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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在社交媒體研究分析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Gartner稱，廣告收入是并將繼續是社交媒體營收最主要的貢獻來源。預計2011年和2012年的社交媒體廣告收入將分別達到55億美元和82億美元。廣告收入中包括了PC、便攜設備和媒體平板電腦等各種硬件平臺上的顯示廣告和數字視頻商業廣告的收入。
Gartner高級研究分析師尼哈古普塔(Neha Gupta)表示：“廣告客戶將開始從以前的‘一次性點擊廣告’向‘移動廣告’轉移，因此他們會將更多份額的廣告預算投放到社交網站上。這主要是因為社交網站在社交分析公司的援助下已經能夠開啟用戶之間的互聯數據結構，映射好友列表、他們的評論和消息、圖片和其他社會關系、聯系信息和有關媒體內容。”
為了便于計算社交媒體的營收，Gartner分析師明確了‘社交媒體’的定義，社交網站具體包括以下幾類網站：(1)因為與社區和社交活動有關的目的而創造、消費、推廣、、發現和共享內容的網站;(2)內容通常以文本、圖片或視頻等形式體現的網站;(3)可能自成一個封閉或開放平臺的網站;(4)表達的方向可以是單向的，也可以是雙向的。
社交游戲的收入將在2011年達到32億美元，2012年將增至45億美元。這部分收入包括社交網站直接利用它自主研發的游戲從用戶手中獲得的收入，以及將網站作為一個平臺借給第三方游戲開發商使用而獲得的收入分成。
古普塔稱：“我們發現社交網站在游戲創收方面發揮的是平臺的作用。也就是說，社交網已經發展成社交游戲的平臺。社交游戲最主流的盈利模式分為兩種，一種是廣告創收，一種是免費模式。免費游戲獲得的收入主要來自廣告或內置現金交易。”
預計2011年和2012年的社交媒體注冊服務收入將達到2.36億美元和3.13億美元。社交網站很少會收取注冊服務費用，大多只針對高級服務收費。某些專業社交網站如LinkedIn、德國的Xing和法國的Vladeo都會向用戶收取高級服務費。
關鍵詞：社交媒體;微信; 媒介依賴;人際互動
中圖分類號：G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5）02-0044-03
毫無夸張地說，媒介技術的進步帶來了社會的一系列變革。其中，社會交往方式算最主要的一個方面。自20世紀90年代起，網絡作為第四媒體從誕生之日起對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影響，無孔不入地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聯網的廣泛普及儼然建構出人們的“第二生活世界”，整個社會進入“網絡化生存”時代。特別是近幾年來，社交媒體作為媒介技術突飛猛進的產物得到了網民們極大的青睞。美國社交媒體專家布萊恩?索里斯（Brian Solis）在新書《社交網絡與博客》中這樣寫道：“有五分之四的活躍網民每天訪問社交網絡”。可見，社交媒體正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
社交媒體帶來的一系列生活方式的改變，也導致了一部分人產生了對社交媒體的依賴現象。2013年7月22日，作為當下社交媒體中最活躍也是火熱的應用―微信，發生了自上線以來最大規模的故障，波及全國多個地區。眾多網友紛紛詢問原因之余，著急、焦慮等情緒集中爆發，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網民對社交媒體的依賴。
美國著名傳播學家桑德拉?鮑爾―洛基奇和梅爾文?德弗勒在1972年提出了著名的媒介依賴理論，其考察的重點在于對報紙、廣播、電視這樣的傳統媒體進行探究。時隔40年后，媒介環境日新月異，特別是在以交互性為主的，集人際和大眾傳播方式融為一體的社交媒體所建構的媒介環境中，媒介依賴理論是否仍然適用？大學生作為當下具有文化素養，受教育程度較高，對新鮮事物最容易接受的一個龐大群體，他們在社交網絡的使用中是否“成癮”，以及由“社交成癮”帶來的對現實人際交往的負面影響幾何？這些都是十分值得關注和探討的。由于社交媒體范圍較大，不同的社交媒體在媒介特性、定位和目標群體方面差異很大，不能一概而論地討論社交媒體依賴，因此僅選取當下大學生群體中使用最廣泛的社交媒體微信作為媒介接觸對象，將研究主體落腳于四川大學學生群體中的微信使用用戶。本文通過量化研究的方式，輔之必要的深度訪談，主要解決以下研究問題：（1）當前大學生對微信的使用接觸情況，是否存在對微信使用的依賴。（2）媒介依賴理論是否同樣適用于集人際和大眾傳播方式融為一體的社交媒體所建構的媒介環境中。（3）基于社交媒體依賴基本情況，習慣于長期線上社會交往的大學生群體，對他們現實人際互動又會產生哪些影響。
一、理論依據與文獻綜述
1.理論依據。媒介依賴理論源于美國著名傳播學家桑德拉?鮑爾-洛基奇和梅爾文?德弗勒1976年發表的論文《大眾傳播媒介效果的依賴模式》[1]。媒介依賴理論的最大特點，是從“受眾、媒介、社會”三者互動的角度考察媒介傳播效果、探討媒介傳播的影響力及其產生途徑，從而使該理論成為”全面透視媒介與整個社會結構中和各個其他組成部分的關系，并適用于不同層次的分析之理論視角。從理論上講，媒介與個人之間的依賴關系具有雙向性，但在現實中，卻更多地表現為個人對媒介的單向性依賴。
2.文獻綜述。以往的對媒體依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部分：（1）對媒介依賴理論的綜合性的述評。以張詠華教授的《一種獨辟蹊徑的大眾傳播效果理論――媒介系統依賴論評述》[2]為代表。他認為媒介依賴理論是一種獨辟蹊徑的的大眾傳播效果理論，并在文章中對媒介依賴理論觀點以及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了系統的評析。（2）在具體的媒介環境下探討媒介依賴。以謝新洲教授的《“媒介依賴“理論在互聯網環境下的實證研究》[3]、曠潔的《媒介依賴理論在手機媒體環境下的實證研究》[4]為代表。該類型研究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考察了互聯網剛剛興起時，媒介依賴理論與哪些重要變量有相關關系，如網友的設備占有情況、網友認知情況等有關。這兩個研究都是對現象的描述，并沒有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成因以及與之帶來的負面效應。當時互聯網在中國方興未艾，所以將”媒介依賴“理論放置于互聯網情境中顯得十分時宜。十年過后，社交媒體已經深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對于社交依賴所帶來的一系列行為方式的改變已經成為新的關注熱點，所以該研究也有不全面的地方。（3）對媒介依賴成因的探求。以梁娜、楊爍2009年做的《80后大學生的手機依賴程度調查報告》[5]為代表。該研究發現，大學生使用手機并形成依賴，從眾心理和趨同心理占據了主要原因。由此可見，其實學界對媒介依賴理論的研究相對較少。本文的創新之處在于考察了當下最為流行的社交媒體所建構的媒介環境。而且本文從大學生對社交媒體的使用情況入手，探究媒介接觸與使用對大學生現實行為方式的改變，通過相關數據的支撐分析大學生在使用社交媒體過程中產生的依賴，并對現實人際交往產生深刻影響。
二、研究設計
1.研究方法和調查對象。本文采用調查研究的方法，輔之以深度訪談的方式。四川大學作為學科背景綜合，教育背景全面的高校，其在校的本科生和碩士研究生在大學生中間具有代表性。根據這一現狀，我們選擇了四川大學在校的本科生和碩士研究生為研究對象。而出于時間、精力以及財力的考慮，此次調查的目標總體為四川大學望江校區的住校本科生和碩士研究生，抽樣方法采用整群抽樣。將望江校區本科生和碩士研究生每個寢室作為獨立群，對所有寢室進行連續編號，將該寢室編號列表作為抽樣框，進行簡單隨機抽樣。本次研究單從所有寢室中隨機抽取40個寢室進行全面調查。
