅人，以規避或減輕其總納稅義務的國際避稅方式。他們采取不購置住宅、出境、流動性居留或壓縮居住時間等方法來避免成為任何一國的居民，以逃避稅收。
（二）轉移定價避稅法
轉讓定價是指有聯屬關系的企業法人之間，在相互舉借貸款、銷售商品、提供勞務和轉讓無形資產等經濟往來中，所制定的價格，也稱劃撥價格。這是目前跨國公司在世界范圍采取的一種非常重要的國際避稅方法。其基本作法是：高稅國企業向其低稅國關聯企業銷售貨物、提供勞務、轉讓無形資產、提供貸款時制定低價；低稅國企業向其高稅國關聯企業銷售貨物、提供勞務、轉讓無形資產、提供貸款時制定高價。這樣，跨國公司的利潤就可以從高稅國轉移到低稅國。
（三）新的苗頭
其一是境外中介機構，包括承接留學、法律、會計業務的機構在國內設立辦事處的有關征稅。由于這些業務所簽訂的合同定金較少，而營業收入主要在境外結算，國內行政機構往往只能按合同金額計稅，而無法得到這些機構在境外收到的、源于境內收入的資料，所以不能征得所有應繳稅款。其二是境外公司在境內舉辦會展的有關征稅。由于境外公司未在境內注冊，而在境內提供服務所得收入也多在境外結算，加上會展期短，國內行政機構無法取得收費明細表，進行依法征稅。
二、跨國避稅在我國盛行的主要原因
（一）政策法規不科學和不健全
以分析我國目前的轉讓定價稅收制為例，我國采取了國際上通行的正常交易原則，規定了一套轉讓定價的調整方法，從表面上看，其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似乎已和國際慣例接軌。但是，面對錯綜復雜的轉讓定價的問題以及我國特有的國情，我國的轉讓定價稅制立法還是過于簡單，實踐可操作性較差。
（二）管理體制的缺陷
對轉讓定價問題的管理需要工商、計委、稅收、海關、外貿、商檢等多個部門分工協作，密切配合才行。然而在我國個部門之間“缺位”與“越位”的想象嚴重，導致有些監督管理項目部門之間相互撞車，有些監督管理項目又無人負責，形成真空。國外通過賄賂有關負責人員來達到少交稅、少交費的事情多如繁星，灰色交易猖獗。
（三）人才的缺乏
我國既欠缺企業經營管理人才，也缺乏專門的轉讓定價稅收管理人員。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由于缺乏同外商打交道的經驗，致使合營談判中中方讓步過多，一些不正當權益沒有竭力爭取，使實際支配權都在外放手里，從而使外商更容易實現轉讓定價。轉讓定價管理人員在對外商投資企業的查賬審計中缺乏熟練的技能，致使外商投資企業能輕易的避過稅務當局的查處。
三、國際避稅的影響
我國在國際避稅問題方面還存在其他一些問題，如信息的缺乏，思想上的誤區，國際稅收交流的缺乏等等，面對如此多的問題，在中國作為第二大外商投資國家（僅次于美國），反避稅手段又遠遠遜于美國的情況下國際避稅給我國帶來極大的危害。
（一）破壞稅收公平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在國際市場上，稅負公平是影響競爭勝負的一個重要因素，那些通過轉讓定價避稅的納稅人，由于其實際稅負低于一般正常稅負水平，因而獲得某種不正當的競爭優勢，這就違背了稅負公平原則，使那些誠實守法的納稅人陷于不利的競爭境地。而且，國家為了籌集足夠的財政收入，滿足國家開支的需要，不得不提高稅負或增設新稅，而加重了其他納稅人的負擔。久而久之，則會使避稅活動在社會上蔓延，使財政稅收蒙受更大的損失，最終將影響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二）引起國際資本的不正常流動
在跨國投資經營活動中，跨國納稅人往往利用關聯企業間的轉讓定價，控制企業利潤的流向以逃避有關國家的納稅義務，結果會造成國際資本流通秩序的混亂。這不僅損害資本輸出國的稅收利益，也使有些資本輸入國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不得不采取外匯管制措施，限制本國資本的外流，從而對正常的國際資本流動產生消極的影響。
（三）中方合資者、合作者的利潤被侵吞
合資企業的利潤分配機制本身即構成跨國公司操縱轉讓定價的誘因。即使合資企業經濟效益顯著，外方母公司最多也只能從稅后利潤中按股權比例分得一部分，其余部分歸當地合作者。因此，跨國公司往往傾向于在合資企業最終利潤形成之前操縱各種內部化的資金轉移渠道，提前獲取收益，借此從合資企業中攫取比投資股權大得多的利益份額，導致中方投資者的利潤被轉移到海外而蒙受損失。
四、對我國反避稅工作的建議
（一）提高對反避稅的認知
外商通過關聯企業間的業務往來，利用轉讓定價轉移利潤，規避稅收的現象如不有效遏制，任其繼續蔓延，就會從根本上動搖稅基，破壞公平稅負原則，不利于擴大開放，吸引外資。因此，開展轉讓定價稅收管理工作，是堅持依法治稅，維護國家權益的具體體現，有利于貫徹公平稅負原則，保護外商投資者的合法利益。
（二）進一步完善稅收法規
在現今法制社會，法律已成為約束人們主要行為的規范。從上面可以看到，我國在轉讓定價立法方面的缺陷，針對這些缺陷我們要逐個突破。
（三）改革管理機制，加強部門之間的協作
