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5-14 11: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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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產業組織政策環境分析
(一)國內環境分析
1.中國企業的規模普遍偏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從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來看，我國工業企業普遍規模較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國際競爭力弱。我國主要行業的平均集中率水平也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水平。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而美國、日本僅為5％左右，國內企業僅萬分之三有核心技術，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發展受制于人，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2.跨國公司利用其地理優勢地位，控制市場、克制競爭的傾向初現出來
在國內包裝企業訴利樂案中，利樂倚賴其在無菌包裝機方面的壟斷地位。在包裝耗材上實行了不正當的限制性商業策略，控制了絕大部分包裝市場，并且使利樂紙的平均價格在2003到2005年的兩年時間內上漲了大約2倍。
3.國內行政性壟斷問題嚴重，行政性壟斷產業的改革任重道遠
我國的行政性壟斷產業主要包括鐵路、港口、民航、電力、電信、城市公用事業、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特殊行業、郵政、城市公交、煙草食鹽糧食藥品等重要商品以及流通、軍工、鑄幣、銀行保險等金融業，產業部門涉及面廣。行政性壟斷造成了雙重惡果：一方面，壟斷地位使得這些產業內的企業一方面攫取了遠高于其他行業平均利潤率的利潤，排斥競爭。損害消費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內部約束機制不健全和發展動力的缺乏，長期以來．使這些產業成本居高不下，產業經營績效低下。行業的特殊性加上國有企業的身份，使得這些產業的改革舉步維艱。
(二)國際環境分析
1.跨國兼并成為主體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世界范圍內掀起第五次企業兼并浪潮，這次兼并浪潮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兼并數量急劇增多。二是單項兼并交易金額世界記錄屢創新高，兼并規模日趨擴大。三是跨國并購發展迅猛。四是兼并范圍廣。第五次兼并浪潮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加劇的結果，為了生存和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以取得競爭優勢，同行業的領頭企業紛紛走向聯合。同時，第五次兼并浪潮的出現并沒有緩和競爭。它使得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更趨激烈，通過此次兼并，在某些產業，只剩下實力超群、為數不多的幾家巨型企業，為了爭奪世界市場，這些企業欲置對方于死地而后快，競爭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波音和空客的競爭為我們提供了最好的注解。西方發達國家紛紛調整競爭政策，放松規制和提升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已經成為國際潮流。以微電子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的興起和市場需求的擴大改變了傳統自然壟斷產業的性質。競爭政策調整的另一個動向是從對反壟斷的強調轉向扶助本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當前，發達國家的反壟斷政策對壟斷的認定已從結構標準轉向行為標準。并且還要考察壟斷行為的市場績效，“一事一議”已經成為通行的原則，對橫向兼并等過去嚴格限制的行為已基本放任自流。
2.網絡經濟的興起，對世界各國的反壟斷提出了新的挑戰
網絡經濟是以計算機網絡業為中心以及由這個產業派生出的若干相關產業。網絡產品固有的規模經濟性、網絡外部性(正反饋效應)、技術的市場不相容性和網絡產品技術標準造成了網絡產品的鎖定效應和先行者優勢。從而使得壟斷成為網絡產品市場上的一種必然而普遍的現象。在結構和行為上顯然構成壟斷的廠商，在績效上卻無可指責，結構、行為和績效的脫節將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推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反壟斷，意味著績效損失；不反壟斷，從道義上又說不過去。網絡經濟領域的壟斷問題對各國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提出嚴峻的挑戰。從1997年開始的微軟壟斷案，2002年最終以和解的方式解決，和解協議中，微軟并沒有做出多少讓步。
二、我國調節外匯儲備對中國產業調整的舉動
2008年12月以來，計有美國、歐盟、加拿大、印度、南非、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對中國出口產品發起了超過10起貿易救濟措施或者法案，而以其他方式抵制中國出口的政策也屢屢出臺。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出口保持增長的前景更加難測。印度提高了部分鋼鐵產品的關稅；南共市成員試圖將外部共同關稅提高5％，但未獲其首腦會議通過。2008年中國進出口總額為2．55萬億美元，貿易順差為2900億美元，吸引國外投資900億美元。2008年底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1．95萬億美元。我國已連續15年對外貿易保持順差，國外直接投資始終處于凈流入，目前是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因此這兩方面的凈流入使近幾年我國外匯儲備數量劇增。其規模已遠遠超出理論界提出的外匯儲備應維持在其外債總額的40％左右的水平上。擺脫“金融恐怖平衡”的枷鎖，是我國政府和學術界急需破解的難題。
1．擴大內需，加快產業調整步伐，降低對外依存度
以國內需求促進經濟增長，降低以凈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的依賴，這是減少巨額的外匯儲備的根本方法。中國儲蓄率高，除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外，很大的緣由是居民有許多后顧之憂而不敢消費和沒有能力消費。實施擴大內需政策，政府應加大在就業、教育、養老、醫療、環保等方面的投入。使國內居民的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同時，調整產業結構，加大對以內需為主的產業政策支持力度，逐步減少對出口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依賴，尤其是限制初級原料加工出口的企業。擴大高新技術產品及資源性原料進口，從而減少國際貿易順差，降低巨額的外匯儲備。
2．謹慎地購買美元資產，逐步加大黃金購買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在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下，購買美元資產是擁有外匯儲備國家不得不的選擇。美國國債因其良好的信用、穩定的收益及流動性，是各國政府首選的投資對象。但近幾年美元貶值的狂潮也令各國憂心匆匆，外匯儲備多樣化可以在一定程度的化解風險。同時。除了購買美國國債，還可以考慮購買美國通貨膨脹保值債券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發行的債券等。截止到2009年4月，中國已擁有黃金儲備1054噸，在世界各國排名第五。2000年以來，中國調整過兩次黃金儲備，即2001年和2003年，分別從394噸調整到500噸和600噸。但目前中國的黃金儲備價值約占全部外匯儲備資產的1．6％，該比例遠低于超過10％的全球平均水平。黃金在中國總儲備的比重實際上自2003年以來一直在下降。中國黃金儲備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至少應達到10％左右的國際水平。但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漫漫，2000年5月亞洲國家簽署了《清邁協議》，開辟區域貨幣合作新篇章。到2009年3月中國已經與俄羅斯、韓國、馬來西亞、阿根廷等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互換規模達6000億人民幣，與此同時，人民幣貿易結算試點也在香港和內地沿海城市開展，這種“貿易結算+貨幣互換”的模式，是兩國規避美元匯率風險，擴大雙邊貿易的新探索，它對中國政府加快人民幣區域自由化進程，增加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提供幫助，為中國外匯儲備擺脫美元體系的束縛提供了新途徑。
三、案例分析出口退稅政策對中國產業的影響
(一)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
高新技術產業歷來是國家重點的關注行業。根據商務部的相關數據顯示，我國的高新技術出口商品共分為十類。在這十類中，出口的主要是計算機類、通訊技術類和電子技術類相關產品，而生物技術和航空航天技術產品的出口相對薄弱。在進口方面，也主要集中在電子技術和計算機類?？梢?，信息技術類商品在高新技術貿易方面占據主導地位。從我國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增長率看，2001年至2006年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增長率均超過進出口總額的增長率。但從近期看，無論是外貿總額的增長還是高新技術產品對外貿易的增長，其增幅均有所放緩，特別是2007年，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首次出現低于總體貿易額增長的情況。這也與總體的外貿環境不容樂觀有一定的關聯。即使外貿環境發生如何的變化，國家對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鼓勵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態度始終不變。國家對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大部分都維持在17％的最高退稅率。國家多次調低出口退稅率。雖然使得一些生產效率低的中小企業從市場中淘汰，低端產品規模逐步減少．產業結構有所優化。國家又不得不提高其出口退稅率，以緩解由于產業結構升級所導致的剩余勞動力釋放所帶來的就業壓力。
國際直接投資是國際經濟分工不斷深化、國際經濟分工技術水平不斷提升和國際分工政策環境不斷改善的產物。商品的區際間或國際的價格差異引發了國際貿易活動，而資本的區際間或國際間的現實的或潛在的綜合獲利差異是企業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的基礎。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目的是為了對廣泛存在的國際直接投資行為給予合理的解釋。因為大規模的國際直接投資活動最早是由已經完成工業革命的歐洲國家和后來的美國等發達國家來完成，所以經典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行為長期跟蹤分析和研究的結果。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興起，又形成了解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各種理論?？偨Y近半個世紀以來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發展可以看出：各種投資理論從不同側面和角度反映了各國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國際投資領域的現象和特點，對產生國際直接投資的原因、決定因素以及對各國的影響進行了理論分析，這些認識可以為各國政府制定相關政策和各國企業經營決策提供理論參考。由于不同國家和經濟體在經濟發展中面臨著不同的國內外環境，所以在利用外資和對外直接投資上也呈現不同的經濟特征。
四、結語
加強對不同國家和經濟體利用外資和對外直接投資的國際比較研究，可以進一步從宏觀上分析世界直接投資的產業布局和區域分布趨勢，從中觀上比較不同區域的外資特征，從微觀上分析不同國家利用外資和對外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為國際直接投資的理論研究提供一定實證支撐。
摘要：中國已成為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最多的國家。FDI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在不斷加強成為了不爭的事實。這一現象也引起了人們對FDI對中國經濟發展影響的爭論。其中有人擔心在資金、技術、管理等方面有巨大優勢的外資企業會不會在其進人的行業內形成壟斷，從而控制中國的產業，向消費者提供壟斷高價。
他們的擔心并非多余。國家工商總局公平交易局反壟斷處調查發現，美國微軟占有中國電腦操作系統市場的95%，瑞典利樂公司占有中國軟包裝產品市場的95%，美國柯達占有中國感光材料行業至少50%的份額，法國米其林占有中國子午線輪胎市場的70%，芬蘭諾基亞、美國摩托羅拉等跨國公司占有中國手機市場的70%，美國思科占有中國網絡設備行業市場的60%。如果這種情況得不到改觀。實力雄厚的外資企業，特別是跨國集團極易壟斷行業市場，從而損害國內產業發展和消費者利益。
筆者主要分析跨國公司投資進入，對我國市場結構的影響以及在市場結構變遷過程中跨國公司的競爭行為變化。
一、我國市場結構的變遷
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推動了我國的市場結構的改變。在外資進人之前，中國市場是高度分散的競爭性市場。企業數量眾多，規模小，行業集中度低。而在跨國公司進人的初期，由于其具有競爭優勢，在其進人的行業一度壟斷市場，甚至獨占了市場。但隨著競爭對手的大量出現，市場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少數幾家跨國公司壟斷市場的局面被逐步打破，市場成為相對分散的競爭性市場。
1.從高度分散競爭性市場到寡頭市場
(1)市場集中度的變化。到目前為止，我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979一1991年為第一階段，其后為第二階段。在第一階段，跨國公司投資以新建投資方式為主。由于我國的經濟結構完整、部門比較齊全，因此跨國公司進人初期一般都會降低集中度。在第一階段進人的FDI主要投向了紡織、成衣、玩具、加工工業、消費類電子工業等行業。由于這些行業在我國實際上是競爭比較激烈的行業，在跨國公司進人之后，短期內降低了市場集中度，促進了競爭。如上世紀80年代初，日本家電企業依靠提供技術、轉讓生產線與中國剛剛起步的家電企業合作，最早進入中國家電市場。在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家電企業憑借產品的耐用、優質、精美等特性在中國市場形成良好口碑的機遇，紛紛在中國建立了自己的合資企業。這些企業的建立與為數眾多的中國家電企業展開了激烈的競爭，使市場集中度已經較低的家電行業進萬步降低了市場集中度再如，世界輪胎巨頭美國固特異公司和韓國錦湖集團進人我國輪胎市場時的生產規模平均只有500萬條左右，而當時國內輪胎行業已經有了5000多萬條的生產規模。他們的進人只會降低我國輪胎市場的集中度，促進竟爭。
但是，隨著跨國公司在中國站穩了腳跟，在資金、規模、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優勢逐漸顯示出來。其產品在市場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市場占有率也節節攀升，其中不少已經處于壟斷地位。大量中國本土企業在與跨國公司的競爭中敗下陣來，或轉行或破產或被兼并，市場集中度又發生了變化。在跨國公司進人的一些行業，市場已經趨向獨占或寡頭市場。再以輪胎行業為例，2001年3月，國內輪胎行業的龍頭老大、世界排名第18的上海輪胎橡膠集團投靠法國米其林。從此輪胎這個長期被視為戰略物資的行業主導權將轉移到外方手中。有專家預計，在2008年以前，米其林、固特異、普利斯通三大輪胎行業跨國巨頭將占中國輪胎市場80%的份額。我國的半導體工業基本上被跨國公司控制。1998年上半年，8個“三資”企業的銷售額占了88%，其中日本的NEC就控制了中國50%以上的半導體市場。作為國家支柱產業之一的汽車行業，跨國公司的滲透已經無處不在，國內市場上有競爭力的企業幾乎都有跨國汽車巨頭的背景。大眾、通用、本田、雪佛萊等實際上已經控制了中國汽車業的命脈。2000年前，僅大眾就占據了中國轎車行業60%的份額。而通用汽車在進人的五年內，其市場份額就上升到了15%。在信息通信領域也存在類似情況，摩托羅拉、微軟、英特爾、諾基亞、西門子、阿爾卡特、朗訊等跨國巨頭通過擴大在中國的投資以及興建研發中心，既奪市場又搶人才，從而進一步鞏固了它們在中國市場上的主導地位。柯達、富士等跨國巨頭在感光材料行業的壟斷地位更是牢不可破。此外，零售、快餐、制藥、日化、石化等領域，歐美日跨國集團近年來紛紛加大在中國的擴張步伐，進一步蠶食中國同行的領地。
(2)進人壁壘的突破。進人壁壘是反映市場結構的主要特征之一。反映市場中現有廠商對潛在進人者的阻擋能力。由于跨國公司擁有的規模經濟和專用性資產構成了很強的競爭優勢，因此一些學者認為，進人壁壘對跨國公司的阻擋并不具有實質性作用。他們認為，跨國公司憑借競爭優勢，并通過競爭策略和競爭行為的安排，可以實現對東道國進人壁壘的突破。在我國市場上這種情況比較明顯。雖然我國在一些產業上已經形成了較強的生產能力，如紡織、家電等。但大多數產業生產能力還比較弱，而且單個企業的規模相對較小，技術水平比較落后，差別化優勢不突出，跨國公司對中國市場上經濟性進入壁壘的突破沒有遇到太多的障礙。
跨國公司憑借規模優勢。占據了有利的市場地位。我國鋼材生產總產量世界第一，超過日本和美國，是韓國的三倍，法國的五倍。1998年，日本新日鐵、韓國浦項兩家鋼鐵公司的銷售收人分別是216億、97億美元，而我國的首鋼和寶鋼兩大鋼鐵公司的銷售總額之和僅為53億美元。我國發電設備的產量居世界第五位，是世界上少數能制造大型發電機組的國家之一。能夠生產60萬千瓦機組的哈爾濱動力集團是最大的國內動力集團，1995年產值30億元人民幣，而美國通用動力1994年的營業額為647億美元。有數據顯示，2002年，三資企業的平均產值規模是國內同行業企業平均水平的1.64倍，平均資產規模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38倍。其中，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飲料、金屬制品、普通機械、專用設備、運輸設備等行業，三資企業的產值和資產規模與全國同行業平均水平的差距更大。規模上的明顯優勢決定了外商投資企業與內資企業競爭時，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克服行業的規模壁壘，獲得有利的市場地位。
跨國公司通過大量的廣告投入和促銷活動，逐步克服中國市場上的差異化壁壘。在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前，我國工業制成品尤其是日用消費品雖然已經擁有了一些名牌產品。但大多數企業的商標保護和品牌競爭意識并不強，品牌運作手段陳舊，不少企業甚至在合資時將原有品牌和商標低價甚至無償出讓給外方。湖北的“活力28"洗衣粉)、北京的“熊貓”(洗衣粉)、上海的“美加凈”(牙膏)、廣州的“浪奇”(洗衣粉)等日化品牌原本有著很高的市場認知度，但與跨國公司合資后，在外方擁有控制權的情況下，外方按照跨國公司的發展需要部署在華品牌戰略，將產品定位在高檔，即使保留本土品牌，也將其價格提高，導致本土品牌原有的消費人群流失。這種“品牌謀殺”色彩的戰略令本土品牌迅速在市場上銷聲匿跡。相反，跨國公司則極其重視品牌效應，不僅在合資企業安排自己品牌產品的生產和宣傳，而且還積極嘗試品牌當地化。寶潔公司僅在洗發水方面就有海飛絲、飄柔、潘婷、沙宣等品牌。2004中央電視臺廣告招標會上，寶潔公司競標黃金段位，一出手就是176億元，成為日化行業中的央視廣告“標王”!