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160份，回收問卷160份。其中有效問卷154份，廢卷6份（定義為缺失97）。在有效問卷中，男性有65人，有效比例為42.2%，女性89人，有效比例為57.8%。有效問卷中，被調查者年級組成情況為大二7人（4.5%），大三28人（18.2%），大四25人（26.0%），研一30人（19.5%），研二31人（20.1%），研三18人（11.7%）。被調查者年紀分布差異比較大，但基本上符合四川大學望江校區的總體情況。被調查者的學科背景分布情況為：工科類44人（28.6%），理科類35人（22.7%），人文社會學類37人（24.0%），經濟管理學類38人（24.7%），醫學類0人（0%）（川大望江校區沒有醫學類學生）。深度訪談選取不同年級和專業背景的本科生為對象，其每個人都用微信一年以上的使用經歷。訪談采用開放和閉合式問題相結合的提問方式。
本次問卷有以下部分構成：（1）大學生微信用戶微信使用基本情況調查，以單選題為主。（2）大學生微信用戶微信使用依賴程度：在總結前人經驗基礎上，對依賴程度的調查采用5分制里克特量表設計問卷。最后采用加總分的方式，根據達到的不同分數層次，判斷其依賴程度，依賴程度分為嚴重依賴、普通依賴、有依賴傾向、無明顯依賴四個水平。其主要指標有：①持續不斷的登陸微信，期待有新消息。②難以控制登陸時長。③使用微信的時間比預計時間長很多。④曾經試圖減少或停止使用微信，但沒有什么實質效果。⑤無法使用微信時，感到焦躁不安，不自在。⑥常常打斷正在進行的工作和學習而使用微信。⑦常常將使用微信作為宣泄情緒、逃避現實的工具。⑧微信基本能夠滿足自己的社交需求。⑨微信成為生活的必需品。（3）大學生微信用戶在使用微信中，對現實人際交往的情況調查。包括單選題、多選題。最后的統計分析借助SPSS16.0軟件進行。
2.研究假設。根據上述研究內容和研究變量，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設以檢驗，H1：媒介依賴在大學生使用微信過程中普遍存在。H2：使用時長越長，對微信的依賴程度越高H3：對微信的依賴程度與現實中人際互動的頻率和頻次呈負相關。
三、研究發現
1.調查結果及分析。（1）微信使用情況。在被調查的160份問卷中，有154份有效問卷。其中曾經使用過和正在使用微信的為138人，有效比為86.2，沒有使用過的為16人，有效比為10.4%。（2）微信使用時長。在使用過微信的用戶中，使用時間在半年以下的人數為17.2%，半年到一年之間的為19.1%，一年到兩年的為34.7%，兩年及以上的為31.0%，使用時間在1年以上的人數占到65.7%。
表2 微信使用時長
綜上所述，大學生對微信的接受度較高且接受時間較早，微信在大學生中比較受歡迎，也證明了樣本的代表性。（3）微信依賴情況及程度。根據問卷設計中對微信依賴程度的指標測試，9個測試指標，每個指標對應5種態度：強烈同意5分;同意4分;中立3分;不同意2分;強烈反對1分。通過加總分的方式，計算出依賴程度，評斷標準如下：A、39～45分（嚴重依賴）B、33～38分（普通依賴）C、28～32分（有依賴傾向）D、27分級及以下（無明顯依賴）通過對問卷的分析，154人中，嚴重依賴者人數57人，占百分比為37%;普通依賴者65人，占百分比44%;有依賴傾向者26人，占百分比為17%，無明顯依賴者6人，占百分比為2%。由此可見，大學生對微信的依賴為普遍現象。并且，對微信存在依賴甚至嚴重依賴的占到了總被調查人數的81%，由此可推斷，大學生不僅對微信存在依賴，而且依賴程度較為嚴重。因此H1被證實。（4）微信使用時長與依賴程度的關系。將微信使用時長與依賴程度這兩個定序變量用交叉表進行分析，其輸出結果卡方檢驗中，其Asymp. Sig.（2-sided）值為p=0.0130.05，由此可見，微信使用時長和依賴程度之間存在顯著關系。再進一步才用斯皮爾曼相關性分析，其輸出結果Spearman Correlation Value值r=0.9440.8，可以得出相關性較強，且呈現正相關的趨勢即微信使用時間越長其依賴程度越高。由此H2被證實。（5）微信依賴程度和現實人際互動頻次頻率的相關性分析。上文已經將對微信的依賴程度分為“嚴重依賴”“普通依賴”“有依賴傾向”“無明顯依賴”四種，在變量測量層次中屬于定序變量。在對調查的受訪者設計的問卷有，有一道題目是測試是否因為使用社交媒體而減少現實人際互動的頻率和頻次。如果有，一個月內線上人際互動的頻率為低、中、高三種;頻次以一周為標準，分為0次，1～5次6～10次，10次以上。這里的現實人際互動是基于現實中與朋友進行溝通與互動，包括一起學習、生活、溝通交流、旅行等，要求互動的雙方必須親身“在場”，是一種面對面的交流。基于微信的依賴程度和現實人際互動頻次頻率都是定序變量，因此對這兩者的相關性分析采用的是交叉表分析中的斯皮爾曼相關系數分析。其輸出結果Spearman Correlation Value值r=-0.380，說明兩個變量之間呈負相關趨勢。所以，可以說明大學生對微信依賴程度越高的用戶，在現實生活中面對面人際互動的頻率和頻次越低。因此，H3被證實。
2.總結和討論。（1）大學生對微信的依賴現象普遍存在。
在此次調查中，被調查的156位同學中，大部分同學存在著對微信的依賴現象。盡管不排除在樣本的選取和代表性上存在操作性誤差，但總的來說，此次調查的結果是具有一定說服力的。微信，作為一種高端的網絡交流工具，自推出以來以一種迅猛的態勢進入大學校園。作為web2.0時代社交媒體的新生代表力量，微信以其獨特的“語音對講”、“手機群聊”“LBS”等功能受到了大學生的青睞。并且，在社會交往和人際互動方面，微信也為大學生提供了一個廣泛的社交平臺。因此，社交需要相對旺盛的大學生群體更容易成為其忠誠用戶，并產生一定程度的依賴性。另外，數字技術的發展以及包括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在內的移動終端使用的便捷性也為大學生使用社交媒體提供了方便，也是促使大學生形成社交媒體依賴的又一重要原因。如何將這種對社交媒體的依賴控制在一個合理適度的范圍內，不至于成癮，還需要學校加強對媒介素養等相關方面的培訓。（2）大學生“社交成癮”直接影響其現實人際間互動。大學生是社交媒體的主要使用群體，社交媒體場域上的人際互動往往具有虛擬性的特點。謝榕指出，從網絡的虛擬性出發，網絡為人們的自我呈現和人際互動提供了全新的舞臺和空間，自我呈現在網絡這個虛擬空間特性下表現出和現實中完全不同[6]。另外，王婷婷也認為，人們在社交網絡中進行的是一種隨著自己個性的“表演”，這樣在網絡這個空間里呈現出來的自我也是匿名修飾過的自我[7]。社交媒體因其架構的平臺本身就是虛擬性的，所以社交媒體用戶在表達和互動時運動的手段具有符號性和表意性。換句話說，社交媒體上的交往者往往運用各種表達符合和形態各異的面具來“偽裝”自己，每個個體都是角色表演中的導演。這一點和現實中人際交往有所差異，即便是現實中人際互動也同樣有“表演”的痕跡，但面對面的人際交流畢竟交流雙方的身體“在場”，通過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交流的雙方似乎表演的程度相對較低。因此，對社交媒體產生依賴的大學生往往會因在在線上活躍的時間增加而直接導致在現實中人際交往的頻次和頻率降低。因此，盡管社交網絡中的互動還是“人”的互動，但隨著互動過程的整體框架的改變，個人在實現互動和呈現自我時使用的技巧和結果發生明顯變化（戈夫曼），日積月累的這樣下去，其實不利用大學生正確認識自我和融入社會，不利用身心的健康發展。“我喜歡在朋友圈發我的照片，每次發照片之前我都可以先使用美圖秀秀（照片美化工具），通過加工，瞬間我就很有自信。每次點贊的都是一大群人，在這一大群人中，其實特別熟悉的人并不多，很多人甚至沒見過幾次，但他們每次回復說我又變漂亮了我就十分滿足。不過每次有不太熟悉的人約我出去玩時我又會感到恐懼，特別是在我臉上的痘痘冒出來的時候”。