各級稅務機關要充分運用電視、報刊、廣播等輿論工具，從依法治稅的高度，大力宣傳轉讓定價稅收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增強各級黨政領導及有關部門對開展轉讓定價稅收管理工作的認識；要主動向當地政府匯報，爭取黨政領導的支持；要主動與外經貿、海關、物價、工商、商檢、銀行、公安等部門聯系合作，共同維護稅法的嚴肅性，維護國家的稅收。
（四）加強專業人員的培訓工作，確保人才穩定
專職人員不僅要具備熟練的審計、查賬技能、較高的政策業務水平及高度的責任心，同時要掌握一定的國際經濟貿易知識，熟悉國際稅收、西方會計，具有一定的外語基礎。國家或企業應每年有計劃地組織舉辦業務骨干培訓，并逐步形成規模，經過專業培訓的人員，列入轉讓定價稅收管理人才庫管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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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有害稅收競爭 反避稅 涉外稅收 企業所得稅
自1998年OECD提出“有害稅收競爭”這一概念以來，稅收理論界就稅收競爭是否“有害”進行了激烈的討論，OECD認為，確實存在有害稅收競爭的措施和行為，特別是在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也存在，而避稅港則是有害稅收競爭的主要策劃者。2006年OECD了《OECD有害稅收競爭項目：2006年成員國最新進展》報告，總結了反有害稅收競爭行動所取得的成果，也標志著OECD的反有害稅收競爭行動暫告一段，但是，OECD對有害稅收競爭活動的研究為我國的涉外稅收敲響了警鐘。
一、我國外資投資企業的投資現狀
據統計，截至2008年2月底，我國累計批準設立外資企業639605家，實際使用外資8038.8億美元。今年1－2 月，對華投資前十位國家/地區（以實際投入外資金額計）依次為：香港（76.71億美元）、英屬維爾京群島（33.9億美元）、新加坡（8.07億美元）、日本（7.62億美元）、韓國（6.96億美元）、美國(6.9億美元）、開曼群島（6.53億美元）、薩摩亞（5.05億美元）、臺灣（3.73億美元）、毛里求斯（3.1億美元），前十位國家（地區）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占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的87.47%。①
誠然，引進的外資為我國經濟的騰飛做出了巨大貢獻：2007年我國稅收收入達49442.73億元，涉外稅收總額約占22%。②然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有害稅收競爭對我國造成的負面影響不可小視，表現為部分跨國公司利用在香港、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新加坡和薩摩亞等避稅港設立的公司與在我國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之間的關聯交易，進行轉讓定價，形成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大范圍虧損局面，目前我國外企的虧損面在50%左右。有害稅收競爭實踐的存在為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的避稅活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而其所產生的惡果就是我國應得稅收收入的巨額流失，影響稅收作為我國經濟調控手段作用的發揮。
二、美國反避稅措施借鑒
美國是較早制定反避稅措施的代表國家，為開展有效的反避稅工作積累了很多經驗。
第一，從立法層次保障反避稅措施的實施。1954年頒布《國內收入法典》針對反避稅制定了專門條款。其主要措施有:（1）交易價格的確定：稅務部門有權決定，在聯屬企業各納稅人之間必須按“正常交易原則”適當分配毛所得額，扣除抵免額，以明確反映出各有關聯屬納稅人各自的實際所得額。（2）避稅地的規定：美國沒有對避稅港下定義，但《國內收入法典》里把避稅港一詞適用于具有以下某個或多個特征的國家和地區：不征收所得稅或稅率比美國的所得稅低；銀行高度保守商業秘密，甚至不惜違反國際公約的有關規定；銀行或類似活動在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有發達的現代通訊設施；對外幣存款沒有管制；大力宣傳自己是離岸金融中心。③
第二，簽訂國際稅收協定以防范偷逃稅和避稅。美國1984年根據雙邊稅收協定，與17個國家交換了情報，收到外國文件84萬份，送往外國的文件50萬份，有力地打擊了國際偷逃稅和避稅活動。據有關資料介紹，目前美國已與30多個國家簽訂了雙邊稅收協定。