跨國公司投資企業的技術優勢明顯，我國國內行業的技術壁壘在其技術優勢面前沒有絲毫阻擋作用。有關調查顯示，跨國公司投資企業的技術水平明顯高出國內同類企業，與母公司相比，使用先進技術的跨國公司投資企業占被調查企業的比例達到了42%，使用比較先進技術的占45%。與國內企業相比，使用填補國內空白技術的跨國公司投資企業占被調查企業的比例達到了65%，使用先進技術的占35%。
在跨國公司憑借其自身競爭優勢，實現了對經濟性進人壁壘突破的同時，我國對外資市場準人等政策性壁壘也出現了逐步弱化的趨勢。加人WTO后，中國對外開放進人了新的階段，除了個別涉及國家安全的戰略產業之外，其他市場逐步向外資開放。而且，國家在外商投資方式、股權比例和出口比例等方面的限制也越來越少。加上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了各種優惠政策，進一步強化了跨國公司競爭優勢。因此，跨國公司進人中國市場的非經濟壁壘也很容易就被突破了。
(3)對規模經濟的影響。在對外開放的環境中，跨國公司來華技資參與國內市場的競爭，由于其資本實力雄厚而中國的市場規模巨大，因此在中國的投資規模巨大，一般來說都達到了最小有效規模。中國的國內企業與跨國公司相比，在規模上、跨行業、跨地區和跨國經營的產業范圍上，很難與跨國公司相抗衡，跨國公司具有明顯的規模經濟所帶來的各種優勢。目前我國在鋼鐵、煤炭準工、建材、彩電、紡織品及很多日用品等主要產業都已經名列世界前茅，但不相匹配的是我國單個企業的生產規模太小，綜合優勢不強，其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的運用，在與跨國公司的競爭中，必然會因為力量薄弱而居于下風。我國最大的軟件集團沈陽東軟公司2002年的銷售總額為20.7億元，僅相當于Microsoft公司2002會計年度銷售額280.053億美元的1.02%。在跨國公司不斷沖擊下，國內企業以及政府部門探刻地認識到了面對世界巨無霸所帶來的殘酷市場競爭，只有打造自己的“航空母艦”才能與跨國公司相抗衡?？绲貐^、跨行業的收購兼并以及由政府行為主導的國有企業重組都實現了快速的規模擴張。如三大石油公司和三大航空公司的組建迅速地提高了企業規模，增強了企業的競爭力。
2.從寡頭市場到相對分散的競爭性市場
(1)競爭主體的變化與市場集中度的降低。上世紀90年代后期，出于對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和良好贏利前景的預期以及市場準人的逐步放松，大量跨國公司紛紛搶灘中國?？鐕緦θA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跨國公司已經成為中國市場重要的參與者。隨著大量跨國公司的進人和國內本土企業的發展，行業的競爭程度不斷增強，并引起了市場結構的又一次大轉變。先以轎車行業為例。隨著通用、豐田、本田、馬自達等汽車大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的擴大和國內一汽、二汽的加大對國有品牌汽車的支持以及華晨、吉利等民營汽車企業的興起，中國轎車市場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以前大眾一支獨秀的格局被打破了。2002年轎車市場CR1為25.6%，比2001年下降了7.1個百分點，CR3為53.4%，下降了6.6個百分點，CR4為61.8%，下降了5.9個百分點。手機市場也是如此。上世紀90年代后期，摩托羅拉公司首先在天津投資2.8億美元，建立獨資的移動通信企業，幾乎壟斷了中國的手機市場，隨后諾基亞、愛立信、松下、索尼、阿爾卡特、西門子等跨國公司的進人開始擠占摩托羅拉的市場。就在國內手機市場幾乎被外資壟斷的時候，國內手機制造商開始發力，波導、TCL,廈新等手機品牌的市場占有率迅速上升。競爭加劇使得中國移動電話市場品牌集中度開始下降。從賽迪顧問的統計數據上看，2003上半年，中國移動電話市場前三名銷量份額為45.1%，比2002年市場前三名銷量份額下降6.9%}廈新、康佳、東信和科健等國內廠商也進人銷量前十名，再加上進入銷量前五名的波導和TCL，國產手機品牌已經在中國手機市場上擁有了較大份額。隨著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的其他競爭對手的大規模進人和中國國內本土競爭對手力量的壯大，不僅單一或極少數跨國公司壟斷中國市場的情況已經成為過去，就使整體跨國公司想壟斷中國市場也難以實現。
在中國加人WTO后，電信、金融、能源、旅游、煤氣和公用事業等行業逐步提高對外開放的程度，外資進人的門檻越來越低?？鐕驹谶@些行業的投資增長較快?？鐕具M人后勢必削弱了這些行業中內資企業的壟斷地位，促進了行業競爭主體的多元化，增強了這些領域的競爭程度。
(2)重構進人壁壘?？鐕驹跂|道國的直接投資金額較大，一般在短時期內是不容易收回的。因此跨國公司一般在東道國市場會有較長期的戰略目標。為了阻止其他競爭對手(不管是來自東道國還是第三國)的進人和確保自己在東道國市場的競爭地位，跨國公司需要對其進入的市場重筑進人壁壘。首先，跨國公司重構規模壁壘。由于大跨國公司紛紛來華投資以及國內市場競爭力日劇，跨國公司紛紛加大在華投資，通過收購、兼并、合資等方式迅速擴大規模，在較短時間內形成了內資企業很難達到的規模水平。其次，構筑技術壁壘。跨國公司為保持技術上的領先地位，積極開展研發活動。20世紀90年代末，跨國公司掀起了在我國進行R&D投資的高潮。微軟、摩托羅拉、寶潔、聯合利華、杜邦、英特爾、諾基亞、松下等世界500強跨國公司相繼在華成立了研發中心或宣布了大型的R&D投資計劃。再次，構建差別化壁壘。日化用品、家電、移動通訊、食品、快餐等行業的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在廣告促銷方面投人了巨額費用。如前所的跨國公司并沒有太大壓力，而對其中國同行來說實際是構筑了相當大的壁壘。
二、跨國公司競爭行為的變化
1.從價格壟斷到價格下調
在獨占或寡占市場下.市場上鮮有競爭對手，跨國公司往往將價格定位于高端，價格壟斷是跨國公司獲取壟斷利潤的慣用手法。如背投彩電市場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2001年前長虹還沒有開發出第三代背投彩電的時候，東芝、索尼等外資品牌占據了背投市場兒乎百分百的份額，價格也是高高在上，2001年背投的價格在1.8萬元以上。
隨著中國市場結構的變化帶來的競爭加劇，多數跨國公司在華長期堅持的高價位產品價格戰略也隨之變化。先以汽車為例，大眾汽車的“普?！痹诟豢?、夏利等車型的“威脅”下價格持續下降。從1998年到2001年三年時間價格下降了近40%。手機市場也是如此。1999年以前，摩托羅拉、愛立信等少數手機品牌壟斷了中國市場，手機價格奇高.是少數人才能消費的高端產品。而1999年放開手機牌照以后，進入中國市場的手機生產商不僅有來自國外的更多的跨國產商，還有波導、TCL,廈新、康佳、科健等為數眾多的國內新進人者，手機價格也持續降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少數人的消費品:日化品市場也存在同樣的現象。1998年寶潔碧浪超效洗衣粉(第2代)400克裝市場全年均價7.99元，1999年碧浪超效(第2代)400裝全年均價6.14元，到2000年底，碧浪超效(第2代)400克裝市場價已經低到5.16元，三年時間，產品價格下降了35%，而同期國內大致相同質量的洗衣粉價格僅下降了不到8%。
2.從技米鎖定到加快技末轉移
技術優勢是跨國公司的核心優勢之一，為了獲得持續壟斷地位，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期望通過技術鎖定戰略防止技術外溢?？鐕具M人中國的早期，普遍采用技術鎖定戰略。據調查，只有14%的跨國公司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在華使用了最先進技術。有33%的外商投資企業，向中國轉移的技術和產品，是其母公司已經不再使用的技術。微軟公司在進人中國市場的初期，也采用技術封鎖戰略，不開放源代碼，不轉讓軟件技術，只賣產品。在我國轎車行業發展之初.國外的車廠把一些在國外已經淘汰的舊款車型送人中國，就可以紅遍大江南北。當桑塔納在歐洲已發展成為帕薩特的時候，我們的“普?！边€在大行其道。
90年代后期以來，隨著國內市場競爭加劇，跨國公司向中國轉移先進技術的速度明顯加快。據研究人員在2001年的一次調研結果顯示，2001年，使用其母公司最先進技術的外商投資企業，已經從1997年前的14%增加到了41%，使用母公司已經淘汰技術的企業由33%降到了13%。仍以轎車行業為例，隨著國外汽車業巨頭在中國的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國際巨頭開始將主力車型和與世界同步車型放在中國國內生產。目的是為了賺取比其他成熟汽車市場大得多的利潤。像“別克新世紀”、”雅閣”、“帕薩特”、“高爾夫”等。隨著寶馬3系5系、福特蒙迪歐、以及豐田花冠、佳美都已經或即將在國內投產，許多原來只能在進口車賣場才能看到的車型，都掛上了“國產”的旗號了。半導體行業老大英特爾2002年5月在上海宣布增資3億美元，用以完善其具有檢驗、測試、封裝功能的奔騰4處理器生產平臺。2003年8月宣布斥資2億美元在成都建立芯片測試封裝廠。居世界半導體產量第二的東芝2002年7月在無錫成立了“東芝無錫半導體有限公司”，計劃3年內增資100億日元，使雙集成電路的年產量達到3,000萬片的目標:甲骨文公司以首期投資1億美元與中國教育部合作，推動建立包括北大、清華、復旦、同濟等35所示范軟件學院。IBM和中國400余家應用軟件開發商共享IBM的技術平臺，并計劃培養10萬名中國軟件白領技術人員。在IB并和甲骨文等對手的競爭壓力下，微軟也不得不加快向中國轉移先進技術。2002年6月微軟表示在今后3年內在中國投人62億元人民幣，并在開放源代碼、加速軟件技術轉讓，擬訂與中方伙伴的合作計劃等方面提出了六項承諾?？梢哉f，加快技術轉移已經成了跨國公司競爭戰略的需要。
論文摘要：本文主要從理論出發，對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產業組織政策環境分析，貿易保護政策的有關概念及其內容，經濟危機下各國的貿易保護政策，我國調節外匯儲備對中國產業調整的舉動，案例分析出口退稅政策對中國產業的影響進行研究。
論文關鍵詞：產業；國際貿易；中國貿易政策
一、中國產業組織政策環境分析
(一)國內環境分析
1．中國企業的規模普遍偏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從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來看，我國工業企業普遍規模較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國際競爭力弱。我國主要行業的平均集中率水平也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水平。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而美國、日本僅為5％左右，國內企業僅萬分之三有核心技術，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發展受制于人，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2．跨國公司利用其地理優勢地位，控制市場、克制競爭的傾向初現出來。
在國內包裝企業訴利樂案中，利樂倚賴其在無菌包裝機方面的壟斷地位。在包裝耗材上實行了不正當的限制性商業策略，控制了絕大部分包裝市場，并且使利樂紙的平均價格在2003到2005年的兩年時間內上漲了大約2倍。
3．國內行政性壟斷問題嚴重，行政性壟斷產業的改革任重道遠。
我國的行政性壟斷產業主要包括鐵路、港口、民航、電力、電信、城市公用事業、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特殊行業、郵政、城市公交、煙草食鹽糧食藥品等重要商品以及流通、軍工、鑄幣、銀行保險等金融業，產業部門涉及面廣。行政性壟斷造成了雙重惡果：
一方面，壟斷地位使得這些產業內的企業一方面攫取了遠高于其他行業平均利潤率的利潤，排斥競爭。損害消費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內部約束機制不健全和發展動力的缺乏，長期以來．使這些產業成本居高不下，產業經營績效低下。行業的特殊性加上國有企業的身份，使得這些產業的改革舉步維艱。
(二)國際環境分析
1．跨國兼并成為主體。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世界范圍內掀起第五次企業兼并浪潮，這次兼并浪潮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兼并數量急劇增多。二是單項兼并交易金額世界記錄屢創新高，兼并規模日趨擴大。三是跨國并購發展迅猛。四是兼并范圍廣。第五次兼并浪潮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加劇的結果，為了生存和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以取得競爭優勢，同行業的領頭企業紛紛走向聯合。同時，第五次兼并浪潮的出現并沒有緩和競爭。它使得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更趨激烈，通過此次兼并，在某些產業，只剩下實力超群、為數不多的幾家巨型企業，為了爭奪世界市場，這些企業欲置對方于死地而后快，競爭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波音和空客的競爭為我們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2．西方發達國家紛紛調整競爭政策，放松規制和提升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已經成為國際潮流。
以微電子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的興起和市場需求的擴大改變了傳統自然壟斷產業的性質。競爭政策調整的另一個動向是從對反壟斷的強調轉向扶助本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當前，發達國家的反壟斷政策對壟斷的認定已從結構標準轉向行為標準。并且還要考察壟斷行為的市場績效，“一事一議”已經成為通行的原則，對橫向兼并等過去嚴格限制的行為已基本放任自流。
3．網絡經濟的興起，對世界各國的反壟斷提出了新的挑戰。
網絡經濟是以計算機網絡業為中心以及由這個產業派生出的若干相關產業。網絡產品固有的規模經濟性、網絡外部性(正反饋效應)、技術的市場不相容性和網絡產品技術標準造成了網絡產品的鎖定效應和先行者優勢。從而使得壟斷成為網絡產品市場上的一種必然而普遍的現象。在結構和行為上顯然構成壟斷的廠商，在績效上卻無可指責，結構、行為和績效的脫節將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推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反壟斷，意味著績效損失；不反壟斷，從道義上又說不過去。網絡經濟領域的壟斷問題對各國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提出嚴峻的挑戰。從1997年開始的微軟壟斷案，2002年最終以和解的方式解決，和解協議中，微軟并沒有做出多少讓步。
二、我國調節外匯儲備對中國產業調整的舉動
2008年12月以來，計有美國、歐盟、加拿大、印度、南非、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對中國出口產品發起了超過10起貿易救濟措施或者法案，而以其他方式抵制中國出口的政策也屢屢出臺。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出口保持增長的前景更加難測。印度提高了部分鋼鐵產品的關稅；南共市成員試圖將外部共同關稅提高5％，但未獲其首腦會議通過。
2008年中國進出口總額為2．55萬億美元，貿易順差為2900億美元，吸引國外投資900億美元。2008年底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1．95萬億美元。我國已連續15年對外貿易保持順差，國外直接投資始終處于凈流人，目前是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因此這兩方面的凈流入使近幾年我國外匯儲備數量劇增。其規模已遠遠超出理論界提出的外匯儲備應維持在其外債總額的40％左右的水平上。擺脫“金融恐怖平衡”的枷鎖，是我國政府和學術界急需破解的難題。
(一)擴大內需。加快產業調整步伐。降低對外依存度
以國內需求促進經濟增長，降低以凈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的依賴，這是減少巨額的外匯儲備的根本方法。中國儲蓄率高，除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外，很大的緣由是居民有許多后顧之憂而不敢消費和沒有能力消費。實施擴大內需政策，政府應加大在就業、教育、養老、醫療、環保等方面的投入。使國內居民的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同時，調整產業結構，加大對以內需為主的產業政策支持力度，逐步減少對出口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依賴，尤其是限制初級原料加工出口的企業。擴大高新技術產品及資源性原料進口，從而減少國際貿易順差，降低巨額的外匯儲備。