因此，大學生在社交媒體上的人際互動其實是出于一種印象管理[8]，可以通過一系列手段來調節他人對自我的認識，而現實生活中交往往往不具備這樣的可操控性，這也是許多大學生迷戀通過社交媒體進行人際交往的最主要原因。與此同時，大學生依賴社交媒體還會導致人際間情感梳理和人際冷漠。社交媒體場域下的人際交往不同于現實生活中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網。在網絡建構的虛擬世界中，其安全、隱匿的特點滿足了人們表達真實情感又害怕受到傷害的心理[9]。由于在社交網絡中大學生得到情感認同和滿足，一些大學生在心理上對線上人際互動具備了強烈的歸屬感和依賴感，一旦在現實社會中出現偏差時，往往會產生無所適從的焦慮和恐懼，因此反而會助長冷漠厭倦的情況。在這種消極的情緒作用下，甚至會形成自我封閉的心理，造成大學生一系列不利心理問題。由中國互聯網絡中心（CNNIC）發表的第24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的網民生活形態研究中指出：越是重度依賴用戶，對互聯網可能產生的社會隔離認同度越高。因此，大學生也應該引起重視，如果過度的依賴社交媒體，與社會生活脫節的可能性越大，難免也會造成人際交往障礙和隔閡[10]。因此，一方面大學生在未來的媒介使用過程中，要適度把握使用時長，掌握正確的社會交往方式;另一方面，學校和社會可以通過給予一定的媒介素養教育來提升大學生的媒介使用習慣，做到趨利避害。
四、不足及問題
第一、本文采用的是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在樣本選取和樣本數量上可能存在不足，一定程度上影響研究的科學性。第二、本文的落腳點在社交媒體，但僅選取微信作為個案研究，說服力略顯欠缺。第三、媒介依賴理論作為比較成熟完整的理論，考察的是一個人越依賴于通過使用媒介來滿足需求，媒介在這個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越重要，而媒介對這個人的影響力也就越大。在本文中，并沒有對媒體需求這個重要變量進行考察，探究大學生使用微信是因為滿足了其個人需求從而產生的依賴，這是本文的不足之處，也是論文需要繼續完善的方向，在后續研究中，會主要解決這部分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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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謝新洲.“媒介依賴”理論在互聯網環境下的實證研究[J].石家莊經濟學院學報，2004（2）.
[4]曠潔.媒介依賴理論在手機媒體環境下的實證研究-基于大學生手機依賴情況的量化分析[J].新聞知識，2013（2）.
[5]梁娜，楊爍.80后大學生的手機依賴程度調查報告[J].東南傳播，2009（3）.
[6]謝榕.網絡空間自我呈現過程中的工具利用――以QQ空間為例[J].江西青年職業學院學報，2010（3）.
[7]王婷婷.社交網絡中的自我呈現[J].學理論，2011（17）.
[8]（美）戈夫曼著.黃愛華，馮剛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有研究表明：在社交媒體上與商業品牌有關聯的用戶中，70%會因為這層關系而最終購買產品。如果進一步分析，會發現其中19%的用戶會經常購買；29%的用戶偶爾購買；22%的用戶至少購買過一兩次。
社交媒體上的關注者(或好友)為企業提供了豐富的潛在客戶群。因此商業品牌在社交媒體上必須謹慎行事，提供與關注者相關的信息。有趣的是，Performics調研中發現，除過量信息對社交媒體上的用戶關系會產生負面影響外，受訪者表示，他們切斷與商業品牌的社交關系的原因還包括：企業的內容中沒有優惠券、折扣以及促銷等信息(30%)；企業宣傳的價值和理念與自身不符(22%)；自己已經關注了太多商業品牌(18%)。因此，對于商業品牌而言，需要做的是在社交媒體上為用戶提供真正有價值的信息。事實上，近2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不認為在社交媒體上與商業品牌保持聯系有什么價值。
社交媒體營銷需要見機行事
SocialVibe的研究表明，適度原則是維護社交媒體用戶關注的關鍵所在，過多信息會導致關注者取消關注。但是消費者確實有關注商業品牌并獲取信息的需求。例如，16%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在社交媒體上關注商業品牌是為了及時獲得最新消息；23%的受訪者每周查看信息，每天查看的達到17%。這說明消費者需要獲得商業品牌的信息，但是不需要太多。商業品牌進行社交媒體營銷時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才能適度的信息以迎合社交媒體上關注者們的喜好。
“社交媒體”——它們是Twitter，Facebook和Pinterest上圍繞用戶生成內容建立的各種社區；Amazon和Yelp上的自由評論；Foursquare地圖上每個地點的信息提示；以及上百萬的博客。
大多數企業都利用社交媒體來講述。它們通告，散發票券。它們夢想可以“無孔不入”。它們用諸如“觀看”、“喜歡”和“粉絲”這些媒體式的標準來衡量它們“campaigns”的成功與否然而，它們忽略了重點。社交媒體不是廣播的擴音器而是用于對話的咖啡店。
那么，如果社交媒體不適用于講述，那它適合做什么呢？答案顯而易見：聆聽。
用戶生成的評論可能是了解消費者對產品的使用感受的最佳途徑。在Belkin，我了一系列簡單的節能產品來更多地了解環保與家庭自動化市場。對于大多數大眾市場產品，后的研究費用高昂因為很難找到用戶。盡管你可以招募參與者，但是討論組也只能提供有限的一些意見。然而，網上幾百條的用戶評論告訴我的信息比我從市場研究中可能得到的信息還要多，而且不用花錢就能獲得這些信息。
負面評論比正面評論更有價值。差評讓我們關注起從前不知道的漏洞、令人無法接受的取舍、或是缺失的功能。在社交媒體的早年，對于負面評論的回應是非常抱歉地試圖抵消它們。要修正評論，最好就是修繕它們所揭示的問題。當我的一個產品在亞馬遜網站上得了差評，我在評論里貼出了我的電郵地址以便我可以與心生不滿的用戶進行交流，了解他們的問題，并且修繕產品。這些改變讓評分從可能是亞馬遜上最低的平均一星(最高五星)提高至接近四星。
對于用戶評論的仔細閱讀并配合Twitter和Facebook上的情感分析，也展示出了哪些功能最為重要。對于評論的分析讓我創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簡單產品：一個帶有開關鍵的電源插座。社交媒體給了我們自信與關注點，幫助我們的工業設計師Michael Wick創造出美妙的用戶體驗。這個產品是如此簡單，以致于它在公司內部遭到嘲笑，但是通過社交媒體卻很好地得知，它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Belkin節能開關，由Michael Wick分析社交媒體后設計出來。
人們用這個產品覺得如何？我們不得而知，直到我們看到這些評論：
“我把它用在我從宜家買回來的一個吊燈上，這個燈需要把插頭墻里，但是卻沒有一個開關鍵。過去我每次總要拔出電源插頭，但是現在——叭!——我只要按一下開關就可以了。很贊的產品！”
“這個小開關的優點就是，你拔掉電源插頭后不會有一堆松散懸掛的電源線。這個產品讓切斷電源變得很容易，只要按下右手邊的開關鍵就可以了。用來關掉你不想拔出電源線的電器，這個產品很好用。”
關鍵詞：國際傳播；媒介進化論；圖像社交媒體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7）03-0166-07
一、研究背景與緣起
國際傳播不僅是一個國家對外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和組成部分，也已經成為國家軟實力的一個重要標志。①相較于中國快速提升的政治經濟地位，中國媒體的國際傳播實力卻一直較為羸弱，其國際傳播聲音仍相對弱小，遠未發揮出應有的作用。②一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傳媒實力仍然較為薄弱，“西強中弱”的媒體格局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變。另一方面，中國的國際傳播活動自身也存在著許多缺陷，主流媒體的國際新聞報道因“宣傳味過重”“傳者本位”“原創力不足”“缺乏針對性”等問題而長期廣受詬病。用業內人士的話講，就是中國的國際傳播是用別人聽不懂的語言，說別人不感興趣的事。③如何提升中國媒體的國際傳播力，爭奪國際傳播話語權，是當前中國發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一項重要課題。