第三，加強稅收的征收管理。在納稅申報制度上，美國嚴格要求一切從事跨國經濟活動的納稅人及時、準確、真實地向有關國家稅務機關申報自己的所有經營收人、利潤、成本或費用收支情況。同時建立了完善的稅務報表會計簽證制度即申報的各類會計報表，一律都要經過注冊會計師的審核簽字。另外加大避稅處罰力度，如轉讓定價違法問題增加處罰規定，對調增所得稅凈額達500萬元以上的，按其調增額罰款20%-40%。
三、加強我國反避稅措施的完善
第一，完善我國的稅收立法。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避稅問題進行專門的研究，采取相應的防范措施，并在各自國家的稅法中得到反映。我國由于長期以來沒有提出過避稅概念，更缺乏專門的研究，所以現行的稅法中反避稅立法條款很不完善，在跨國納稅人普遍避稅的情況下，稅務部門顯得被動無力。令人欣喜的是，新企業所得稅法第六章“特別納稅調整”旨在制約各種避稅行為，是我國首次較全面的反避稅立法。本章在完善現行轉讓定價和預約定價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借鑒國外反避稅立法經驗，結合我國稅收征管工作實踐，引入了成本分攤協議、資本弱化、受控外國企業、一般反避稅規則以及針對避稅行為加收利息等條款。
第二，加強國際間的反避稅合作。隨著社會經濟的國際化和跨國公司活動規模的迅速擴大，跨國納稅人避稅目的日益明顯，使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單純依靠本國力量進行反避稅斗爭難度越來越大。要徹底遏制投資者的避稅行為，需有關各方面必須密切合作。于是以簽訂雙邊或多邊的國際稅收協定的形式進行國際合作，這就成為國際反避稅斗爭的一種重要形式。截至2007年11月，我國已對外正式簽署89個稅收協定，與香港、澳門簽訂了避免雙重征稅的安排。其中86個協定和2個安排已經生效施行，為促進我國企業對外投資構建了一個良好的國際稅收法律框架。
第三， 加強稅收征收管理。科學嚴密的稅收征收管制度是防范避稅行為強有力的保障。其一，完善現行納稅申報制度。從事跨國經濟活動的納稅人及時、準確真實地向國家稅務機關申報自己的所有經營收人、利潤、成本或費用列支等情況并提供和本企業有經濟往來（交易對象）相關的數據資料，同時依托計算機網絡的運用，稅務機關可以通過征管軟件和計算機網絡進行錄入、歸集、傳輸和審核對比，找出存在的問題和漏洞。其二，加強會計審計制度建設。對跨國納稅人的會計核算過程及結果進行必要的審核，以檢查其業務或賬目有無不實，不妥以及多攤成本費用和虛列支出等問題。其三，加大處罰力度。現行企業所得稅中，多數是責令有關企業限期改正，即便處罰也力度不大，使得企業存在避稅的僥幸心理。對此可以借鑒國外的處罰措施，加大我國避稅的處罰力度，令避稅企業望而生畏。
參考文獻：
[1]凌曼:2006，論有害稅收競爭的法律規制，湖南大學碩士論文
論文摘要：自2005年7月21日起,中國人民銀行宣布人民幣匯率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制度。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本文理論聯系實際,人民幣升值的根本原因，以及對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宏觀經濟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做了一定的分析，并且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建議。
一、人民幣升值的原因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經濟低迷、蕭條，許多西方國家面臨著通貨緊縮的巨大壓力。與一些發達國家情況正好相反的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國際收支的雙順差和不斷增加的巨額外匯儲備成為推動人民幣升值的直接原因。以美國和日本為首的西方國家認為中國的出口商以“不公平的低價”搶奪世界市場，因此要逼迫人民幣升值，并進而將這一經濟問題轉變為政治責難，向中國施加壓力。在國內外復雜的經濟與政治形式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外因