(二)謹慎地購買美元資產，逐步加大黃金購買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在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下，購買美元資產是擁有外匯儲備國家不得不的選擇。美國國債因其良好的信用、穩定的收益及流動性，是各國政府首選的投資對象。但近幾年美元貶值的狂潮也令各國憂心匆匆，外匯儲備多樣化可以在一定程度的化解風險。同時。除了購買美國國債，還可以考慮購買美國通貨膨脹保值債券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發行的債券等。
截止到2009年4月，中國已擁有黃金儲備1054噸，在世界各國排名第五。2000年以來，中國調整過兩次黃金儲備，即2001年和2003年，分別從394噸調整到500噸和600噸。但目前中國的黃金儲備價值約占全部外匯儲備資產的1．6％，該比例遠低于超過10％的全球平均水平。黃金在中國總儲備的比重實際上自2003年以來一直在下降。中國黃金儲備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至少應達到10％左右的國際水平。
但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漫漫，2000年5月亞洲國家簽署了《清邁協議》，開辟區域貨幣合作新篇章。2009年3月中國已經與俄羅斯、韓國、馬來西亞、阿根廷等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互換規模達6000億人民幣，與此同時，人民幣貿易結算試點也在香港和內地沿海城市開展，這種“貿易結算+貨幣互換”的模式，是兩國規避美元匯率風險，擴大雙邊貿易的新探索，它對中國政府加快人民幣區域自由化進程，增加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提供幫助，為中國外匯儲備擺脫美元體系的束縛提供了新途徑。
三、案例分析出口退稅政策對中國產業的影響
(一)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
高新技術產業歷來是國家重點的關注行業。根據商務部的相關數據顯示，我國的高新技術出口商品共分為十類。在這十類中，出口的主要是計算機類、通訊技術類和電子技術類相關產品，而生物技術和航空航天技術產品的出口相對薄弱。在進口方面，也主要集中在電子技術和計算機類?？梢?，信息技術類商品在高新技術貿易方面占據主導地位。
從我國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增長率看，2001年至2006年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增長率均超過進出口總額的增長率。但從近期看，無論是外貿總額的增長還是高新技術產品對外貿易的增長，其增幅均有所放緩，特別是2007年，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首次出現低于總體貿易額增長的情況。這也與總體的外貿環境不容樂觀有一定的關聯。即使外貿環境發生如何的變化，國家對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鼓勵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態度始終不變。國家對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大部分都維持在17％的最高退稅率。國家多次調低出口退稅率。雖然使得一些生產效率低的中小企業從市場中淘汰，低端產品規模逐步減少．產業結構有所優化。國家又不得不提高其出口退稅率，以緩解南于產業結構升級所導致的剩余勞動力釋放所帶來的就業壓力。
由此可見。國際直接投資是國際經濟分工不斷深化、國際經濟分工技術水平不斷提升和國際分工政策環境不斷改善的產物。商品的區際問或國際的價格；引發了國際貿易活動，而資本的區際間或圍際間的現實的或澄的綜合獲利差異是企業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的基礎。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目的是為了對廣泛存在的國際直接投資行為給予合理的解釋。因為大規模的國際直接投資活動最早是南已經完成工業革命的歐洲國家和后來的美國等發達國家來完成，所以經典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行為長期跟蹤分析和研究的結果。2O世紀80年代后，隨著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興起，又形成了解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各種理論。
總結近半個世紀以來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發展可以看出：各種投資理論從不同側面和角度反映了各國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國際投資領域的現象和特點，對產生國際直接投資的原因、決定因素以及對各國的影響進行了理論分析，這些認識可以為各國政府制定相關政策和各國企業經營決策提供理論參考。由于不同國家和經濟體在經濟發展中面臨著不同的國內外環境，所以在利用外資和對外直接投資上也呈現不同的經濟特征。加強對不同國家和經濟體利用外資和對外直接投資的國際比較研究，可以進一步從宏觀上分析世界直接投資的產業布局和區域分布趨勢，從中觀上比較不同區域的外資特征，從微觀上分析不同國家利用外資和對外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為國際直接投資的理論研究提供一定實證支撐。
摘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都加快了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的步伐，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也亟待向縱深推進，因為產業結構的國內現狀已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瓶頸”。面對著種種挑戰，我國應該在尊重本國國情的基礎上，結合國際產業結構的發展趨勢，從分析國內產業結構的現狀入手，最終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
關鍵詞：中國；產業結構；優化
一、我國產業結構的現狀
隨著中國加入wto帶來的經濟開放性增長，產業發展必須迎合開放趨勢是時代的要求。然而，我國產業結構的現狀卻不容樂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產業發展的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遠不能適應市場經濟體制這一目標的要求。從目前看來，國內的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正處于以下幾個關鍵時期：（1）產業發展正處于從以數量擴張為主轉變為以提高素質為主的關鍵期。我國產業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除少數行業之外，已主要不是在生產能力和產量方面的差距。提高生產技術水平與勞動生產率、豐富產品品種和結構、降低單位產品物質消耗，成為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關鍵。這對于產業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2）產業結構正處于與需求變化相適應、解決生產相對過剩問題的關鍵期。目前，我國大多數產品的生產能力已超出了市場需求而出現了相對過剩。避免過度競爭，優化配置資源，適應民眾多品種、多層次的需求，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和高水平的服務的趨勢要求產業結構及時調整與優化。（3）產業結構正處于升級的關鍵期。從國內的產業實際運行來看，結構性短缺的矛盾基本消除，目前的重點應是提高產業的發展水平，在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與升級的同時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使產業結構進入高技術化、高加工化、高附加值化的新領域[1]。（4）產業發展和結構調整正處于參與國際競爭的關鍵期。加入wto使我國產業面臨的國際競爭擴散到國內市場。在新興產業領域尚未形成競爭力而傳統國際分工帶來的比較優勢日益弱化的形勢下，產業結構的優化不僅關系產品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而且事關民族產業乃至國家經濟發展的安全。
二、 我國產業結構的問題
盡管我國的經濟建設伴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而得到迅速發展，產業結構的優化近幾年取得了初步成效， 但與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協調發展的要求相比，特別是與發達國家走過的相應階段相比，我國現階段的產業結構仍存在許多值得關注的問題。
（一）第二產業的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嚴重制約著我國經濟發展
這些矛盾具體表現在：（1）從組織結構看， 多數企業都自我封閉，辦成萬事不求人的小社會。行業內各個單位，都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組織結構龐雜。（2）從規模結構看， 我國企業規模過小的現象尤為突出。雖然我國與多數國家一樣是大中小企業并存，但從資產結構看，美、英等國100家最大工業公司占工業總資產的比重都在50%以上，而我國僅占25%左右。如在汽車行業，全國汽車總產量還不足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年產量的20%。相比之下，我國企業規模就顯得太小，很難取得規模經濟效益。（3）從產品結構看，我國高技術含量產品較少。這樣，不僅導致社會經濟資源的浪費和企業經濟效益的低下，而且影響了產品的競爭力，加劇了國內市場的供求矛盾。（4）從地區結構看，各地區產業結構相似，熱衷于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如我國中部與東部的工業結構相似率為93.5%，西部與中部的工業結構相似率為97.9%，絕大多數省區之間、省區內各市縣之間也存在產業結構趨同化的問題，表現為各地的支柱產業選擇雷同[2]。
（二）第一產業的結構性問題亟須解決
這一問題主要表現在農業的生產技術沒有大的改進，整個農業的機械化、電氣化、水利化、化學化的水平很低，2/3耕地靠畜力、人力耕種，1/2耕地靠自然灌溉，大部分處于以人力、畜力和自然力為主要動力，手工工具占主導的落后狀態；盡管農業勞動力占全國就業量的72%，農業勞動者人數3倍于工業，但農業技術人員總數不及工業的1/6，農業技術人員奇缺，以致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率很低，與一些發達國家的轉化率已達70%～80%相比，我國的轉化率僅有30%～40%；農產品結構不適應變化的市場需求和城鄉消費結構升級的需要。從反映城鄉居民食品消費支出的恩格爾系數來看，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56.7%下降到目前的41.9%，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由67.7%下降為52.6%[3]，意味著城鄉居民有更多的錢用于滿足溫飽之后的發展性消費和享受性消費，并對農產品消費提出了新的要求。農業結構調整與優化不能不考慮市場對農產品優質化和多樣化的需求。
（三）第三產業的結構性矛盾也會影響經濟發展速度
第三產業的發展滯后，仍然是以傳統服務業為主，新興服務業所占比重不大。如果分別與庫茲涅茨模式、錢艾西模式和賽錢模式相比較，可以發現，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應該分別達到41%、49%、40%左右，第三產業就業比重應該分別達到37%、42%、35%左右。與之相比較，目前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和就業比重均較大程度低于國際標準模式的水平[4]?？梢?，我國產業結構中存在種種不合理因素，對經濟運行與經濟發展都有廣泛而重大的影響，急需采取相應的調整與優化的對策，以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合理化。
三、我國優化產業結構的對策
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關系到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與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效率的提高，要根據我國產業結構的現狀與問題，采取相應的對策。
（一）優化工業結構的對策
我國工業結構的優化，總的思路是要適應兩個根本性轉變的要求，貫徹發展中加快工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在工業結構調整與優化中促進發展的原則。具體而言，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東部地區工業基礎雄厚、科技人才聚集的優勢，加快發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支撐經濟增長作用強的主導產業，以帶動產業結構的優化與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發揮其對全國的示范、輻射、帶動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大對中西部開發的支持力度，優先安排基礎設施建設的項目，引導資源加工型、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支持中西部地區采用先進技術和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促進資源優勢與適用先進技術的結合，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資源產品的附加值[5]。
（二）優化農業結構的對策
我國農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的基本思路是要以增加農副產品的有效供應與增加農民實際收入為目標，積極推進農村經濟體制和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社會的穩定。既要以農業科技進步為先導，以提高農業效益、改善生態環境為目標，強化農業的科研攻關，建立和完善全國性的農業科研創新中心，加快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推廣。又要實施以公司帶農戶為主要形式的農業產業化經營，這樣，能把市場信息、技術服務、銷售渠道更直接、更有效地帶給農民，能有效地解決眾多農戶進入市場、擴大經營規模等問題，有利于農產品的加工轉化增值增效，有利于農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國家應給予具體的幫助和扶持。
（三）優化第三產業結構的對策
與工業結構、農業結構相比，第三產業結構要復雜得多。它既包括交通運輸、郵電通訊等基礎設施，又包括金融、保險等廣義的社會服務體系，還包括科學教育、醫療衛生等關系到居民身體素質與文化素質的服務行業。首先，要推進第三產業的改革和開放，加快這些服務行業的高效發展。同時，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競爭，以發揮市場機制對第三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的作用。其次，逐步提高第三產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產出比重和就業比重。這是調整與優化第三產業結構的重要方向，對緩解資金、資源的供求矛盾也有重要意義[6]。將同樣的資金、資源投入這類行業，比投入到第二產業多吸收50%的勞動力，而平均能源消耗只是第二產業的20%。這對于擴大勞動就業，保持社會穩定，提高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也具有現實意義。
摘 要：引進外資、擴大進口對我國經濟發展是非常有益的，同時對產業安全又是有風險的。當前，我國產業在產品品牌、市場占有率、技術自主性、主體民族性、結構層次、政策效果等方面，都面臨著比較嚴峻的挑戰。為此，政府應當及時完善引資法律體系，健全產業安全管理體制，培育優勢主導產業，從而形成有利于保障國家產業安全的大環境；企業應當實施“以質取勝戰略”、“品牌戰略”，不斷提高自主創新水平，努力增強自身競爭力。?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產業安全；外國直接投資；產業結構；技術??