隨著數字新媒體的發展，利用新媒體進行國際新聞報道已經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其中，社交媒體的表現尤為顯著，已成為國際傳播的新興陣地。皮尤研究中心在2012年的研究報告顯示，有三分之一的30歲以下成年人每天使用社交媒體獲取新聞資訊。同時，越來越多的老年人（約有25%）開始使用這種方式來接收新聞。④基于龐大的用戶數量與受眾獲取新聞習性的變革，社交媒體已經成為發送突發新聞信息和及時性事件的有效平臺，成為媒體機構內容和吸引受眾的不可或缺的工具。⑤鑒于社交媒體在國際信息傳播中的重要性日增，不少國內學者已將其視為提升媒體國際傳播力的一項有力武器⑥，認為社交媒體可以激發“草根”階層的新聞生產活動，也可成為加強中國對外媒體與國外社群和民眾之間互動的有效途徑⑦，以此提升中國對外媒體的公信力和親和力⑧，進而更好地塑造國家形象。
近幾年來，在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網的普及下，視覺化信息逐漸成為社交媒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種以圖像信息為基礎傳播信息模式的新型社交形式――圖像社交媒體應運而生。當前，已經有多款圖像社交媒體和app（手機應用）在全球范圍內流行開來，如Instagram（照片墻）、Tumblr（湯博樂）、Snapchat（色拉布）等。這些社交媒體富含視覺圖像元素，如GIF動態圖片、人物自拍以及表情符號，反映了在網絡傳播中長期存在的一個內容主題：我們總是在尋找一種方式，能讓自己以視覺化形式出現在在線空間當中。⑨但國內目前對圖像社交媒體的傳播實踐和相關學術研究均顯不足。現有研究所選擇的社交媒體多為知名度較高的Facebook（臉書）和Twitter（推特），對于圖像社交媒體這樣新興的媒體形式缺乏足夠的關注，就圖像社交媒體所開展的研究也沒有關注其與國際傳播的關系。因此，筆者選擇以圖像社交媒體為研究對象，試圖探尋中國主流媒體在信息時存在的現實問題，并嘗試提出針對性的提升策略。
二、媒介進化視角下的圖像社交媒體
在大多數的圖像社交平臺中，圖像是最為主要的信息，文字則作為圖像的一種解釋工具出現。這種“以圖代文”的視覺化傳播導向既是圖像社交傳播平臺的信息傳播特點，也是其在進行國際傳播和跨文化傳播時的媒介渠道的先進性所在。而這種先進性在媒介進化論視角下更得以彰顯。
由媒介環境學派的代表人物保羅?萊文森提出的“媒介進化”這一視角，主要關注整個媒介系統中各種媒介孕育、產生、發展、融合、消亡的動態序列結構歷程，以及不同媒介間競爭、互動、共生等關聯結構狀態。⑩在此框架下，萊文森將媒介技術的演化視為“由人指引的”理性的自然選擇下的動態過程。B11在人性自主選擇的影響之下，媒介的發展進化逐漸體現出一種人性化的趨勢，即代表媒介發展的先進方向的新媒介必然比舊媒介更能夠滿足和服務于人類的需求。就圖像社交媒體而言，可利用媒介進化論的視角，來分析其在國際傳播中所具有的先進性和優勢。
1.符合人類圖像閱讀的本能性傾向
萊文森曾指出：“演化過程中的媒介選擇，越來越支持‘前技術’的人類傳播模式。”B12所謂前技術時代的人類傳播方式，是在不借助任何外在傳播媒介的條件下所進行的最為直接的信息接收與傳播方式（如面對面的信息交流），以及對于色彩、聲音的自然感知。而語言和文字，則是對前技術所進行的延伸。由于這種前技術時代的傳播方式需要以人的生理特性為基礎，因此，萊文森認為，媒介的進化方向必須適應人類最基本的生理感官功能，否則就會被淘汰。在前技術環境當中，人類需要依靠自身的視覺感官形成對自然界的認知，而圖像則是人類通過對自然界的模仿和自身的想象所創造出的一種表現形式。可以說，人類具有一種閱讀圖像的本能性偏向。早在文字出現之前，人類就已經開始制作圖像，并將其運用于彼此之間的溝通和交流，例如早期人類留下的壁畫和圖形這樣的視覺符號。而在進入現代社會后，隨著攝影、電影、電視以及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圖像越來越充斥著人們的生活，成為人們最常接觸的信息形式。有研究顯示，當今社會中有85%的信息以視覺方式進行傳播，圖像已成為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B13
傳統以文字為驅動的社交媒體，如Facebook、Twitter以及微博，都是以文字構成平臺內基本的傳播信息。而在圖像社交媒體中，用戶對信息的獲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對圖像的解讀，而非對文字的理解，即為“圖像第一，文字第二”的信息讀取方式，從而創造了一種強烈的“視覺導向”文化。因此，很多圖像社交媒體在平臺基礎設置上都強烈地突出了讀圖視覺化導向。如知名圖像社交媒體Instagram和Tumblr，它們在個體的賬戶界面主頁上出現的文字信息很少，且集中于對賬戶的基本情況介紹。而在信息的呈現上，每個賬戶所的全部信息在主頁中都是以圖片（或視頻縮略圖）的形式出現，不存在任何的文字解釋或標題。在展現某一條信息時，Instagram和Tumblr都以突出圖片的方式，讓其占據設備屏幕中的最主要位置；并將文字放置在圖像的下方，用戶閱讀信息的順序是先瀏覽圖片后閱讀文字，以此凸顯圖片的視覺主體地位。圖像社交平臺所突出的這種圖像閱讀導向順應了前文所提出的人視覺化閱讀本能。以圖片作為基本信息來進行傳播，更接近人類在前技術環境中的傳播行為。
2.高現實復制度與廣空間延伸性
在人性化趨勢的媒介進化中，媒介所具有的復制與延伸功能，是其符合人性化需求的重要因素。萊文森認為：“人性化趨勢媒介的進化趨勢是再現真實世界的水平不斷提高，但同時這樣的再現又試圖維持原始媒介在時空方面完成的延伸。”B14這里的復制，指的是媒介信息對于現實世界的還原能力；而延伸，則對應于媒介信息傳播的跨時空能力。也就是說，媒介進化以提升信息傳播的“保真度”和“自由度”為方向。B15相較于文字，攝影圖片對于真實世界的還原度和保真度更高。萊文森就曾經高度評價攝影技術對于現實世界的還原力度，他指出：“用攝影術傳達外部世界方方面面的完美觀念，很接近外部現實的情況。”B16
在國際新聞報道中，對使用圖片的重視程度與日俱增。合理使用新聞攝影圖片，可以讓報道對新聞事實的還原程度得到強化，從而增強國際受眾對新聞內容的理解，提升傳播的效果。當今新聞受眾對新聞的閱讀需求，已經和一種“要么有圖片，要么什么都沒發生”的規范一起，發生了一種“圖像化轉變”。B17新聞受眾開始希望能夠從新聞事件的目擊者視角來了解甚至體驗新聞。
圖像社交媒體所的信息絕大多數都是直接取自真實世界的攝影照片和視頻，在復制現實世界的“保真度”上，比文字媒體更加符合人性化發展趨勢。在延伸性方面，社交媒體中的信息技術可以讓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實現即時性的交流互動，從而極大地擴展信息傳播的空間延伸性。總之，與傳統媒體相比，圖像社交媒體擁有社交媒體所共有的信息傳播延伸性優勢；與非圖像化的社交媒體相比，它還具有較高的現實性還原優勢。
3.滿足人類交流的便捷性
能夠實現使用者與他人進行溝通交流的目的，是媒介進化中滿足人性化需求的重要發展方向。具體到圖像社交媒體，可分別從移動化、交互性和跨語言性三個方面來促成人類的便捷化交流。
（1）移動化。依照萊文森的觀點，與他人交流是人類的一項基本需求，有了說話的能力，再加上和遠方人說話的自然而然的欲望――無論他們和我們在何方都有想說話的欲望――我們就必然走到手機這一步。B18而行走移動又是人類所具有的一種天性，這就造成了人類必然渴望獲得一種能夠一邊行走一邊與人交談的媒介。沿著走路和說話這對子關系的協調發展是媒介人性化的重要內涵。B19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萊文森將手機視為能夠同時滿足人類交流與行走需求的理想媒介。他指出，能夠讓人們與不在身邊的人進行交談，是手機所具有的一項至關重要的特征，也是其能夠滿足人類人性化需求的關鍵所在。因此，傳播媒介的移動化趨勢已成為媒介進化滿足人性化需求的發展方向。