1.日本叫囂。2002年12月2日，日本副財相黑田東彥及其副手河合正弘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署名為《全球性通貨再膨脹正當其時》的文章；2002年2月22日，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在OECD七國集團會議上向其他六國提交通過提案，要求逼迫人民幣升值，這是該組織自成立以來第一次公開討論成員國以外的經濟問題。2003年3月2日，《日本經濟新聞》發表文章稱“中國向亞洲國際輸出了通貨緊縮”。日本政府認為中國向全球特別是亞洲國家輸出了通貨緊縮，這是日本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原因。由于中國出口急劇增長，國內物價水平下降，以及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導致國際市場上廉價商品的供應能力大大增加，導致日本國內物價下跌，同時日本總需求的不足，引起物價的進一步下降，從而發生通貨緊縮的危險，中國正在向保口日本在內的全世界輸出通貨緊縮。日本政府認為，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有責任為穩定世界經濟作出貢獻，也符合起自身利益，如果中國政府不能嚴格限制出口，那么為了扭轉國內通貨緊縮局勢，應該采取擴張型的貨幣政策，或者是讓人民幣升值。
2.美國施壓。2003年6月起，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外部壓力從日本轉向了美國。2003年6月合7月美國財政部長JohnSnow和美聯儲主席AlanGreenspan先后公開發表談話，希望人民幣選擇更具彈性的匯率制度，認為盯住匯率制度最終會損害到中國經濟。隨后美國的商務部長、勞動部長也發表了類似的觀點。此外，美國的一些利益集團，以健全美元聯盟為代表，在要求人民幣重估方面表現最為積極，美國方面有關情緒隨著斯諾9月的訪華而達到，這次訪問也被稱為“匯率之行”。美國方面希望人民幣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中國的貨幣操縱造成了美國嚴重的制造業失業問題。他們認為，中國、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為了獲得巨大的出口競爭優勢，故意操縱貨幣的匯率，尤其是中國人民幣存在著嚴重的低估現象。正是這一現象使美國的制造業發展出現萎縮，企業大量倒閉，帶來了嚴重的失業現象，到2003年6月美國的失業率已經達到了6.4％，其中90％的失業使制造業的失業，而且美國兌中國的貿易赤字在過去紀念里也大幅增加，中國由此累積了巨額的外匯儲備，到2004年底已經達到了6099億美元。所以說，中國需要為美國的經濟下滑和失業增多負責，美國政府必須給中國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來督促人民幣升值。
（二）內因
1.實際有效匯率。據IMF估算,2002年人民幣相對于其他主要貿易伙伴的名義有效匯率下降了6%,而根據胡祖六(2003)的測算,從2002年2月美元從其匯率的最高點貶值到2003年6月,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已經下降了11%。自1994年中國實施匯率制度重大改革以來,根據國際組織的測算結果,人民幣一直存在低估的問題。1980至1997年我國GDP年均增長率達9.98%,1998至2004年,盡管先后受到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美日歐三大經濟體同時陷于衰退及非典的影響,但中國經濟仍然保持著7%到9%的高速增長。這無論是與同期發達國家比較,還是同發展中國家相比,都是領先的。中國經濟的穩定快速增長與世界經濟的低迷形成鮮明對比。這就表明人民幣有升值的趨勢。
2.購買力平價。“購買力平價”理論是一種重要的匯率決定理論。該理論認為,購買力平價(PPP),指一定時期內兩種貨幣的匯率是由兩種貨幣在本國國內所能購買的商品與勞務的數量來決定的。也就是說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的交換,實質上是本國貨幣和外國貨幣購買力的交換,長期均衡匯率是由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的購買力對比決定的。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人類發展報告》顯示,2005年中國人均GDP按名義匯率計算為1352美元,但若按購買力平價方法折算則為5791美元,即名義匯率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民幣匯率低估4.06倍。一般來說,購買力平價的計算僅涉及到可貿易商品,并且沒有考慮產品和服務質量的差異,因而容易高估發展中國家的幣值。但是,人民幣幣值即使沒有UNDP估算的那樣高,也不至于像現行的匯率那樣低。
3.國際收支。“國際收支決定論”認為,一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是影響匯率最直接的因素之一。當一國有較大的國際收支逆差時,對外匯的需求大于外匯的供給,本幣對外貶值;反之則會造成本幣升值。從國際收支狀況看,我國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收支從1994年人民幣匯率并軌以來一直維持較大的順差。特別是近幾年,我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流入國,每年FDI高達500億美元左右。這種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的狀況使得我國近年來的外匯儲備節節上升,已經超過了滿足正常支付所需的儲備水平。所以,根據國際收支狀況,人民幣也會產生升值趨勢。