1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品牌安全?
品牌是企業為自己的商品確定的一種名稱、術語、標記、符號或設計，或是它們的組合運用，是便于消費者把該商品與眾多競爭對手的商品區分開來的手段。外國直接投資的迅猛增長，使中國民族工業品牌面臨嚴重的生存危機。?
民族品牌的所有者多為國有企業，它們在轉軌時期因發展的需要和資金缺乏，都主動或被迫選擇了合資的道路，將品牌及有形資產入股。國有企業因投資較少，在合資公司中通常無法控股，因此受制于人。外商利用控股優勢，掌握了合資企業的采購、供應、銷售、財務等要害部門，制定有損中方利益的生產、營銷戰略。?
一些國際知名大公司憑借資本和技術優勢，在投資中明確要求生產的產品使用它們的品牌。有些合資企業最初保留了中華品牌，但在經營過程中，外方憑借控股優勢，采取減少廣告費、降低產量、提高價格等多種不正當手段封殺中華品牌。與此同時，外方利用中國企業原有的生產線和勞動力大規模生產自有品牌，利用合資企業的資金大張旗鼓地為自有品牌做廣告宣傳。因此，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起，許多耳熟能詳的中華名牌逐漸遠離人們的視野，如日用品中的活力28、熊貓、白貓、美加凈、中華等。 ?
“熊貓”牌洗衣粉原屬于北京日化二廠的產品，在 20 世紀 90 年代曾是一個國內知名洗衣粉品牌。1994 年，北京日化二廠以品牌、廠房等作為股份與美國寶潔公司合資。寶潔公司以 65% 的股份控制合資公司，并以1.4 億元買斷了“熊貓”品牌 50 年 的使用權。為了加快寶潔品牌取代熊貓品牌的進程，控股公司將熊貓洗衣粉的價格提高 50%。該方法實施 7 年后，熊貓洗衣粉的產量下降為原來的 6.67%。合資公司遏制了熊貓品牌的發展，卻為寶潔品牌的全面擴張鋪平了道路。?
2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市場安全?
外資企業生產的產品和進口產品，在中國的許多產品市場占有壟斷地位。?
外資企業在行業中所占的產量和銷量比例與日俱增。2002年的統計顯示，轎車行業中三資企業占有 68% 的份額，電梯行業中三資企業占有 70% 的份額，彩色顯像管行業中三資企業占有 65% 的份額，機床行業中外商占有 62% 的份額，洗滌行業中合資企業的產量已達全國總量的 40%。2004年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公平交易局的調查報告指出，美國微軟占有中國電腦操作系統市場的95%，瑞典利樂公司占有中國軟包裝產品市場的95%，法國米其林占有中國子午線輪胎市場的70%，美國思科占有中國網絡設備行業市場的60%，美國柯達占有中國感光材料市場的50％以上，芬蘭諾基亞、美國摩托羅拉等跨國公司共占有中國手機市場的70%，美國ibm占有中國ia服務器市場的19.3%，日本索尼占有中國照相機行業市場的18%。?
跨國公司在中國建立了龐大的營銷網絡。柯達的影像零售網絡目前擁有8000多家零售店，成為規模僅次于中國郵政的全國性網絡。我國年消耗彩卷1億多個，但外國品牌“柯達”、“富士”兩大寡頭的產品充斥市場，國產品牌僅有“樂凱”在艱難支撐。在一些限制性較強的行業，跨國公司采取合資的方式建立了本土化的銷售網絡。如在成品油零售市場，bp、?？松梨趦杉夜就ㄟ^與中石化、中石油開展合作、合資，僅在廣東一省就建立了1000多座加油站。?
跨國公司對中國市場的占有率越來越高，使中國財富大量外流，民族產業的生存環境惡化。?
3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技術安全?
3.1 跨國公司限制技術轉移的策略與中國技術安全?
跨國公司在進行技術轉移時，遵循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則，側重于充分利用東道國的比較優勢。從國際生產的地區分布上，跨國公司一般將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配置在母國或其他發達國家，而將中低檔技術、低附加值的產品的生產配置到發展中國家。根據小島清的“逆貿易導向型對外投資”理論和赤松的“雁行發展”模式，東道國引入的一般只是投資國即將淘汰的技術。目前，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擁有的比較優勢是勞動力價格和自然資源價格，這就決定了跨國公司轉移的絕大部分技術是一般技術。?
此外，跨國公司為了保持技術壟斷地位，牟取巨額超額利潤，總是將最先進的技術控制在內部核心企業中。例如，微軟牢牢控制著視窗軟件的源代碼。發達國家出于經濟和政治方面的考慮，嚴格控制高新技術擴散，而跨國公司 90% 以上的研究和開發工作是在母國進行。因此，中國極難通過跨國公司引進世界最先進而又最適用的技術。?
3.2 合資企業對跨國公司的技術依附與中國技術安全?
外資企業在進行投資決策時，總是選擇實力較強、效益較好的中國企業作為合作伙伴。這些企業原本具有一定的技術開發能力，但合資后外方憑借控股優勢，削弱甚至取消我國企業原有的技術開發機構，迫使合資公司直接采用外資母公司研究開發機構提供的技術。?
2001年前后對 120 家合資企業的調查顯示，沒有設立技術研究與開發機構的企業達49%。而在設有研發機構的合資企業中，這些機構目前也主要是從事應用技術研究、產品測試等活動，基礎性研究仍然是由跨國公司總部完成?！叭Y”工業企業的研究與開發費用僅占銷售收入的0.4%。合資企業在技術開發上依附外國的狀況，嚴重削弱了我國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
3.3 跨國公司在華企業的“獨資化”趨勢與中國技術安全?
為了加強技術封鎖，近年來跨國公司在華企業的“獨資化”趨勢上升。?
外國直接投資（fdi）進入我國有三種方式，即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外商獨資。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外國直接投資進入我國以中外合作方式為主，以后中外合資方式占據主導地位，近年來外商獨資企業快速發展。?
這三種方式在采用技術的先進程度、組織控制的嚴密程度等方面，都有明顯的差異。以中外合資和外商獨資為例。中外合資方式可以為中方人員提供了較多的接觸跨國公司技術和管理經驗的機會，具有較高的技術外溢效應，因此跨國公司只會向中外合資企業轉移一般技術。外商獨資方式使跨國公司擁有完整的決策權，可以實行嚴格的技術保密制度，因此跨國公司愿意向在華企業轉移先進技術甚至部分核心技術。?
統計資料顯示，世界500強在華投資企業使用母公司最先進技術的比重迅速上升，90年代中期僅為14%，2001年達43%，2002年接近80%。但是，高新技術轉移的對象是外商獨資公司，中國其他類型的企業包括中外合資、中外合作企業，都很難從中受益?？鐕就ㄟ^加大企業內部化控制的力度，弱化了獨資公司對中國技術進步的影響。
綜上所述，我國在引進外資的過程中失去了許多產業的市場份額，但我國獲得的技術主要是國外二、三流技術，而且我國原有的技術研發機構遭到嚴重削弱。如果我國不能較快地形成技術創新能力，就會產生引進外資越多、對國外技術依存度越大的風險。?
此外，經濟全球化還使中國傳統工藝技術面臨泄露的威脅。我國擁有的許多傳統工藝技術，如景泰藍、雙面繡、云南白藥、工藝陶瓷、人參栽培等，在世界上獨一無二，久負盛名。使用這些工藝技術生產的產品暢銷世界各地，深受各國人民喜愛。這些工藝技術是國家禁止、限制出口的技術，也是長期以來無數外商覬覦的對象。如果有關企業、有關部門在管理上稍有不慎，致使這些傳統工藝技術擴散到國外，就會給我國的相關產業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已有一些外商借與國內企業合資生產之機，竊取我國的傳統工藝技術，甚至以之申請專利。?
4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產業主體安全?
跨國公司在進行投資決策時，往往選擇中國有發展前途的部門和行業作為投資領域，選擇各行業中有發展潛力的大企業作為合作伙伴，并且將控股作為前提條件。?
5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產業結構安全?
從產業結構看，外資投向有如下特點：重工業，輕農業和基礎設施建設；重投資規模小、回收期短、收益高、風險小的一般加工工業，輕精加工工業；重勞動密集型產業，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據統計，截至2003年，外商直接投資總額中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投資所占比例分別為1.91％、67.01％、31.08％；外資在中國制造業總資本中所占的平均比例為27.76％，而在橡膠塑料制品、金屬制品、木材加工與家具制造、紡織服裝、造紙印刷等行業總資本中所占比重分別為45.17%、41.06％、36.05％、34.37％、33.18％。?
外資投向不合理是近年來我國產業結構失衡的重要原因。外資高度集中地投向第二產業，特別是集中投向勞動密集型加工業，這種現狀不符合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要求，導致重復建設問題日益嚴重，加劇了部分產業中生產能力的結構性過剩。?
6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產業政策安全?
重點行業和企業對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具有重大影響，是政府實施產業政策的重要渠道。它們被外資控制，就會嚴重削弱政府對產業的宏觀調控能力。跨國公司的發展戰略以最大限度占領東道國市場、獲取超額利潤為目的，很少兼顧東道國的社會效益。因此，外商的投資行為有時與我國優化產業結構政策的主旨相悖。?
按照 wto規則，我國政府在入世后必須放棄部分宏觀調控權力，這增加了與產業結構調整最直接相關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難度。 ?
7 維護中國產業安全的對策?
引進外資、擴大進口對我國經濟發展是非常有益的，同時對產業安全又是有風險的。為達到興利除弊的目的，政府應當及時完善引資法律體系，健全產業安全管理體制，培育優勢主導產業，從而形成有利于保障國家產業安全的大環境；企業應當實施依靠質量與品牌取勝的戰略，提高自主創新水平，努力增強其產品的非價格競爭力。?
7.1 完善相關法律體系?
取消賦予外資企業“超國民待遇” 的規定，使內外資企業在同等條件下競爭。我國現行的招商引資法律、法規的主旨，是通過給予外商優惠政策來吸引外資。例如，在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率統一以前，在華外資企業的平均稅負約為12%，而我國一般內資企業的平均稅負達24%，國有大中型企業更高達30%。此外，各級地方政府在企業用地的批準、數量和租金等方面都給予外資優惠待遇，這種引資政策既惡化了民族企業的競爭環境，又違反了wto國民待遇原則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即使是從履行國際義務的角度來說也應當徹底取消。?
建立健全反壟斷法律體系。制定統一、規范的《外資管理法》，規定外國投資的原則、 外資的定義、 審查批準程序、出資方式、持股比例、資本轉讓、資本及利潤的匯出、投資期限、國有化征用及其補償、投資爭議解決方式等內容。外商控制國內企業股份，涉及到企業的產權流動。目前，我國有關產權交易的法律、法規不完善，因此外商收購中國企業所涉及的法律問題相當復雜。例如，對于有充分理由被認定可能妨礙公平或違反公共利益的收購，對于可能影響公司股東和雇員利益的收購，對于生產特殊產品的企業和特殊行業（特別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行業）的收購，我國尚未制定相應的政策和法律條款。此外，要配套建立健全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傾銷法、企業并購法、商業秘密法、反賄賂法等。?
7.2 建立健全國家產業安全管理體制?
建立健全引進外資的國家產業風險管理與安全防范機制。設立專門研究機構，建立國家產業安全信息庫、評估指標體系，跟蹤中國利用外資的相關信息，履行產業安全的預警職能和研究職能。借鑒國外經濟安全的經驗和研究成果，采用科學、高效的方式，對產業運行狀態的各項指標進行持續監控。一旦發現經濟運行的參數偏離標準值或接近危險值就及時預警，立即督促政府及相關產業調控部門迅速作出反應。?
7.3 實施加速產業結構升級的政策?
大力推進科技創新，不斷提升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層次，以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來適應、承接國際產業結構調整，塑造一群新興主導產業，改造一大批傳統產業，促使經濟增長方式從外延型、粗放型向內涵型、集約型轉變。?