（2）交互性。與其他媒介相比，圖像社交媒體的平臺設置更加貼近智能手機用戶的使用習慣與使用心理。用戶在通過圖像社交媒體平臺進行信息閱讀時，只需通過簡單的手指滑動，即可實現對上一條或下一條信息的瀏覽，無須多余的操作。而在分享時，圖像社交媒體也在最大程度上簡化了分享信息所需的操作步驟，全部的分享行為可在手機中通過簡單地點擊發送而完成。在與他者交流的互動性方面，正如手機讓人們可以與遠方的他者進行即時通話，通過使用圖像社交媒體，大幅壓縮了原先存在于圖像信息生產與社會互動交往之間的時間差，讓人們可以一邊進行拍照，一邊與自己的親朋好友就所拍攝的內容進行互動。這種將具體的信息生產行為與社會互動結合的特性，體現出了圖像社交媒體立足移動網絡所帶來的媒介互動性。
（3）跨語言性。語言之間存在巨大差異，一直是不同語言背景個體之間傳播交流的巨大阻礙，也是影響國際傳播效果的重要影響因素。在圖像社交媒體中，跨文化傳播中存在的誤讀風險可被較大程度降低。與文字相比，圖像本身作為一種信息或對文字信息的詮釋，因其直觀、鮮明、生動，更能被受眾認知與把握。B20在國際傳播和跨文化傳播中使用圖像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文字在使用過程中因文化和語言問題出現的誤讀風險。正所謂“一幀圖像勝過一千個詞語”，圖像作用于人的最直接的視覺感官，是一種直觀化、淺層化和感性化的閱讀方式，因而能夠超越文化、跨越國界、排除語言障礙并進入各個領域與人們進行交流與溝通B21，成為“全人類通用的符號”、一種具有優勢性的可以促進國際傳播和跨文化傳播的信息表達形式。
三、中國媒體在圖像社交媒體中存在的問題
當前，已有不少中國主流媒體開始在國際社交媒體平臺中開設賬號，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媒體仍處于整個社交媒體傳播網絡中的邊緣位置，在社會資本的整體擁有量上也處于相對弱勢地位。B22因此，了解中國媒體在圖像社交媒體中的傳播現狀，并找出其中存在的問題，對提升中國媒體在圖像社交平臺中的國際傳播力就顯得十分必要。筆者采用中美對比的視角，選擇以當前在全球范圍最為流行的圖像社交媒體Instagram為觀察平臺，并在媒介進化理論框架下，從媒體內容生產的一般要求、社交媒體屬性體現、圖像社交媒體所特有的視覺表達屬性三個層面入手，對比中美媒體賬戶在信息上存在的差異，以此探究我國在圖像社交媒體開展國際傳播中存在的問題。
在對Instagram中全部中國媒體賬戶進行一段時間的觀察后，筆者選擇以CCTV-NEWS和People′s Daily這兩個表現較為出眾、已在平臺上吸引了一定規模關注人數的賬戶作為中國媒體的樣本來源B23，并以CNN和NYTIMES作為美國媒體樣本來源作為對照。在具體內容的樣本選擇上，以周為抽樣單位，對這4個媒體賬戶在2016年6月和7月所信息內容進行簡單隨機抽樣，獲得2個周的樣本，總計樣本信息330條。B24經過內容分析后B25，發現中國媒體在圖像社交平臺中存在如下問題。
1.媒體內容生產的一般要求層面
（1）信息缺乏權威性、時效性。權威信源所提供的信息內容，是提升媒體社交賬戶公信力和影響力的重要因素。標明信源可以提升賬戶自身信息的權威性與可信度。但是，這一點卻被Instagram中的中國媒體賬戶所忽視，致使中國媒體賬戶所信息在權威性上落后于美國媒體。在CCTV-NEWS所的信息中，僅有30%（9條）明確指出了信息來源；而People′s Daily賬戶僅有7%（12條）的信息標注了信源。反觀CNN和NYTIMES，其的大部分信息都有具體的來源出處，占比分別為95%（52條）和100%（79條）。在社交媒體中，賬戶信息時效性強弱，會直接關系到信息的可信程度，進而影響受眾對于該媒體賬戶的權威性感知。獨立樣本t檢驗（t=2.71，df=116.847，p
（2）新聞類信息不足。就Instagram中的媒體賬戶來說，所的信息大體上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事件新聞類信息（內容為新近發生的新聞事件），另一類為趣味性信息（反映自然風光、人文景觀、動植物影像等不具有新聞性的內容）。對比顯示，中美媒體賬戶在信息的類型分布上存在著顯著差異（χ2=36.28，df=3，p
2.社交媒體屬性用
（1）媒體賬戶之間的互聯程度較低。在社交媒體平臺中，在從屬于同一媒體機構的不同賬戶之間展開信息的聯動，可以讓單一媒體賬戶中的部分用戶將關注點轉向其他賬戶。這種關注的轉移不但可以使用戶獲取更加豐富的信息，也可以同時提升一家媒體機構下屬的所有賬戶的受關注程度。就Instagram平臺而言，卡方檢驗（χ2=58.972，df=3，p
（2）用戶反饋程度方面中美差距明顯。用戶對社交媒體信息的反饋，反映了媒體為用戶提供能動性、接近主體性人的潛在可能，是評價媒體傳播效果的標桿之一，也是衡量一個媒體所具有的傳媒影響力的重要參考。在Instagram上，這種反饋主要體現于用戶的點贊和評論。數據顯示，美國媒體賬戶信息所獲得的平均點贊數（12331.91次）和評論數（155.56次），均顯著高于中國媒體賬戶（1781.53次；5.46次），中美之間差距較大。另外，用戶對信息的反饋力度與信息形式存在一定的關聯性。從信息收獲的點贊情況來看，中國媒體所的圖片信息獲得的平均點贊數（1589.56次），顯著低于視頻信息所獲得的平均點贊數（9114.80次）。這種差異同樣存在于美國媒體賬戶中。也就是說，中美媒體的Instagram賬戶所的視頻信息會比圖片信息獲得更多的用戶反饋。
3.視覺表達層面
（1）人性化視覺主體展示頻率較低。在利用圖像進行信息傳播時，對視覺主體形象的選擇至關重要。這種視覺主體形象關系著傳播者想要表達的傳播主題，也是信息受眾在對圖像進行解讀和解碼時的主要意義來源。在考察中美媒體所的信息中，中國媒體所使用的視覺主體前三位分別是動植物、自然環境和普通民眾。美國媒體對視覺主體的選擇與此恰恰相反，普通民眾、名人與藝術表演者、政治人物成為美國媒體的主要視覺主體內容。不同主體形象的使用，背后所蘊含的具體的內涵和意義具有很大的文化差異性。中國媒體將Instagram作為一個讓世界認識中國的窗口，選擇了中國一些具有較高國際知名度的自然環境和動植物形象作為典型形象，吸引更多的海外用戶關注。在國民形象的選擇上，則采用了普通的民眾代替政治首腦作為主要的國民形象來源，是出于降低信息中的政治含義的考量，增加展示人物形象的“平民化”特性，以避免原有中國媒體國際傳播中出現的“宣傳味”過重問題。美國媒體則顯示出了其對于政治生活的熱切關注以及對本國發達文化體育產業的自信心。在人物形象的選擇上，美國媒體使用人性化視角，來突出一些突發事件對于民眾生活的影響。
（2）視覺主體的色彩運用忽視跨文化性。在Instagram中，中美媒體在信息的色彩運用上也透顯出差異，體現了不同的意義內涵和審美訴求。這是文化差異性在審美表達中的重要體現B26，而不同色彩的運用對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受眾而言可能會造成理解上的差異。因此，針對異質文化使用具有特定含義的色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該文化語境下的受眾對于信息的接收和理解認識，提升跨文化傳播的致效性。從具體實踐來看，CCTV-NEWS和People′s Daily賬戶使用頻率最高的主體顏色為暖色調的黃色及其近似色。對比之下，CNN和NYTIMES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主體色彩則為冷色調的藍色及其近似色。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中，黃色代表著高貴感與權威性，同時也具有歡樂和愉快的意義，是一種具有正面積極傾向的色彩。B27但在一些西方文化中，黃色卻帶有一定負面意義。如在德國和俄羅斯的文化中，黃色則代表嫉妒。B28再如，藍色在美國文化中，被認為是代表國家共同體的顏色。但在一些東亞地區，藍色則會被冠以冷酷和邪惡的內涵。B29中美Instagram賬戶在顏色使用方面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些色彩蘊含在不同語境中的不同文化內涵。中國媒體較多使用以黃色或同色系顏色作為信息內容主體色彩，更多的是基于中國文化語境，由黃色所代表的一種權威性意義內涵，也符合其媒體自身的官方色彩。但這種色彩的運用策略，可能會在一些西方國家令用戶感到不適，并影響信息傳播效果。