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的綜合影響
（一）對外貿的影響。人們普遍認為,人民幣升值會擴大進口,限制出口,不利于國際貿易收支。因為人民幣升值以后,等量人民幣與從前相比,可兌換更多的外幣。對進口商來說,購買等量的進口商品需要支付的人民幣較以往更少,因此有擴大進口的需求。但對出口商而言,若商品以原先的價格在國際市場上出售,所得到的外匯換得的人民幣要比從前少,利潤將會減少;若以略高的價格出售以保證利潤,則減弱了出口產品的競爭力,無論哪種情況,都不利于出口商,因而出口將受限制。長期以往,即會出現貿易逆差。但事實上,由于近年來我國積極鼓勵加工貿易的發展,加工貿易已逐漸超過一般貿易,成為我國主要的貿易方式。加工貿易的特點是“大進大出”——增加出口的同時增加進口,人民幣升值雖然會有損最終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但卻能提高進口原材料的購買力,由此可從一定程度上彌補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不利因素。此外,出口彈性系數也改變了本幣升值給我國貿易收支帶來的影響。在目前的學術研究中,多數學者認同我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遠小于1,即我們出口商品價格提高的幅度會超過出口商品數量減少的幅度,因此,雖然出口產品的數量有所減少,但價格上的彌補使得出口的總額反而會提高。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04、05、06的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近三年來,我國的貿易收支,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規模都在擴大,而出口規模擴大的幅度大于進口,我國一直處于貿易順差狀況,且順差額不斷增大。由此推斷,人民幣升值短期內并不會改變我國貿易順差的現狀,更不會造成我國嚴重的貿易逆差。
（二）對就業的影響。人民幣升值對居民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物價與就業的影響上。從短期來看,人民幣升值后,我國商品出口競爭力減弱,出口產品的數量有所減少,在各出口企業生產能力不變的情況下,原本打算出口的產品囤積到國內市場,由此出現國內市場上,商品供大于求、物價下降的局面。此外,人民幣升值也直接反應為購買進口商品的價格下跌,鑒于此,國內同類或相似商品為增加自身的競爭力也調整價格,致使國內商品價格下跌。所以,人民幣升值會使得國內的商品物價下降,進一步還可能導致潛在的通貨緊縮效應。從長期看來,我國對進口需求的增加導致國際市場上供求關系的改變,使得國際市場的價格提高,從而又帶動了我國國內物價上漲。目前,受市場供給、國際價格等其他方面因素的影響,我國的物價一直處于溫和上漲狀態,因此出現通貨緊縮效應的可能性不大。在就業方面,人民幣升值后,一方面,勞務輸出減少,國內勞動力資源增多。另一方面,短期內,國內市場商品供大于求,企業為爭取優勢,可能裁員、縮小企業規模以保持競爭力,因此,國內就業形勢嚴峻,尤其是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失業形勢較為嚴峻。所幸,目前我國人民幣升值的幅度不大,就業形勢總體良好,城鎮失業水平控制在4.6%之內。
（三）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人民幣升值將增加外商的投資成本。外商投資企業投資是以貨幣、實物及其它無形資產等形式投資的。人民幣的升值,以美元為股本金的外商投資企業,兌換人民幣的能力會減少,也就是外商投資的成本會隨著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投資的競爭力。但是,外商投資成本的增加,對于特定的項目來講,原來額定的投資規模所需的資金將不足,如果繼續實施該項目,會促使外商增資,擴大其投資規模。人民幣的升值會加速企業利潤分配和再投資,不利于現有外企發展。人民幣的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幣的國際競爭力,因此外商將會加速企業利潤分配,提高可分配利潤的匯出比例,據被調查的外商投資企業反映,自7月21日人民幣升值2%后,將利潤及時匯出,要比升值前多獲得2%的外幣。同時促使外商決策、實施新的投資方案,不利于現有外商投資企業擴大生產規模。邯鄲轄區8-12月利潤再投資10621萬元人民幣,占全年再投資的79%,而去年同期為零。如河北文豐鋼鐵有限公司,是2002年注冊成立的外商合資企業,該公司的外方柬埔寨榮豐投資有限公司,在2005年10月12日將2003年和2004年利潤所得9900萬元人民幣,再投資到唐山中厚板材有限公司。因此，人民幣的升值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外商的直接投資。