加強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準入審批工作，提高引資的質量。鼓勵科技含量高的外商直接投資進入，嚴格限制甚至禁止資源密集耗費型、環境污染型外商直接投資進入。當前，要特別警惕環境污染型外資借“西部大開發”之機混入西部地區。?
7.4 增強企業競爭力?
政府應消除小企業過多、過濫造成的無序競爭狀態，為重點企業的發展創造相對寬松的市場環境，提供多種融資渠道；借鑒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經驗，為我國的幼稚產業提供合理保護；集中國力，加大對主導產業的投入，培養一批在世界同行業中競爭力位居前列的民族跨國公司，把中國龐大但零散的生產能力整合成強大的國際競爭力。?
企業要實施“以質取勝戰略”、“品牌戰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推進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價格低廉的產品容易遭遇進口國政府的反傾銷、保障措施，技術含量不高的產品難以跨越進口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品牌產品不僅擁有穩定的消費者群體，還包含較大的附加值。因此，企業應當摒棄低價競銷、以量取勝的傳統思路，加大研發投入的力度，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注重打造自身的品牌。
摘要：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中國目前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任務。為應對目前面臨的自主創新能力不足、資源消耗偏高、服務業落后等的挑戰，我們應當采取強有力的措施，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增強以我為主，綜合利用全球技術資源的能力；加強重要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加快第三產業發展。
關鍵詞：自主創新能力；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改革開放以來，與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相伴隨的結構轉換和升級過程，普遍具有以下特點：（1）在經濟總量中，第一產業的產值比重和就業比重持續下降，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相繼成為增長的主導產業。（2）一些高速增長行業相繼出現，帶動經濟持續較快增長。（3）資金技術密集、高附加值的行業在工業中的比重持續上升，使整個經濟向著資源節約和技術、知識密集的方向推進。由于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中國經濟在整體上正向著資源節約型的方向轉變。2000年與1980年相比，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6.3倍，而能源消耗僅增長了2.2倍。經濟增長的能源消耗彈性系數降為0.4。1980年，每萬噸標準煤消耗僅能產出國內生產總值750萬元，到2000年，同樣的能源消耗，能夠產出gdp 2 182萬元。中國20多年的實踐表明，在很大程度上，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同一過程的不同方面。只有著力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國民經濟才能繼續保持較快增長。
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有許多有利條件。然而，今后結構優化升級將面臨一些新的變化：資源環境壓力加大，技術約束更加明顯，有些方面的比較優勢正在發生變化，開放帶來的結構升級空間減小。這些因素的出現，表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需要新的思路和戰略。
首先，自主創新能力嚴重不足。前些年，我們通過擴大對外開放，有效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特別是大量利用了全球技術資源，促進了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這是由于我們處于科技全球化不斷深化的環境之中，有大量先進技術跨國轉移，跨國公司將許多新技術在其全球生產體系內使用，有些技術還很快向海外企業轉讓。科技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通過開放引進技術的空間大大拓展。然而，在大量利用國外技術資源的同時，國內企業的創新能力沒有能夠同步提升。雖然中國產業結構不斷升級，高新技術產業的比重不斷上升，但總體上看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不足。2004年，中國科技創新能力在49個主要國家中，位居第28位，處于中等偏下水平。中國在關鍵技術上自給率低，對外技術依存度在50%以上，而發達國家都在30%以下，美國和日本則在5%左右。在設備投資中，有60%以上要靠進口來滿足，高科技含量的關鍵裝備基本上依賴進口。中國的發明專利累計授予量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甚至落后于中國臺灣地區和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從1991—2000年，中國累計投入研發經費約為553億美元，僅為美國同期的1／36，約為韓國的1／2。2003年中國研發經費約為190億美元，也僅相當于美國的1／16。
其次，重要資源國內供給壓力加大。目前，中國資源能源消耗仍然偏高，能源供給仍然很緊張，部分地區頻繁出現了供電緊張問題。石油進口大幅上升，2004年，中國進口原油12 272萬噸，比2003年增長34.8%，成品油進口3 788萬噸，增長34.l%。經濟增長面臨的資源能源約束加大。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能源的產出效率顯著低，表現為單位能源消耗生產的gdp較低。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01年，中國每千克石油當量能源消耗僅能生產的gdp為1.04美元，同年，日本為8.02美元，美國為4.39美元，阿根廷為4.66美元，巴西為2.75美元，墨西哥為4.09美元，土耳其為2美元。不過，還需要與發展水平大體相同的國家進行比較。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單位能耗的產出能力明顯不同。2001年，每千克石油當量能源消耗產出的gdp，高收入國家為4.82美元，而低收入國家僅僅為0.78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1.35美元。中國為1.04美元。相同組別的印度，該指標為0.9美元，印尼為0.93美元。這組對比表明：（1）中國經濟增長的能源消耗水平基本符合國際比較顯示的一般趨勢，目前的發展水平決定我們處于相對高消耗的發展時期。（2）符合“一般趨勢”表明，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政策引導，這個趨勢還會持續下去。但中國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現實狀況表明，不能聽任這種狀況持續下去，一定要使經濟增長向著更加節約資源能源和保持生態環境的方向轉變。要打破“一般趨勢”，需要下更大的力氣。中國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所面臨的國土、資源、生態、環境等問題的壓力，不僅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與我們水平相同的發展中國家。例如，森林占土地總面積的比重，全球平均為29.7%，而中國僅為19.7%。如果按人均水平算，我們還要低得多。人均淡水資源全球平均為8 241立方米，中國僅為2 257立方米。一些最重要的自然資源如油氣、鐵礦、銅礦等資源，國內供給的壓力更大。因此，如果產業結構不能加快優化升級，工業化不能進一步轉向資源能源節約型，我們自己和整個世界都難以承受，增長將不可持續。
第三，服務業發展明顯落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產業結構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服務業的發展相對滯后。與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相比，中國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明顯偏低。2001年，中國服務業產出占gdp的比重為34%，服務業就業占社會就業總數的比重為28%。與收入水平與中國基本相同的下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中國服務業產值比重要低19個百分點，在同類國家中名列倒數第二位；就業比重要低20個百分點，名列倒數第一。考慮到中國服務業統計方面可能存在誤差，即使按調整后的數據，中國服務業比重仍然明顯低于同類國家的水平。服務業發展滯后不僅表現在比重上，而且表現在供給能力和服務質量上。與制造業絕大多數行業和產品供給充裕、質量品種合乎需求、國際競爭力較強的狀況相比，中國有較多服務產品供給的數量和質量都不能滿足需求。目前中國一些供不應求的行業，價格明顯高出國際市場的行業，服務質量遠遠不能滿足消費者需求的行業，大多數是服務行業。特別在一些具有壟斷、半壟斷性質的行業中，由于服務產品開發不足，服務價格高，服務質量不穩定等現象較為普遍地存在，使大量潛在需求得不到滿足。這種狀況不僅抑制了服務業自身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影響了服務業更好地發揮促進各個行業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中國服務業發展滯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1）改革滯后的影響。服務業中一些行業特別是一些發展潛力較大的行業存在限制進入和壟斷現象，抑制了服務業的發展和最終需求。（2）就業壓力的影響。中國許多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都有安置富余職工的壓力，使本來可以交給專業化服務企業從事的服務活動長期內部化。（3）產業性質定位的影響。對教育、科研、文化、體育等產業，強調準公共服務的性質；對金融、通訊等行業，強調安全性的要求；對廣播電視、新聞出版等行業，強調其意識形態的功能。重視這些性質和功能是必要的，但同時對它們作為產業的經濟含義和要求重視不夠。（4）低消費率的影響。消費率低必然導致生活性服務業發展緩慢和比重偏低。（5）開放程度較低的影響。對外開放對中國工業增長的促進作用明顯大于對服務業增長的促進作用，提升了工業比重和降低了服務業的比重。
第四，結構優化升級的成本上升。過去多年，我們有明顯的低成本優勢，有利于中國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但是，勞動力和土地等自然資源在真實成本相對較低的同時，也存在成本扭曲問題。有些地方政府壓低地價，甚至實行零地價；污染企業不支付或少支付治污成本；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勞動條件差、社會保障不健全。這些都進一步壓低了成本，是靠欠賬和透支支持的低成本。這種狀況不應該也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最近幾年，中國gdp構成中，勞動報酬約占一半，2003年，這一比重為49.6%。勞動力成本上升即使幅度不大，也將對價格總水平產生明顯影響。此外，嚴格土地管理制度，將糾正以往土地使用中損害農民利益和消費土地資源等嚴重問題，同時也會使地價上升，帶動投資成本和生產成本上升。今后中國經濟增長要解決好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就業壓力。我們在尚有大量農業人口需要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時候，非農產業特別是制造業進入持續升級過程。與前些年的主導產業相比，新的主導產業資金更密集，單位產出使用的勞動力更少，就業的壓力加大。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非農產業的就業增長彈性就不斷下降，“高增長低就業”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在結構優化升級中必須處理好這個問題。
第五，開放帶來的升級空間越來越小。和以前填補空白式的結構升級過程相比，今后通過引進新產業、新產品，繼續提升產業結構的空間縮小。從國外引進更多先進技術的難度也在加大。近些年來，通過技術引進，中國許多產業的技術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在縮小，今后需要引進的許多技術已經不是發達國家的二三流技術，而是真正的前沿技術。掌握這些技術的國外企業從保持自身競爭力的需要考慮，擁有這些技術的西方國家從其戰略圖謀考慮，都對轉移或轉讓前沿技術持更加謹慎的態度。特別在許多尖端科技領域，中國始終面臨技術封鎖局面，如巨型計算機技術、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制造技術等技術的進口，一直受到西方發達國家的嚴格控制。一些軍民兩用性質的技術如微電子電路、集成式半導體產品、計算機軟件、機器人、光學纖維、超導技術等，也經常受到西方國家以軍事安全為借口的輸出干預。
針對中國目前產業結構的狀況，要加快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就必須采取強有力的對策措施。主要應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自主創新能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科技的戰略基點和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經過多年改革與發展，以自主創新能力作為突破口的一些重要條件開始形成：大規模制造能力的形成；配套產業水平提升；企業成為負責任的投資主體；科技投入不斷增加。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仍然存在著很大差距。因此，中國應當按照“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方針，在一些對國家發展至關重要的關鍵戰略領域和若干科技發展前沿形成自主知識產權，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會對經濟增長有突破性的重大帶動作用。在這些關鍵技術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自主創新和發展能力，事關中國經濟軍事安全和長期發展潛力，必須制定切實有效的國家技術創新戰略，加大政府的扶持與支持。這是新形勢下國家產業與技術戰略發揮作用的重點領域。傳統產業在較長時期內仍將是國內市場需求量大、國際市場上我們有比較優勢的重要產業，要加快開發能夠推動傳統產業升級的共性技術、關鍵技術和配套技術。裝備制造業是為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提供物質技術基礎的產業，也是今后一段時間我們有較大市場空間的主導產業。要以重大工程為依托，推動設備制造業振興。我們自己和國際經驗都證明，以重大工程為依托進行關鍵技術的研發和設備研制，目的明確，配套同步，成果直接為重大項目服務。更為重要的是有需求方的約束，其成效是“可檢驗的”，是要拿到市場上去的，能夠有效促進技術創新與經濟實踐的結合。此外，還要加大在一些前沿科技領域的跟蹤投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納米技術與微系統、新材料與先進制造技術、潔凈與高效能源、海洋技術、生態環境保護與恢復技術等正在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其中可能孕育出引導下一輪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主導技術。我們要力爭通過幾年、十幾年的持續努力，在這些新的技術領域中奠定自主創新能力，促進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升級。
第二，增強以我為主綜合、利用全球技術資源的能力。 開放條件下的自主創新能力與封閉條件下的自主創新能力的含義大不一樣。在封閉的經濟中，具有自主創新能力，意味著“閉門造車”，從頭開始自主開發所有的技術環節和零部件生產能力。而在開放條件下，技術能力是一個跨越國界的全球性的系統，不可能也不需要再從頭開始形成自己的封閉技術體系。開放條件下，自主創新能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技術集成能力，即一個企業能夠有效整合內部外部技術資源的能力。經過多年競爭和積累，國內企業集成國內外技術資源的能力在提高，這是以我為主組合技術資源進行技術創新和開發新產品的重要基礎。
第三，加強重要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目前中國總體上處在工業化中期，近年來，住宅、汽車等產品進入大眾消費時期，城市化進程和基礎設施建設加快，分工鏈條加長，裝備技術水平提高，都對能源、原材料等基礎產業和鐵路、公路、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提出了新的大量需求。雖然這些產業的發展對環境和資源造成一定的壓力，但從經濟發展階段的基本要求看，我們不大可能“跨越”這些產業加快發展這個階段。這些產業的發展要走新路子。受資源和環境生態等條件的約束，我們不可能重復走先行國家在這個階段的大量消耗、大量廢棄的發展老路子?？茖W技術的發展為我們提供了走新路子的可能性。即使是采掘工業和原材料工業，近些年國內外也出現了大量新技術、新工藝，在節約能源和其他重要資源、清潔生產、產品技術含量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展。由于這些行業的“重型”特征，在加快發展的過程中更要努力走出一條技術推動、資源節約、效率提高、環境良好的新型道路。