四、利用圖像社交媒體提升國際傳播力的策略
通過前文Instagram平臺中美賬戶的對比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媒體在媒體內容生產一般要求的實現、社交媒體屬性體現以及圖像社交媒體視覺表達三個層面都存在著一些問題，與美國媒體之間有一定的差距，傳播力明顯弱于美方。總之，中國媒體并沒有很好地利用圖像社交平臺所具有的先進性來進行國際傳播活動。原因在于中國對外媒體未能足夠重視新興的圖像社交媒體，也沒有充分了解圖像社交媒體在國際傳播中所具有的媒介先進性。因此，要改變圖像社交媒體中“西強我弱”的傳播現實，并利用圖像社交媒體來提升中國媒體的國際傳播力，必須提高對以Instagram為代表的圖像社交平臺的重視程度，加大對外媒體的入駐力度，增加單一媒體集團開設賬戶的數量。除此之外，在賬戶的日常運營上，還應該注意賬戶信息的頻率，將其保持在一個較為穩定的水平線上，避免出現“半途而廢”狀況，使已經獲得的關注人數大量流失。從媒介進化的視角來看，中國媒體在利用圖像社交媒體進行國際傳播時，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
1.進一步滿足媒體內容生產的專業性一般要求
（1）提升信息的權威性。如前文所述，中國媒體賬戶所的信息在權威性上存在明顯不足，無論是在對權威信源的利用上，還是在信息的時效性上，都落后于美國媒體賬戶。針對這種情況，中國媒體需要注意在日常的信息中清楚標注信息來源，在自身采稿基礎上，多采納一些來自國內外較知名媒體所的信息，以使用權威信源的方式提升信息的可信度。除此之外，還要大力強化信息的時效性，盡量縮小信息內容發生日期與信息日期之間的時間差，增強受眾的權威性感知程度。
（2）增加視頻信息。Instagram媒體賬戶所的視頻信息比圖片信息更容易獲得用戶的點贊與評論。從中獲得的啟示是，在圖像社交媒體中，在平臺條件許可的前提之下，信息者應注重增加視頻類信息的l布力度，以適應用戶在信息接收時的閱讀習慣。增加視頻信息的數量，在一定程度上會讓中國媒體的信息獲得更高的用戶反饋，從而增加中國媒體的信息對圖像社交平臺用戶的吸引力。
（3）提升新聞類信息頻率。作為對外新聞傳播在社交媒體中的窗口，新聞類信息仍然是中國媒體所肩負的首要職責。通過對Instagram中的中美媒體賬戶對比發現，中國媒體在新聞信息的頻率上顯得有些落后，過于重視趣味性信息。因此，對中國媒體而言，需要在新聞類信息與趣味性信息的頻率間重新進行平衡，增加新聞信息的數量。在新聞信息的題材上，可以仿照美國媒體，加大時政類新聞的頻率。
2.充分發揮社交媒體優勢屬性，增強賬號與平臺間的聯動交流
媒體賬戶之間的互動性缺失，是中美媒體賬戶在Instagram中存在的明顯差異之一。為了改變中國媒體在平臺中所呈現出的“單打獨斗”格局，需要增加賬戶之間的聯系與互動。這種聯系互動不僅包含同一媒體的不同賬戶，在不同的中國媒體間也可以進行。通過賬戶之間的聯動交流，將單一媒體賬戶中的已有受眾吸引到另一媒體賬戶當中，以一種“互幫互助”“以老帶新”的方式，提升中國媒體在社交媒體中的整體用戶關注人數。
除了強化同一平臺內部賬號之間的互聯互動之外，在不同的社交平臺之間，也可通過主頁設置和賬戶鏈接的方式來實現相互間的串聯。這種平臺間的串聯并不局限于不同圖像社交媒體內部，在圖像社交和傳統文字社交平臺之間，也可建立一種互聯互通的密切聯系。這種平臺間的關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將其他社交平臺中的用戶快速吸引到某一新興圖像社交媒體當中，從而快速擴大媒體賬戶受眾規模，提升圖像社交賬戶的傳播力。
3.善用圖像社交媒體的視覺表達性和文化差異性
圖像社交媒體的視覺化特性，會放大視覺主體在信息內容中的呈現力度。因此，中國媒體在信息時，要注重對視覺主體的選擇以及對不同主體色彩在其他文化語境中所具有的意義和內涵差別具有一定程度的認知。
在視覺主體的選擇上，可以參考其他西方媒體的做法，多將鏡頭對準新聞事件中的普通民眾，適當增加普通民眾作為視覺主體的信息頻率，降低國際受眾對于中國媒體“宣傳味”過重的負面認知。在對一些極具中國特色的視覺主體選擇上，同樣也要參照國際受眾的喜好，從受眾角度出發，多使用一些廣受他國民眾歡迎和認可的中國符號作為視覺形象主體。
而在主體顏色的運用上，中國媒體在日常的信息活動當中應該改變固有的色彩認知，適當了解各種顏色不同文化語境中的代表含義，并尊重國際受眾對于某些色彩的負面認知傳統。在信息時，多選擇一些在大多數文化語境中都蘊含積極正面含義或不具有特定指向意義的顏色作為視覺主體中最醒目的顏色，降低負面指向性色彩出現頻率，適應不同文化語境中用戶的色彩認知。
五、總結與討論
提升國際傳播力，從技術操作層面上來講，需要從充分利用和發揮媒介所具有的先進屬性入手。筆者利用萊文森的媒介進化理論，論證了圖像社交平臺所具有的媒介先進性，證明它是進行國際傳播的理想平臺之一。與此同時，通過對中美媒體在Instagram中的現狀進行內容分析和圖像意義解讀，得出中國媒體在使用Instagram進行國際傳播時并沒有充分發揮出圖像社交媒體所具有的媒介先進性的結論。首先，在基本的媒介屬性上，中國媒體所的信息權威性和時效性與美國媒體相比差距較為明顯，且在信息內容的題材分布上存在一定的分布失衡現象。其次，在利用社交媒體屬性上，也存在著與其他社交平臺和賬號之間的交互性不足與用戶反饋程度較弱的問題。最后，圖像社交的視覺表達中所體現出的中美差異，說明中國媒體在多數情況下仍然是從中國文化的視角出發，較少注意到異質文化受眾的文化習俗與特點，從而會在視覺主體和色彩選擇上對跨文化傳播造成了一定的消極影響。這三個層面上的不足，讓以Instagram為代表的圖像社交媒體具有的媒介進化先進性難以在國際傳播中得到充分的利用與施展。
當然，利用圖像社交媒體進行國際傳播也會帶來一些潛在的消極影響。圖像所具有的視覺吸引力可能會造成受眾在信息接收時產生一種“圖像依賴”，忽視文字信息所傳達出的內容，造成國際傳播中的信息量流失，出現理解偏差的可能。出于對圖像畫面美感的主觀性認知，也容易造成信息者在信息時只是選擇那些看上去很“漂亮”的圖片，忽視一些雖然視覺美感不足但具有高度信息承載量和新聞重要性的圖片信息，導致在國際傳播中重現“報喜不報憂”式的傳播。
除此之外，僅通過對內容進行分析和圖像解讀所發現的問題，并不能完全解釋中國媒體在圖像社交媒體中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原因。關于這些問題的探討，未來的研究應該將立足點放在圖像社交媒體的用戶上，需要配合問卷調查、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來探究用戶在面對圖像社交媒體中的信息特別是跨文化信息時的信息接收、信息解讀、理解記憶等行為上所具有一般性特征。這些研究的開展，將會進一步提升中國媒體在圖像社交平臺中的傳播力。
注釋
①郭可：《國際傳播學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6頁。
②程曼麗：《論我國軟實力提升中的大眾傳播策略》，《對外大傳播》2006年第10期。
③熊慧：《解析國際傳播研究的若干“迷思”――兼議中國媒體國際傳播能力的提升機制》，《新聞記者》2013年第9期。
④M. P. Clark. In Changing News Landscape， Even Television is Vulnerabl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http：///2012/09/27/in-changing-news-landscape-even-television-is-vulnerable/， 2012-09-27.