三、對策與建議
從短期來看，為了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可以考慮采取以下有效政策：進一步提高企業和個人持匯量；適當增加進口；適當下調存款利率；同國際社會多溝通交流以達成共識。從長遠來看，逐步放松資本項目外匯管制，建立一個符合我國國情的、有效的、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最終實現包括資本項目可兌換在內的人民幣自由兌換，是我國外匯制度的長遠目標。但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應從中國實際出發，根據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客觀要求來安排，循序漸進。
首先，需要完善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所需要的市場條件和制度安排。胡祖六博士主張要使人民幣逐步向有彈性的匯率制度過渡，銀行利率和貨幣體系應該分開，利率市場化；要加快銀行的改革步伐，提高銀行自身內部的風險管理能力；進一步進行金融改革，加強監管；大力發展金融外匯市場，進一步理順供求關系，穩步推進人民幣比可兌換進程，不斷提高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同時，著力培育人民幣遠期和期貨交易市場，大力發展匯率風險規避工具，增加企業應對外匯波動的手段。
其次，人民幣不可能直接選擇完全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可以考慮先逐步擴大匯率的浮動幅度，根據出口、國際資本的流動形勢，采取更具靈活性的調整措施。但需要保持相對平穩的貨幣政策，使相應的靈活性建立在整體平穩的基礎上。
最后，要加強同國際社會的進一步合作。在世界經濟、金融日益融合的今天，一國的匯率政策不再是孤立作用的，而是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各國之間的匯率政策就像是一場博弈，如果各國相互之間能進行良性協商，各國的利益才有最大化的可能。只有增加區域內和區域間的多邊合作，才能增強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才能在世界貨幣體系的演變中更好地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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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風險投資，退出機制
風險投資作為一種高風險高回報的資本運作方式，不僅對于促進資本市場的活躍有著積極作用，同時，對于我國的本土新興產業發展亦能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對于風險投資的運作機制簡單概括來說就是融資，投資，退出的循環往復。資本運作的目的是為了資本增值，風險投資的真正回報的實現是在退出過程中體現的。所以，退出機制是否完善，決定了風險投資能否成功取得收益。當今世界，無論是風險投資的發源地美國，還是較為發達的歐洲，或者我國港臺地區，其退出機制從具體來看也不盡相同，這主要取決于法律法規，資本市場的完善程度等因素，而中國是在80年代中期才正式開始有了風險投資，目前來看各方面的體制仍不夠完善金融論文，市場不夠規范，制約了風險投資的快速發展。本文針對的就是我國風險投資的退出機制，從現狀入手，尋找退出機制中存在的問題根源，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風險投資退出機制的建議。
一、投資退出機制的意義和作用
?風險投資的本性是追求高回報的，這種回報不可能像傳統投資一樣主要從投資項目利潤中得到，而是依賴于在這種“投入—回收—再投入”的不斷循環中實現的自身價值增值。所以，風險投資賴以生存的根本在于資本的高度周期流動，流動性的存在構筑了資本退出的有效渠道，使資本在不斷循環中實現增值，吸引社會資本加入風險投資行列。投資家只有明晰的看到資本運動的出口，才會積極的將資金投入風險企業。因此，一個順暢的退出機制也是擴大風險投資來源的關鍵，這就從源頭上保證了資本循環的良性運作。可以說，退出機制是風險資本循環流動的中心環節。風險投資與一般投資相比風險極高，其產生與發展的基本動力在于追求高額回報，而且由于風險投資企業本身所固有的高風險，使風險投資項目和非風險投資項目相比更容易胎死腹中。一旦風險投資項目失敗，不僅獲得資本增值的愿望成為泡影，能否收回本金也將成為很大的問題。風險投資家最不愿看到的就是資金沉淀于項目之中，無法自拔。因此，投資成功的企業需要退出，投資失敗的企業更要有通暢的渠道及時退出，如利用公開上市或將股權轉讓給其他企業、規范的破產清算等，以盡可能將損失減少至最低水平。