第四，加快第三產業發展。與工業相比，服務業能源原材料消耗低，占用土地少，環境污染少，有利于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服務業能夠促進消費，提高國民支出中消費的比例，有利于改善投資和消費比例；服務業中的科技、教育、文化、休閑健身等產業加快發展，有利于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特別重要的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服務業已經是而且將繼續是吸納就業的主要產業，特別是從2001年以來，工業吸納就業的能力已經成為負值，服務業是就業的主渠道。沒有服務業加快發展，就業問題沒有出路。促進服務業加快發展，需要積極鼓勵和引導。一是在制定宏觀政策和結構政策時，要將促進服務業發展擺在重要地位。二是加快推進和完善壟斷性服務行業的改革，重點是放寬市場準入，引入競爭機制。三是加快服務業行業標準和行為規范的制定和完善。四是繼續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開放帶來的競爭效應和示范效應，將促使國內服務企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增強競爭力。五是加強服務業發展基礎條件的建設與完善，重點要擴大農村地區和中西部落后地區基礎服務設施的覆蓋面。同時，要加強監管，促進服務業健康發展。服務業中有些行業，由于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特殊地位，政府監管的任務很重。特別是服務業擴大對外開放要與我們的監管能力相匹配，做到既充分發揮競爭和開放的積極作用，又能有效控制和減少其負面影響。
論文摘要：首先分析了社會中存在的價值觀問題，并提出中國產業結構失衡問題是此種價值觀產生的深層原因，其次從馬克思主義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理論揭示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缺陷，最后從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二戰后利用科技調整產業結構的事例，提出我國應靠科技調整產業結構和建立以科技、人才為導向的市場經濟價值觀。
論文關鍵詞：社會價值觀；產業結構；馬克思主義理論；歐美發展模式
一、社會主義轉型期間價值觀現狀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由原來的傳統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與之相伴隨的公有制一統天下局面被瓦解．非公有制在我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在這種沖擊下，資本主義的基本價值觀似乎得了永恒意義的“五大崇拜”。一是市場崇拜，認為市場交換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原初行為，也是人的～切行為的表現方式。二是金錢崇拜，認為金錢是衡量人的價值，尊嚴和事業成敗的唯一客觀尺度；三是私有產權崇拜，認為私有產權是自由、獨立和社會活力的物質支撐；四是法權崇拜．認為機會平等是一切法權形式具有的終極意義；五是抽象個性崇拜，認為個性意味著自由解放，離群索居，獨立特行，與眾不同。物欲化的價值觀導致盲目的攀比，超前消費．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橫行。經濟學家也認為．當人均gdp達到i000美元左右時，社會價值觀體系沖擊最為激烈。
二、價值觀形成原因和中國產業結構背景
在政府主導的以gdp為衡量地方領導政績時，各行各業都以追求利益為最大的目標．自然作為等價物的人民幣成為人們衡量事物的標準，在道德、文明等與這金錢標準發生沖突時，金錢便成為主要矛盾，是首要解決的。道德與文明只能被兼顧，或者被拋棄。
美國建立了以美元(而不是黃金)為基礎的全球經濟霸權的陰謀今天已經得逞了。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美國即開始瘋狂的印刷美元(買全世界的資源都是用美國的印鈔機印出來的一張紙)．并用美軍+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將美元送到全球任何一個地方，保證其含有“價值”。美元已經成了一個能夠自我繁殖的妖怪貨幣．并成為各國外匯儲備的主要幣種。至此建立了以美元(而不是黃金)為基礎的全球經濟霸權。而中國貯存了大量的美元作為外匯儲備．一旦美元貶值．人民幣自然也會發生動蕩．此次金融危機很好的說明了美元的貶值導致人民幣縮水，從而對出口，對外投資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支撐中國gdp增長的是投資、出口與消費．在出口消費持續疲軟時，中國唯有依靠固定投資拉動gdp增長。而固定投資中的房地產、鋼材等行業。導致房價漲帽過大，一般百姓根本無法承受。如此也陷入一個惡性循環．為追求gdp而進行投資．投資含有泡沫經濟的、不可再生資源的產業，從而引起通貨膨脹，資源枯竭的不可持續增長的模式。
中國產業結構政策開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當時中國基本上延續了蘇聯模式．選擇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到上個世紀7o年代末期．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時．產業結構失衡問題已經很突出。為了調整的產業結構，協調各產業部分的發展，政府在進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先后出臺了輕紡工業優先發展政策、促進“短線”的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發展的政策和限制“長線”的加工工業發展的政策。從這些政策實施的結果看．促進輕紡工業發展和農業的政策效果顯著。在整個80年代，盡管國家鼓勵向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投資并在資金、物資、能源、交通等方面進行扶植，但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發展卻始終滯后于國民經濟的發展，其“瓶頸”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扭轉；相反．國家限制發展的生產能力過剩的加工工業卻不斷以驚人的速度增長。
90年代初期，鄧小平南巡講話后．全國掀起了新一輪的投資熱潮，加工工業因其經濟技術特性成為主要的投資領域，規模小、技術含量低的中小加工企業迅速大量涌現?！鞍宋濉碑a業發展規劃不僅沒有得到執行．而且加重了已存在的產業結構失衡、產業低度化和分散化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被迫運用行政手段對經濟進行全面調整．以實現國民經濟“軟著陸”。“九五”期間，我國在成功實現國家經濟“軟著陸”的同時．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突出表現為一般加工工業在制造業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技術相對密集產業的比重有所上升．尤其是技術密集度高和具有高新技術產業特征的醫藥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的比重明顯上升。
盡管“九五”期間過剩經濟的運行態勢為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創造了一個有利的環境．但是．由于受到體制性和政策性因素的約束，三次產業的結構性偏差沒有得到有效調整．第三產業因受到政策性進入的限制發展仍然相對滯后。
三、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所形成的價值觀背后發展模式
馬克思根據社會總產品兩個構成原理，提出了分析社會資本簡單再生產公式，l(v+m)+iic交換．是生產資料和消費之間的交換，通過交換，一方面，ii部類的資本家把他們的不變資本11c從生活資料形式變成了制造生活資料的生產資料形式(面粉機)，從而使消耗的不變資本得到補償，能重新執行資本家的職能。另一方面．ii部類的勞動力的等價v(可變成本)和資本家的剩余價值(m)則是從生產資料的形式變成了生活資料的形式，從而能夠進入個人的消費。
中國改革以前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為目標．通過扭曲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計劃資源配置制度和缺乏自主權的微觀經營體制而形成的。當時中國勞動利用、人力資本積累和就業結構模式把整個國民經濟分為兩大部類，即生產資本品的第一部類和生產消費品的第二部類，并且假設兩個部類都具有固定的技術系數。即資本和勞動力在生產產品的過程中完全不能相互替代。由于假設勞動力具有無限的供給彈性，則資本成為經濟增長過程中唯一限制要素。按照這個戰略模式，把更多的資本投入到生產資本品的第一部類，從長期來看會增加消費。投資和總產出。由此引申出的政策寒意是：通過提高第一部類的投資比例而提高總的投資增長率，可以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加快經濟增長。
四、借鑒國外科技革命影響和樹立人才價值觀轉變經濟發展模式
2l世紀是科技高速發展的世紀，生物技術計算機網絡技術、生物工程技術等領域蓬勃發展的史實等成為引領經濟的巨大引擎，這次新技術革命不是在個別或少數領域中的突破，而是在各個科學領域和生產部門中的全面躍進。因此．它的影響極其巨大、深遠。
首先，新技術革命使產業結構發生變化。人類社會最初第一產業。即農、牧、林、漁業十分發達。隨著工業革命的進行，第二產業，即工業、采掘業、建筑業等發展起來．產值超過第一產業。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新技術革命的開展使工農業產品大量增加，可以把更多的人力投入到不直接生產物質資料的部門．如商業、金融、服務行業等。當前．經濟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的產值都超過了第一、第二產業的產值總和。1982年，美國第一產業的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5％．第二產業占31．7％。第三產業占65．8％。同一年，英國第三產業的比重為62．8％，法國為61．6％．聯邦德國大約為60％。日本為53．8％。蘇聯的第三產業不夠發達，l982年的產值僅占全部產值的23．8％。
其次，新技術革命促進了生產的迅速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明顯提高。資本主義國家在歐洲和美國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在第二次世界戰爭爆發，已經建立了非常強大的經濟基礎。一般認為，其經濟增長速度將回落。社會主義蘇聯通過幾個五年計劃的發展。將難以維持原來的速度。然而．事實和預期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美國為例新技術在工業中比例越來越重．1977—1984年間，美國的高技術工業年平均增長14％，比1950—1977年間高出l倍。高技術工業的比重由1977年的6．1％增加到l984年l2．9％。1976年，美國化學工業的營業額中有50%是l966年前不存在的新產品，僅在字宙空問研究過程中研制的新產品有l2000種也是1966年前所沒有的。1983年2月里根宣布“在今后數年里，高級技術將使我們的工業發生巨變，并使我們的經濟復興”。并且，美國的人均國民產值1940年為1886美元，1983年升為13，887美元。在同時期蘇聯則從510—542美元升為2655美元。新技術革命極大還擴大了人類的活動領域，創造了新的生產工具和技術，改善了勞動的組織和管理。在新技術革命推動下．195l—l979年期間的工業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蘇聯的年均增長率為5．8％．美國3．2％，日本8．9％，聯邦德國4．5％，法國4．5％，英國2．8％。農業勞動生產率由于采用生物工程和電子計算機，在一些國家中增長速度甚至超過工業。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社會經濟發展從主要依靠勞動力和資金的增長轉為主要靠技術的提高和組織的改善。換句話說，集約因素代替粗放因素，在二次大戰后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最后．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F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是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源泉，新技術革命既為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也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它使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新情況、新形勢下需要做出新的解釋和發展．如無產階級革命和國家學說、生產力理論、國民經濟結構理論、失業理論、經濟危機理論、資本主義歷史地位理論、現時代特征理論等。
我們充分利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向進行把握。我們也相信在今后的l0～20年．很有可能發生一場以綠色、智能和可持續為特征的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科技創新與突破將創造新的需求與市場．將改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與經濟社會的發展方式，將改變全球產業結構和人類文明的進程。
即將到來的新科技革命．既是對我們的巨大挑戰．但是也是中國實現偉大復興的重大歷史機遇。從近期看，依靠科技創新調整我國產業結構、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是化危為機的根本手段；從長遠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中國的科學技術為導向價值觀是我國發展史上的大變革、大事件，能否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歷史機遇，培育新的發展模式．新的創新型人才．走出一條綠色、智能、普惠、可持續的科學發展道路，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我國現代化的進程和人才價值觀的方向。
論文關鍵詞：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升級
論文摘要：我國要不斷利用開放條件，促進產業結構升級，重要的是重視“二次創新”，提高引進技術的有效性，最終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l產業結構及產業結構升級
1．i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即國民經濟的部門結構，是指生產要素在產業部門間的比例構成和它們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聯系，主要包括農業、工業、服務業三次產業之間的比例關系各行業之間的比例關系等。世界上較為通用的產業結構分類方法是根據社會生產活動歷史發展的順序來劃分的：產品直接取自自然界的部門稱為第一產業；對初級產品進行再加工的部門稱為第二產業；為生產和消費提供各種服務的部門稱為第三產業。
三次產業之間的結構是不斷變化的，具體趨勢如下：第一產業的增加值和就業人數在國民生產總值和全部勞動力中的比重，在大多數國家呈不斷下降的趨勢；第二產業的增加值和就業人數占的國民生產總值和全部勞動力的比重在2o世紀6o年代以前，大多數國家都是上升的。但進入2o世紀6o年代以后，美、英等發達國家工業部門增加值和就業人數在國民生產總值和全部勞動力中的比重開始下降；第三產業的增加值和就業人數占國民生產總值和全部勞動力的比重各國都呈上升趨勢。
1．2產業結構升級
產業結構的升級包括產業間結構的變化和產業內的升級這兩種基本方式。
從宏觀角度考慮，產業結構升級是指在特定的國內外經濟環境和資源條件下，按照一般的產業結構演進規律，采取一定的措施，不斷提高產業的結構層次和發展水平，以保障國民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一種經濟活動。
從生產效率的角度考慮，產業結構升級是生產效率的轉化過程，就是社會生產效率由低到高的改進和轉化，是整個生產體系的改進和提高。產業升級是一個系統化工程是從量變到質變的積累，是一個逐步演化和提升的過程。
2技術進步與產業結構升級關系的理論
2．1技術進步是產業結構升級的轉換型動力
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和產業升級，是經濟發展戰略調整的長期任務。其中技術變化是產業結構變化的重要內在動因。在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演變過程中，通過技術創新技術變革等技術進步而實現對原有的產業部門的改造并且建立新興產業部門，從而導致的產業結構的變化。在現代經濟中，技術進步與創新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引起產業結構變化的技術動因反映了技術進步與創新對產業結構演變的作用和影響。
技術進步與創新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和作用大致可以歸納為：技術進步與創新使生產力提高，促進社會分工的發展，形成新的產業分工；技術進步與創新使勞動生產力提高，勞動力發生轉移，使產業結構產生變化。所有這些作用和影響會使產業內部的生產要素構成不斷高級化，使產業結構不斷高級化。世界超級大國美國即是技術進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典型代表(見表1)。