⑤D. K. Kilgo. Media landscape on Tumblr. Digital Journalism， 2016， Vol.4， No.6， pp.784-800.
⑥胡智鋒、劉俊：《主體訴求渠道類型：四重維度論如何提高中國傳媒的國際傳播力》，《新聞與傳播研究》2013年第4期。
⑦史安斌：《探析全球傳播變局與我國外宣思路》，《中國國情國力》2014年第11期。
⑧匡文波、張蕊：《“微”時代的對外傳播》，《對外傳播》2014年第6期。
⑨T. Highfielda， T. Leaverb. Instagrammatics and digital methods： Studying visual socialmedia， from selfies and GIFs to memes and emoji.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atrice， 2016， Vol.2， No.1， pp.47-62.
⑩鄭恩、范宇：《媒介進化論質性框架初探》，《山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
B11B14B16[美]保羅?萊文森：《萊文森精粹》，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82、37、84頁。
B12[美]保羅?萊文森：《數字麥克盧漢――信息化新紀元指南》，何道寬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56頁。
B13張浩達：《視覺傳播：信息認知解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頁。
B15崔林：《媒介進化：沉默的雙螺旋》，《新聞與傳播研究》2009年第3期。
B17S. Allan， C. Peters. Visual truths of citizen reportage： Four research problematic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5， Vol.18， No.11， pp.1348-1361.
B18[美]保羅?萊文森：《手機，擋不住的呼喚》，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7頁。
B19陳功：《保羅?萊文森的人性化趨勢媒介進化理論》，《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
B20張東：《具象傳播在網絡跨文化傳播中的方法論意義》，《當代傳播》2010年第2期。
B21周勇：《影像背后：網絡語境下的視覺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9頁。
B22韋路、丁方舟：《社會化媒體時代的全球傳播圖景：基于Twitter媒介機構賬號的社會網絡分析》，《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
B23兩個賬戶不僅在信息總量大大超過其他媒體賬戶，而且其關注人數的增長速度一直保持在較快水平上，分別從觀察初期（2015年11月）的約1.7萬人和23.9萬人，增長至撰文時（2016年10月）的60多萬和110余萬人。
B24各賬戶樣本數分別為：CCTV-NEWS 30條，People′s Daily 166條，CNN 55條，NYTIMES 79條。
B25內容分析編碼由兩位雙語編碼員完成。隨機選取33條信息，采用霍爾斯蒂系數法進行編碼員間信度檢驗，各關鍵變量的信度指數均高于0.7。
B26Mubeen M. Aslam. Are you selling the right colour？ A cross-cultural review of colour as a marketing cue. Journal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2006， Vol.12， No.1， pp.15-30.
Facebook這類的社交網絡興起之后，熱鬧的社交媒體成為互聯網廣告的新選擇，但是，社交媒體并非只是為廣告主增加了一個新的傳播渠道而已，也絕非將原有的營銷模式移植到社交媒體平臺就萬事大吉那么簡單。實際上，社交媒體為不斷演進的數字化營銷模式提供新的驅動力，而這次通用與Facebook之爭，也正是根源于此。
通用汽車為了吸引受眾注意力，希望在Facebook上投放巨幅的具有視覺沖擊效果的網頁廣告，而這一提議遭到了Facebook的拒絕，理由是像Facebook這樣的社交平臺不適用這種大幅沖擊力廣告，會大大影響客戶體驗，Facebook希望維護在網絡社區中溫馨互動的氣氛。
Facebook的堅持傳遞了另一種聲音，廣告主是否真的找到了適合社交媒體平臺的營銷方式？
研究公司WordStream的調研結果證實，Facebook網站上的廣告點擊率要低于一般互聯網或谷歌。這說明，在Facebook這類的社交平臺上，人們不喜歡干擾性的廣告。社交媒體平臺需要一種新的營銷模式，能夠結合社交媒體平臺的優勢，提升營銷效果。要理解社交媒體的獨特優勢，善用這一優勢，品牌商才能夠找到合適在這一平臺上廣告的新方式。
在互聯網高速發展的十年后，關于“精準、互動、效果可衡量”是互聯網營銷中不斷演進的概念。從最早出現能夠以點擊量衡量的Banner廣告，最后也被揭示為新的廣告黑洞——80%的點擊量是由20%喜歡在網絡上閑逛的宅男出于好奇貢獻的，這些不是廣告主希望購買的點擊價值。而今年，在互聯網營銷已經延伸到社交媒體平臺上時，如何更“精準、互動和可衡量”依然是營銷界的新挑戰。
訊：在企業之間B2B營銷方面，最大的問題是：怎么把社交媒體變成尋找新客戶和向企業客戶推銷的有效而低成本的渠道？說實話，社交媒體是一項很耗費人力的創造性工作，大多數銷售團隊都沒有興趣。
具體到IBM，其委托第三方做出的買家偏好研究顯示，有75%的受訪者說他們今后很可能使用社交媒體來作為購買決策的參考。因此，IBM北美區內部銷售團隊決定將社交化銷售整合到商業模式中，通過整合社交媒體增加內向式的拉式營銷。
面對社交媒體需要大量內容和人力、時間的問題，IBM首先搭建社交營銷框架。他們啟動了“聰明的聆聽”項目，先是選定非常數字化、適合社交化銷售戰略的云計算部門為對象，為7名云計算銷售代表開設Twitter和LinkedIn賬戶，之后，確定IBM內部所能夠擁有的信息資源，以及第三方分析師和行業專家的研究及白皮書等資源，將這些資源放進營銷部門設計好的社交營銷日歷中，事先寫好介紹文字副本和正確的bit.ly鏈接，載入RSS流，這樣銷售代表可以通過查看RSS更新，輕松找到關于云計算的最新內容，傳到社交媒體以及他們在IBM網站上的最新個人頁面，同時他們也可以對文字內容進行相應編輯，讓它們看起來像是一對一的個性化信息。
對云計算產品部6個月的社交化銷售試驗成果顯著。7名銷售代表在LinkedIn上的直接追隨者從最初的535名增加到3500名，他們的影響力(追隨者的追隨者)也從5.4萬增長到130萬人。現在所有1700名IBM北美區內部銷售代表都經過培訓，掌握了社交化銷售的工具，公司正準備將此計劃推廣到別的區域和其他數字品牌。(來源：《成功營銷》)
這類內容通常是由用戶隨手拍攝的照片和與之相關的評論組成，往往包含了對線下生活中的商品、品牌、實體商店的點評。這些信息正是商家所夢寐以求的，“吃貨”們在社交網絡上的臭美便有了用武之地。