二、投資退出機制的方式
1、股份上市
首次公開發行上市(Initial Public Offering，簡稱IPO)作為國際投資者首選的投資退出方式，在我國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外商同樣可以通過股份上市的方式退出在華投資，而且已為一些投資者所采用。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和外商投資企業的實踐，就股份上市的退出機制而言可以采用境外控股公司上市、申請境外上市和申請國內上市三種途徑。
2、股權轉讓
股東對所持有的公司股權的轉讓權是公司法中的一項基本法律制度。在中國現行的外商投資法律制度下，境外投資者可以通過向所投資的外商投資企業的其他股東或第三方轉讓所持有的股權而退出原有的投資。根據進行股權交易的主體不同，通過股權轉讓的退出機制包括離岸股權交易和國內股權交易兩種情況。
3、其他退出機制
除了上述的退出機制之外，還有一些退出機制經常為一些境外投資者，特別是一些創業投資者(即風險基金，Venture Capital)在決定投資的同時作為退出機制條款列入投資協議論文格式。這些退出機制主要有管理層收購(MBO)、股權回購和公司清算等。
三、我國投資退出機制的不足
?根據資料顯示金融論文，我國風險投資退出方式中，上市所占比例為15%，相比較美國近幾年的發展趨勢顯得偏高，但是上市退出比例高并不是因為資本市場的活躍或者牛市所致，主要原因正是國內市場的不發達導致境外上市所占比例過高，其相當境內的1/2，這使得中國國內一些優秀的企業自愿長期游離在外，不利于本國風險投資的長期發展。兼并收購所占比重在所有退出方式中相對最高，截至2003年的累計數為37.4%，而03年新增退出中，收購的比例達到了40.4%，可見采取收購方式退出的項目比例正逐年增多。但是與美國相比較，相差了1倍，這其中的大部分是境內非上市或自然人收購，主要原因是法人股交易受限，并購通過現金方式而非股權置換，這就增大了交易難度。退出方式的單一也就使得回購和管理層收購的比例相比國際偏高。
三、建立和完善我國風險投資的退出機制
退出機制是風險投資體系的核心機制，是指風險投資機構在其所投資的風險企業相對成熟之后，將所投資的資金由股權形態轉化為資金形態，這涉及退出方式和退出場所兩方面問題。借鑒國外風險資本實現退出經驗的基礎上，結合目前我國資本市場的發育程度，可設計風險投資的退出途徑，分步建設我國風險資本的退出機制發展戰略，建立一個多層次的、有效的、完善的風險投資退出機制。
1、設立適合創業企業特點的二板市場。在證券交易流通市場中，區別于主板市場，專為高新技術中小企業服務而設立的面向公眾股東的資本市場稱為二板市場或創業板市場。二板市場是一國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主板市場的根本差異在于不同的上市標準和上市對象，其主要功能在于專門為具有成長性的高新技術創業企業開辟融資渠道和為風險投資提供退出渠道。因此，二板市場不僅為高新企業開辟了一條資本融通的入口，而且為風險資本退出創業企業提供了順暢的“出口”，以實現風險資本的增值和循環。 2、調整政策，建立和完善場外交易市場。前面提到，兼并收購和管理層回購也是風險資本退出的重要渠道，而大宗股權的轉讓依賴于一個完善的產權交易市場。但是，目前在我國從產權交易市場中退出風險資本且增值金融論文，或由其它企業并購創業企業是相當困難的。其原因在于：一是我國產權交易成本過高，目前在產權交易市場進行產權交易的成本遠遠高于股票市場的交易成本。過高的稅和費，使風險資本在投資不理想或失敗后退出較為困難，退出成本高，加大了投資的風險。二是盡管產權交易形式開始趨于多樣化，但是非證券化的實物型產權交易仍占主導地位，產權市場允許進行非上市公司股權交易的城市和地區并不多。三是產權交易的監管滯后，阻礙著統一的產權交易市場的形成，使得跨行業跨地區的產權交易困難重重。因而，在一定范圍內設立風險投資項目和風險投資企業的柜臺交易并調整政策，降低相關稅費，將有助于風險資本的順利退出，進而推動風險投資事業的發展。 總之，解決風險投資退出機制問題，必須通過多種渠道、多種方式加以解決。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我國應盡快建立創業板市場和柜臺交易市場體系，為不同發展階段的高新技術企業開辟退出渠道，為風險資本的退出搭建平臺，使之實現良性循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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