技術進步對產業發展過程的勞動力就業結構產生重要影響。隨著技術進步和發展，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再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第一產業勞動力比重下降，第二產業勞動力比重增加，第三產業勞動力比重逐步上升，這一變化過程既是技術進步的反映，又對技術進步起著推動作用。
2．2技術進步的途徑
技術進步的途徑有兩個：第一，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政府要采取措施幫助企業增加技術創新所需的自有資金。政府要不斷完善投資管理制度，使得企業通過市場競爭實現“優勝劣汰”，形成“提高效益一資金積累一技術創新一提高效益”的良性循環，從根本上解決技術創新中的資金問題。第二，技術轉移。曼斯菲爾德認為，國際間技術轉移分為垂直轉移和水平轉移。垂直轉移是指把甲國關于基礎科學研究成果轉到乙國的應用科學中或者把甲國應用科學應用的乙國的生產領域。水平轉移是指把甲國已經應用于生產的新技術應用到乙國的生產領域，包括物質轉移、技術和人才轉移、設計轉移。一國要得到國外先進技術可以通過“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方法，主要包括從國外進口新產品、仿制；從國外購買專利權、設計，在國內生產；接受國外援助，派人出國學習；從外資企業學習新技術；引進高新技術人才；建立創新機構、促進技術創新，必要時在國外建立研發中心等。
3中國產業結構變遷演進進程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產業結構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從2o世紀5o年代初到7o年代末，中國迅速改變了半殖民地經濟的特點，初步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第二階段從1979年開始到2o世紀9o年代初，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不斷調整產業結構，使中國進入了工業化的中期階段。第三階段從上20世紀9o年代初中國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至2020年左右，中國將在實現工業化的同時，完成初步信息化。
3．1建國初中國產業結構的基本情況
建國初期，我國農業基礎薄弱、工業素質不高、服務發展滯后，在整個產業構成中，農業居主導地位，工業基礎薄弱、技術落后、門類不全。工業整體水平基本上處于手工作業狀況，根本談不上工業化和工業體系。只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工業結構極為簡單，生產水平極為低下。1952年，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51．0，第二產業增加值占20．8％，第三產業增加值占28．2。第一產業勞動力所占比重為83．5，第二產業勞動力所占比重為7．4，第三產業勞動力所占比重為9．1。
3．2體制過渡期的產業結構演變
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到1978年的2o多年間，經濟發展模式的一個根本特點，是在前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影響下，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始終貫徹著計劃經濟的思想，全部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都是在計劃經濟的模式下取得的。這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雖然創造了很大的經濟成就，但也造成了很多的失誤并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損失。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開始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終于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伴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我國三次產業的cdp結構逐漸發生了變化，第一產業比重有逐步縮小的趨勢，而第一和第三產業所占比重近年來有所增加，從業人員主要從第一產業向第二和第三產業轉移。1998年，我國第一產業總產值為24516．7億元，其中農、林、牧、漁業分別占58．1、3．5、28．5、9．9，與1990年64．7、4．3、25．7、5．3相比，農業產值比重有較人幅度的下降，牧業和漁業有一定程度的提高；糧食作物占農產品總產量的比重由1994年的76．7下降到1998年的73．6，經濟作物產量所占比重上升了3．1個百分點，農業內部結構趨于合理。
4引進技術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實證分析
4．1產業技術升級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
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加強和我國經濟開放程度不斷加大的背景下，如何充分利用國際技術轉移促進我國技術進步，促進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和產業升級，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研究的重要課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技術引進以及利用技術引進促進產業升級的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績，但也存在著諸如引進結構不合理、消化吸收能力弱和技術引進的成效差等問題。
第一，技術進步加快工業化進程。
改革開放以來，以技術引進為主要特征的技術進步加快了工業化進程，推進了產業結構的快速變化，產業結構呈現出一定的升級特征，但主要是第二產業發展較快，第二產業所占比重已達到上中等收入國家水平。
第二、增長方式粗放，環境受到一定程度破壞。
自然資源利用率低，單位產出的能源、資源消耗量大我國主要工業產品能耗遠高于國際先進水平，如火電煤耗高出22．5，大中型鋼鐵企業噸鋼可比能耗高出21。而我國人均資源占有量少，資源供給壓力明顯上升。支柱性礦產如石油、富鐵礦、銅、錳、鋁土礦等儲量不足，供求缺口較大。
第三、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沒有同步前進。
在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創新方面“重引進，輕消化吸收”，以致造成了大量的浪費。引進技術與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本來同屬一個完整的技術系統，然而我國目前出現了某種程度的脫節，不能有力地促使引進技術企業對引進技術進行充分的消化吸收。此外，目前我國技術市場管理尚不完善，使潛在的消化吸收企業對創新技術的預期收益大打折扣，從而沒能形成一個有效的外在機制，以促進企業進行消化吸收。
4．2技術引進的成就及政策建議
近幾年中國的技術引進主要涉及機械、電子、能源、交通、信息和化工等領域，而這些行業都是跨國公司投資進入最集中的行業?？梢娭袊夹g引進的主要產業與跨國公司進入的主要產業是相一致的，從而積極推動了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以2003年為例，中國的技術進口主要集中于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電力、熱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等領域。而同期中國fdi的產業重點也是以制造業為主。因此，可以說跨國公司的技術轉移推動了中國產業結構由低生產率、低技術含量、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高生產率、高技術含量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化。行業內部也從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產品和服務向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產品和服務轉變。
我國要不斷利用開放條件，促進產業結構升級，重要的是重視“二次創新”，提高引進技術的有效性?！安皇遣灰M技術，而是要把引進技術充分消化、吸收并再創新。”要加強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再創新。長期以來，在“以市場換技術”的思維定勢下，我國工業重技術引進，輕自主創新，陷入“引進一落后一再引進一再落后”的怪圈。高新技術產業要實現跨越式發展，盡快縮短同發達國家的差距，必須依靠自主創新。2o世紀6o年代，韓國和我國工業水平相差不多，甚至很多產業起步比我國晚，但韓國在引進技術后，非常注重消化、吸收、再創新及再出口，政策堅定，組織有序，且持之以恒。所以，我國應該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在技術引進的過程中注重消化吸收，重視二次創新，增強技術引進的有效性，最終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摘要】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我國政府推行產業組織政策需要綜合考慮當前國內、國際環境的變化及發展趨勢,要以促進競爭作為政府產業組織政策的基本原則,以維護有效競爭和提升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作為政府產業組織政策的目標,以信息指導和政府扶助作為政府產業組織政策的主要手段。當前政策著力點是盡快制定和實施反壟斷法,強化對外國企業壟斷的管制和打破國內的行政性壟斷;以技術政策為核心,提升國內企業的自主技術創新能力;貫徹《中小企業促進法》的立法精神,建立和完善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具體政策體系和政策機制。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反壟斷 技術政策 中小企業扶持
經濟全球化和伴隨經濟全球化的世界范圍內新經濟的興起,使產業組織政策環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此背景下,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紛紛調整產業組織政策,放松規制和提升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已成為國際潮流。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實施的做強做大國內企業和積極引進外資的產業組織政策,取得了一些積極的成果,但也存在很大的問題。在新形勢下,選擇什么樣的產業組織政策,事關中國經濟在新世紀發展的大局,值得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1 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產業組織政策環境分析
1.1 國內環境分析
(1)中國企業的規模普遍偏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從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來看,我國工業企業普遍規模較小,產業集中度低,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國際競爭力弱。1998年,我國100家最大工業企業的總資產平均值、銷售收入平均值、平均資產利潤率、人均利潤和人均銷售收入分別僅相當于當年世界500家最大企業平均值的2.44%、4.75%、26.40%、17.60%和12.70%。我國主要行業的平均集中率水平也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水平,1995年,我國制造業521個行業cr4加權平均值為20.1%,而美國1963年為40.9%,日本1963年為35.4%,法國為33.1%①。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而美國、日本僅為5%左右,國內企業僅萬分之三有核心技術,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缺乏,產業發展受制于人,產業國際競爭力弱。
(2)在某些產業,跨國公司已經占據了絕大部分市場份額,利用其市場優勢地位,控制市場、限制競爭的傾向初現端倪。
目前,瑞典利樂控制了中國95%的無菌軟包裝市場,美國微軟占有中國電腦操作系統市場95%,美國柯達占有中國感光材料行業至少50%的份額,法國米其林占有中國子午線輪胎市場的70%,芬蘭諾基亞、美國摩托羅拉等跨國公司占有中國手機市場的70%,美國思科占有中國網絡設備行業市場的60%,日本索尼占有中國照相機行業市場的18%,跨國公司利用中國引進外資的優惠政策以及自身的資金、品牌和技術優勢,已經在某些行業取得了壟斷地位。在取得壟斷地位后,控制市場,限制競爭,謀取暴利的傾向已初現端倪。在國內包裝企業訴利樂案中,利樂倚賴其在無菌包裝機方面的壟斷地位,在包裝耗材上實行了不正當的限制性商業策略,控制了絕大部分包裝市場,并且使利樂紙的平均價格在2003到2005年的兩年時間內上漲了大約2倍②。
(3)國內行政性壟斷問題嚴重,行政性壟斷產業的改革任重道遠。
行政性壟斷是基于法律和行政權利而產生的獨家或少數企業對市場的壟斷。我國的行政性壟斷產業主要包括鐵路、港口、民航、電力、電信、城市公用事業、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特殊行業、郵政、城市公交、煙草食鹽糧食藥品等重要商品流通、軍工、鑄幣、銀行保險等金融業,產業部門涉及面廣,產業地位特殊,而且這些從事這些產業經營的都是國有企業。行政性壟斷造成了雙重惡果:一方面,壟斷地位使得這些產業內的企業一方面攫取了遠高于其他行業平均利潤率的利潤,排斥競爭,損害消費者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內部約束機制不健全和發展動力的缺乏,長期以來,這些產業成本居高不下,產業經營績效低下。行業的特殊性加上國有企業的身份,使得這些產業的改革舉步維艱。
1.2 國際環境分析
(1)第五次兼并浪潮方興未艾,企業間的國際競爭加劇。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世界范圍內掀起第五次企業兼并浪潮,這次兼并浪潮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兼并數量急劇增多。全球性并購事件1990年為11346起,1999年為28265起,年平均增長10.7%③;二是單項兼并交易金額世界記錄屢創新高,兼并規模日趨擴大。2000年,美國在線以1640億美元收購時代華納取代1999年世界微波通訊以1220億美元收購斯普林特成為新的世界單項兼并交易金額的保有者。1995年,全球大型并購有35項,平均規模為17億美元,1998年增加到89項,平均規模為45.3億美元④;三是跨國并購發展迅猛。從1990年以來,跨國并購占fdi的比率一直較高,均在60%以上,1995年為69.9%,2000年達到89.8%,跨國并購已經成為fdi的主要實現途徑⑤;四是并購以水平并購為主,混合并購為輔,垂直并購微不足道。1990～1999年,在跨國并購總額中,水平并購額所占比重由55.8%上升為71.2%,混合并購額所占比重由40.9%下降為27.0%,垂直并購額所占比重由3.4%下降為1.8%⑥;五是兼并范圍廣。此次兼并,2/3以上的項目分布在五個產業:金融服務業、醫療保健業、電訊業、大眾傳播業和國防工業,同時還涉及到汽車業、商業零售業等幾乎各行各業。
第五次兼并浪潮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加劇的結果,為了生存和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以取得競爭優勢,同行業的領頭企業紛紛走向聯合。同時,第五次兼并浪潮的出現并沒有緩和競爭,它使得世界范圍內經濟競爭更趨激烈,通過此次兼并,在某些產業,只剩下實力超群、為數不多的幾家巨型企業,為了爭奪世界市場,這些企業欲置對方于死地而后快,競爭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波音和空客的競爭為我們提供了最好的注解⑦。
(2)西方發達國家紛紛調整競爭政策,放松規制和提升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已經成為國際潮流。
以微電子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的興起和市場需求的擴大改變了傳統自然壟斷產業的性質,再加上國際競爭的加劇,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紛紛調整國內的競爭政策,在電訊、民航、鐵路、電力等產業引入競爭機制,放松對這些產業的經濟性規制,并且都取得了不錯的效果。競爭政策調整的另一個動向是從對反壟斷的強調轉向扶助本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當前,發達國家的反壟斷政策對壟斷的認定已從結構標準轉向行為標準,并且還要考察壟斷行為的市場績效,“一事一議”已經成為通行的原則,對橫向兼并等過去嚴格限制的行為已基本放任自由。美國聯邦政府自二戰以來就主動地介入到高新技術的研究開發,80年代為支持美國的半導體工業,巨額資助了大學、工業界的研究開發;90年代中期制定“信息高速公路計劃”;20世紀末和世界上其它國家組織實施人類基因組計劃。日本政府自20世紀50年代起就通過補貼、稅制優惠、低利貸款等方式對國內的研究開發進行扶持,使日本的研發規模和水平在20世紀80年代初超越英、法、德居世界第二位。2004年5月,經濟產業省出臺《新產業創造戰略》,提出必須培育在今后5至10年內能夠成為日本產業競爭核心的新產業。