毫無疑問，這類用戶原創內容是對商家在線上發起營銷活動的重要參考，也是監測社會化營銷效果的一項重要指標。創業公司V enueSeen注意到了商家的這個潛在需求，適時地推出了一個以照片分析為特色的社會化營銷效果監測平臺。(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
目前有很多社交網絡應用程序，比如Facebook、Path、Foursquare等可以讓用戶發表評論、上傳圖片、書寫軼事。根據V enueSeen的介紹，當商家訂閱了該公司的服務后，V enueSeen的照片識別工具，會事先從大量分享照片中，篩選出那些在商家所處地理位置拍攝的照片。這些照片通過Instagram、Four-square、Foodspotting或Facebook再度分享，V enueSeen則會將附有照片評論的相關統計數據以圖表報告的形式發送給商家，獲取商業價值。商家可以借此了解自家商品、品牌的美譽度、營銷活動效果等重要信息，還可通過這些反饋，開發、完善自家產品或修正公司的線上營銷策略。
Ven u eS een創始人B rianZuercher對公司的前景充滿信心，他認為圖片的傳播效果更能反映出品牌在社交媒體上體現的價值，“至今，普通用戶并不能搜索那些含有地理位置標記的Instagram照片。而現實是，與消費零售場所相關的照片和評論正好反映了它們在社交媒體上的形象與身份。V enueSeen的出現則是要幫助小到街邊店鋪大到連鎖賣場的商家去隨時掌握自身在社交媒體上的表現”。
現在，有人猜測類似這樣的信息，其實已經被各社交網絡旗下的團隊大量收集分析。或許一些商家自己也在做類似的信息收集。但是不管怎樣，只要商家們對這些數據感興趣，一些人就應該被雇傭，來做這件事。
收費方面，目前用V enueSeen監測一個地點(商場、酒吧、博物館等)的照片的費用是每月2 0美元；監測地點達到五個，則需每月支付4 0美元；如果商家還想監測更多的地點，則需與V enueSeen協商具體的服務訂閱費用。(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
有分析人士懷疑這樣的監測服務能否被允許，裝進剛剛被Facebook收購的Instagram.其實，如果這種以照片分析為特色的社會化營銷效果監測模式，能被Instagram視作獲得收益的好途徑，是否會發揮出更大價值呢？(來源：《南方都市報》)
《全球社會化媒體營銷行業研究報告》
社交電視的發展
2009年1月20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通過臉譜（Facebook）社交網絡直播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就職典禮，這是社交媒體發展歷史上的里程碑，也是社交電視的開端。此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通過社交媒體網絡觀看電視節目。
“近3年來，全球有超過1000家公司在從事與社交電視相關的業務，包括平臺建設、運營、數據分析、廣告、技術提供等。到目前為止，全球已經有20多家初創公司獲得了總計超過3億美元的風險投資，預計在5年內會形成超過12億美元的收入規模。” ①
國外的社交電視應用正如火如荼地穩步發展著，國內社交電視也開始初現端倪。國內社交電視應用主要有： “新浪看點”、“火花電視劇”、“微看電視”、“衛士通”、 “蝸牛電視”、“電視粉”、“TV-time”、“電視E族”、“Tazai-電視互動”、“Dopool”手機電視等。
社交電視的定義和傳播特性
（一）社交電視的定義
何謂社交電視？百度百科的定義是：所謂社交電視（Social TV），就是將社交媒體（例如Twitter和Facebook等）同電視進行無縫地結合，讓電視成為社交媒體的重要終端。
維基百科的定義是：社交電視泛指能夠在看電視（或電視內容）情境下支持傳播及社交互動的任何技術，并包含能夠研究電視相關的社交行為、裝置及網絡。社交電視系統在電視內容的基礎上，直接透過屏幕或其他額外裝置，可整合語音傳播、文字聊天、情境感知（Context Awareness）、電視推薦、收視率調查或視訊聚會等服務。
根據社交電視的傳播特性、發展現狀和趨勢，筆者認為：首先，在電視和社交兩個元素中，社交電視的核心是電視，即以社交工具挖掘和提高電視的媒介價值，從而實現商業價值。其次，社交電視應從電視的娛樂效應出發，解決電視信息的延伸、深度交互及其分享和實現突破時空的個人頻道三大問題。
社交電視的傳播特性和效果，可以為這一定義提供理論和現實依據。
（二）社交電視的傳播特性和受眾需求
根據加拿大傳播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關于媒介分類提出的“熱媒介”和“冷媒介”概念：“‘熱媒介’傳遞的信息比較清晰明確，接收者不需要動用更多的感官和思維活動就能理解。‘冷媒介’傳遞的信息少而模糊，在理解之際需要更多的感官和思維活動的配合。”②
電視節目提供的信息的特點是零碎、模糊、空間大，這些特性使受眾可以形成潛在或者實在的互動的話題增多。微博等社交媒體附加的碎片化信息更需要觀眾填補信息，形成互動，從而使受眾獲得自我實現。因此，就媒介分類而言，電視和社交媒體同屬“冷媒介”范疇，這為社交媒體和電視的結合提供了理論基礎。而就提供的服務功能而言，“娛樂性”則是電視媒體和社交媒體的“共同語言”。
值得一提的是，電視媒體和社交媒體間還有超強的互補性。由于新興媒體的發展，包括電視媒體在內的傳統媒體的受眾流失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傳統媒體時代，受限于技術手段，人往往是適應和改造技術；而進入新媒體時代，人需要以規則設計制造需要的媒體。簡而言之，進入新媒體時代，人們越來越需要個性化的媒體。這就需要電視媒體解決電視信息的延伸、深度交互及其分享和實現突破時空的個人頻道三大問題。
社交媒體或許可以解決這三大問題，并正在“不自覺”地介入。倫敦奧運會即是一個典型案例。北京時間比格林尼治時間早8小時，多數人不可能守在電視機前看直播，這時社交電視往往可以解決這一問題。而且，社交網絡不僅是公眾了解奧運信息的手段，更是公眾評論奧運事件的平臺。西方媒體質疑中國泳將葉詩文優異表現、亞洲羽毛球運動員“讓球事件”、澳大利亞賽艇運動員醉酒等話題，都會有大量的民眾通過社交網絡來傳播、討論。
倫敦奧運會期間，國際奧委會發言人呼吁，現場觀眾比賽期間不要發送非緊急短信和Twitter消息，因為這類消息的發送導致通信網絡不堪重負，影響電視轉播。這一方面是“社交奧運”對通信網絡質量提出考驗，另一方面又何嘗不是社交電視的機遇？
以下調查顯示：在日常生活中，社交電視也有著廣大的受眾或潛在受眾。
英國的被訪者中：72%的觀眾在看電視時使用Twitter，56%使用Facebook，34%使用移動應用（Mobile Applications）；62%的被訪者同時使用三者。③
美國的被訪者中：70%的平板電腦用戶和68%的智能手機用戶在觀看電視節目時使用手中的移動設備。④
中國的互聯網使用者中：87%的用戶會同時使用互聯網和電視；77%的用戶相信社交媒體會增強品牌吸引力。⑤
問題與展望
（一）我國社交電視遭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