(3)網絡經濟的興起,對世界各國的反壟斷提出了新的挑戰。
網絡經濟是以計算機網絡業為中心以及由這個產業派生出的若干相關產業。網絡產品固有的規模經濟性、網絡外部性(正反饋效應)、技術的市場不相容性和網絡產品技術標準造成了網絡產品的鎖定效應和先行者優勢,從而使得壟斷成為網絡產品市場上的一種必然而普遍的現象。但是傳統的反壟斷理論和反壟斷政策卻對網絡經濟領域的壟斷顯得束手無策。傳統的反壟斷理論認為壟斷廠商通過降低產量、提高價格獲得壟斷利潤,損害了社會福利,但是在網絡經濟領域,壟斷廠商往往并不控制產量,產品更新換代的速度很快,并且新產品的價格低于老產品的價格。在結構和行為上顯然構成壟斷的廠商,在績效上卻無可指責,結構、行為和績效的脫節將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推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反壟斷,意味著績效損失;不反壟斷,從道義上又說不過去。網絡經濟領域的壟斷問題對各國政府的反壟斷政策提出嚴峻的挑戰。1969年,美國司法部訴ibm壟斷pc市場,訴期十余年,最后不了了之。從1997年開始的微軟壟斷案,2002年最終以和解的方式解決,和解協議中,微軟并沒有做出多少讓步。
2 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產業組織政策的調整
2.1 產業組織政策主體的調整
中國和日本都是“官僚主導的經濟發展指向體制”,但中國和日本的產業政策(包括產業組織政策)體制并不相同,日本實行的是以產業界自主調整為基礎的“官民協調”體制,產業組織政策的主體是政府+企業界,政府和企業界協商制訂產業政策。而中國實行的是政府主導的體制,產業組織政策的主體是政府,產業界的要求很少被考慮。很多學者將日本產業政策的成功歸因于這種“官民協調”體制,同時認為政府主導產業組織政策的制訂存在以下弊端:一是政策和產業實際脫節的危險,政府及其智囊機構對具體產業的信息擁有量顯然不如產業界,不考慮產業界的要求,因信息偏在,政府制訂的政策就有和產業實際脫節的危險;二是政策能夠貫徹實施的前提是政策目標和企業的贏利目標相一致,當二者發生沖突時,企業會產生抵觸行為,從而使政策的實施效果大打折扣。借鑒日本的成功經驗,將企業界納入產業組織政策的制訂體系中,形成官、學、商共同制訂產業政策的新體制是當前中國產業組織政策應當進行的調整。
2.2 產業組織政策目標的調整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的產業組織政策目標應當從組建國內卡特爾和積極引進外資轉向反壟斷和提升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中國的市場經濟性質和國內的反壟斷形勢決定了當前的產業組織政策必須以反壟斷作為重要目標。首先,市場經濟要求反壟斷。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依賴市場機制功能的正常發揮,作為市場機制有機組成部分的競爭機制在市場機制中處于核心地位,價格機制和供求機制必須通過競爭機制才能發揮作用,因此競爭機制功能的正常發揮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基礎和前提。競爭機制通過企業間的競爭,優勝劣汰,給企業形成強大的外部壓力,是企業進步的原始推動力,優勝劣汰的結果使社會資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企業,社會資源的配置由此得到優化。但是企業間的自發競爭會損害競爭,一是作為競爭后果的壟斷的出現會使得競爭壓力減弱或消失,企業發展的動力弱化,二是企業間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會使社會資源得到不當配置,競爭機制的資源配置功能發生扭曲,因此,競爭機制功能的正常發揮需要政府進行干預,政府干預的主要方式是制訂和實施以反壟斷為核心的競爭政策,調控企業的競爭行為,維護有效競爭,保證競爭機制正常發揮作用。其次,國內的行政性壟斷泛濫和外國企業控制國內市場的局面要求當前的產業組織政策目標必須以反壟斷作為重點。作為社會公眾利益的代言人,維護本國居民利益和社會公眾的整體利益是政府當然的義務。行政性壟斷以部門利益損害公眾利益,而外國企業控制國內市場損害了全體國民的福利,因此必須堅決反對。
經濟全球化決定了當前的產業組織政策必須以提升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作為重要目標,而提升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必須以注重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和創立自主品牌作為重點。在經濟全球化化條件下,以產業政策為核心內容的供給政策已經替代需求政策成為各國經濟政策的重點,市場開放意味著要提高本國居民的福利,除了在國際供給中占有更多的供給份額外,已經沒有別的選擇,而要增強本國的供給能力,就必須提升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目前,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主要表現為低勞動力成本優勢,這種優勢受資源和環境的約束,注定不會長久,另外,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過低價格已經引起了無休止的貿易糾紛。跨國公司相較國內企業而言,其競爭優勢主要體現在研發和營銷(以品牌為核心)兩個環節,而這兩個環節又是所有價值鏈環節中增值最多的環節。提升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必須從這兩個核心環節入手,注重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和創立自主品牌的思路上來。
2.3 產業組織政策調控對象的調整
長期以來,我國的產業組織政策把國有企業作為主要的調控對象,但是隨著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經濟布局的戰略性調整,當前,在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的地位已經顯得已經無足輕重。形勢的變化要求產業組織政策將調控的重點轉移到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上來。加強對外資企業的控制和引導,使之服務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局;強化對民營企業的扶持,增強其可持續發展能力是今后一段時期產業組織政策的中心內容。
2.4 產業組織政策手段的調整
我國的產業組織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律手段,行政指導,財政稅收政策(包括財政補貼,傾斜性投資,出口退稅、稅收減免、外匯配額等),金融政策(包括低利息融資、區別性融資、擇優融資等),貿易政策(包括關稅保護、非關稅壁壘和歧視性待遇等),和信息指導。中國加入wto已經五個年頭,隨著商業、金融等行業的新近放開,國內除極個別的行業外,已經全部對外開放,在此背景下,以往的一些產業政策手段有的已經變得不可行,如關稅保護、歧視性待遇、出口退稅政策等;有的面臨調整,如政府指導、財政補貼政策等?？傮w而言,當前中國的產業組織政策手段應向以法律手段和信息指導為基礎手段,以適應wto規則的財政、金融、貿易政策為補充的新的政策手段組合體系的方向發展。
3 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產業組織政策的重構
3.1 制定和實施以反壟斷為核心內容的競爭政策
競爭政策是國家權力機構為保護和加強市場競爭而制訂的法律和政策的總稱。從世界各國競爭政策的實踐來看,反壟斷是競爭政策的核心內容,反壟斷法是競爭政策的主體,反壟斷法的核心內容是反壟斷性的市場結構,圍繞這一核心的結構框架由三跟支柱組成,即1)禁止限制競爭的行為;2)禁止濫用市場主導地位的行為;3)對兼并的控制。
中國當前還沒有一部反壟斷法,有的是《反不正當競爭法》以及《價格法》和其他法律、政策涉及競爭行為的相關規定,競爭政策主要由政府機構(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來實施。這種政策體系和政策運做方式與當前國內、國際反壟斷形勢的要求存在相當大的差距:首先,現有的政策體系缺失對壟斷的明確界定,尤其是從市場結構方面進行的界定,;其次,不正當競爭行為并不等同于壟斷行為,僅從競爭行為角度來制訂政策,政策體系本身就不完備;再次,以行政運做方式而不是以司法方式來實施競爭政策,政策的公正性和政策的執行力度便不能從根本上得到保證。國內和國際環境要求當前中國制訂一部系統、專門的反壟斷方面的法律。
3.2 調整技術政策,把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作為技術政策的核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行的是以市場換技術的發展戰略,在技術政策上,重引進、輕自主創新。這種發展戰略和技術政策帶來了雙重惡果:一方面,丟失了市場,但是并沒有換來技術。以中國汽車產業為例,中國汽車產業已經初具規模,但是,國內的三大汽車廠商(一汽、二汽、上汽)到現在還沒有掌握小汽車的關鍵生產技術。另一方面,國內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薄弱,淪為跨國公司的“生產車間”和代工廠,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處于極其不利的地位,而這種狀況又進一步加劇了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的矛盾,使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面臨空前的挑戰。
調整技術政策,首先要改變以市場換技術的發展思路,要轉變到以技術立國的發展思路上來。借鑒韓國和日本的成功經驗,在wto框架協議下,對產業的保護和扶助仍必不可少,沒有國內需求的保證,新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在起步階段就會被扼殺。其次,在具體的技術政策層面上,要加大對企業自主技術開發的扶持力度。
3.3 貫徹《中小企業促進法》的立法精神,建立和完善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具體政策體系和政策機制
中小企業被稱為國民經濟的穩定器,在保持經濟活力和解決就業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吨腥A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已于2002年6月29日由九屆人大常委會通過,并于2003年1月1日開始實施。中小企業促進法的宗旨是“國家對中小企業實行積極扶持、加強引導、完善服務、依法規范、保障權益,為中小企業創立和發展創造有利的環境”,但是“這部法律本身并不提供任何具體的促進辦法,因此它沒有作為主張權利基礎的功能。它要求受影響的(地方)機關、銀行和機構根據該法陰極一項更為優惠的待遇,并創造專門的項目改善其對中小企業的行為?！雹嗑唧w而言,在開業登記、融資、資金援助、稅收優惠、完善中小企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等該法涉及的各個方面,都需要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去制訂具體的政策體系和政策實施機制。
中國大多數產業集聚還是靠低成本來獲取競爭優勢，這種低成本一方面是通過集聚本身的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及外部經濟獲得，另一方面，亦是通過廉價勞動力、便宜土地供給、寬松稅收政策及低環境保護成本等因素形成，但是靠消耗廉價要素和環境謀求經濟發展并不是長遠政策。從國際貿易環境看，新貿易保護主義主要體現在環境保護、勞工標準、技術壁壘等方面，由于相當多的產品是主要面向國際市場，這些新的政策貿易環境給中國的產業集聚帶來挑戰，本文試圖對中國產業集聚的發展模式進行梳理，通過對其發展特征、效應及存在問題的分析，提出今后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成本追逐型、外源型集聚模式
外源型產業集聚主要是抓住國際產業轉移機遇，利用政策和區位優勢，引進三資企業而形成，廣東的產業集聚展便是其中的例子。
(一)外源型產業集群的特征和效應
外源型產業集群具有“兩頭在外”的特征，產品銷售基本以國際市場為主，例如石碣生產的110種電子產品中，有8種產量居世界第一位。東莞大嶺山鎮臺商家具業集群號稱亞太地區最大家具生產基地，但國內知名度卻不高，主要是因為該集群產品基本出口，不在內地銷售。外源型產業集聚由境外企業轉移加工制造環節而形成，以oem為主要業務，企業的研發、銷售等戰略環節基本留在境外，產業鏈并不完整，產業價值鏈缺乏戰略環節，整體處于低端層次。例如，東莞電子信息產業集群擁有3000多家相關企業，但擁有研發機構的卻鳳毛麟角，東莞能夠生產一臺計算機95％的配件，卻無法生產具有核心技術的關鍵組件cpu。規模生產并沒有帶來高額利潤，如東莞電子信息產業集群，一般只賺取5％的加工費。產品品牌基本屬于外資企業，難以形成自主品牌。
外源型集群雖然屬于嵌入式集群，但嵌入行為主要是基于降低成本和獲取資源，與當地經濟、社會、文化網絡的聯系相對松散，嵌入程度有限，產業關聯度較低，企業間缺乏緊密的分工協作體系，相互依賴程度小，臺商、港商、日商等各自形成自己的社會協作網絡和人際交往圈子，彼此間及與當地社會之間存在一定的文化隔閡，集群內的龍頭企業向外轉移，往往也會導致為其配套生產的一批中小企業隨之遷走。
外源型企業雖然地區根植性不及內源型產業集聚強，但卻起了母細胞效應，其效應便像硅谷的仙童半導體公司，硅谷之內的七十余家專門從事半導體技術的企業中，約有一半是從仙童直接或間接衍生出來的，母細胞效應對區域經濟的起飛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一是快速帶動當地經濟。對于經濟基礎薄弱的地區，自發式的產業集群發展進程往往非常緩慢，而引進外源型產業集群，尋求嵌入式發展是可供選擇的一條重要快捷方式；二是促進技術進步及轉變觀念。借助外部力量，擴大利用外資，不僅解決資本不足的問題，同時促進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升級和出口擴大，對于轉變觀念和企業經營機制，對于管理體制創新和制度現代化建設，都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三是在地理區位上，集群多產生于城市邊緣地區或鄉鎮，在城市化過程中，很多產業集群所在地成為城市中心區的重要組成部份；四是在經濟上，產業集群現已成為很多地區加快經濟發展、解決就業、增加稅收和財政收入的重要載體。
在市場競爭上，產業集群已成為當地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重要力量，雖然在產業單項競爭上，廣東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尚有較大的差距，但憑借產業集群帶來的整體競爭優勢，廣東電子信息、紡織服裝、工藝陶瓷等產業正逐漸成為國際市場的重要力量。美國《紐約時報》在深入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區傳統產業在生產成本上漲后，為何產品還能統治國際市場時，曾指出，這些地區的制勝之道在于強大的配套優勢，這是越南、印度等更低成本國家目前難以達到的。
(二)外源型產業集聚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外源型產業集聚的發展主要是靠臺灣及港商企業，雖然有親緣、鄉緣等社會關系網絡，但不同的制度環境及技術水平往往妨礙了企業家之間的溝通以及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一是外商制造業采購非本地化，大部分原料仍然靠進口，外源型集群與當地相關產業前向、后向關聯效應不太強，例如臺商到大陸投資后，仍然與臺灣的原材料、設備供貨商等上下游企業以及其他支撐體系保持著相當緊密的供貨商——生產——貿易商的網絡聯系；二是外源型集群很多時是所謂“復制群居鏈”，一些有著產業聯系的上下游生產企業一窩蜂地相繼前來辦廠，以維持原來的生產聯系。如制鞋業，臺灣的制鞋商、原材料供貨商、包裝商、機器維修店以及外包廠商在廣東形成了一個新的企業網絡?！叭壕渔湣睆椭七^來后，與當地的交流就少了，因為它們可以不依賴當地的供貨商網絡。而這種“群居鏈”又是可以到處流動的，這容易造成當地經濟的空洞化；三是外源型集聚的技術溢出不明顯，港資及臺資企業在大陸多以獨資形式出現，為保護先進技術，外資企業往往竭力避免核心技術過快外溢，例如一般情況下核心技術是在臺灣研究開發，然后直接移植到大陸進行生產，它們的技術創新與改造僅與臺灣母公司發生縱向聯系，而不與當地同行發生橫向聯系，僅僅將部分技術單項、分散地傳給中方技術人員。因此外源型集聚比較難植根于當地。
二、地區自發型集聚模式
地區自發型產業集聚，可以說是自發形成的一種產業集聚，這在浙江一帶的產業模塊最為常見。
(一)自發產業集聚模式形成過程
浙江歷史上是一個商業較為發達的城市，唐朝便開始與日本通商，北宋時被辟為對外貿易口岸，因此在商業發展的歷史上形成了一種有別于傳統儒家文化的商業文化，構成特有的文化遺傳基因。對外貿易口岸及航海的傳統，不僅有利于發展工商實業、海外貿易和運輪業，更重要是孕育了浙江人敢于冒險和善于應變的企業家精神特征，這是農民的創業精神和初期資本積累轉化為發展產業集群的動力。
浙江傳統上是一個手工業發達地區，由于可耕種土地不多，為了生存，當地手工業得到發展，編織、彈棉、刺繡、雕刻等工藝發達，出現了一代代能工巧匠，產業集群就是在這種富含工商素養的歷史和文化土壤中萌生發展的，利用制造小商品的工藝技巧，發揮會經商、肯鉆研、善模仿的優勢，逐步形成了有鮮明區域特色的產業集群。早期的工業大多孵化于家庭，工人或小業主分散在自己的家里，按照中間商的定貨要求生產所需產品，漸漸由分散的手工工場，孕育出集中的手工工場，之后形成集體企業。
促成工業化快速起步的因素，一是大量勞動力的出現，這些農村勞動力必須離開土地從事非農產業，例如溫州“人耕三分地”意味著鄉村存在大量過剩的勞動力，因而大批勞動力成為家庭工業的支柱；二是龐大銷售網絡的形成，將日用小商品與全國市場聯結起來，溫州大批勞動力出外經商，迅速形成一個銷售大軍，將溫州農村的勞動力與國內市場聯系起來便是一個例子。
(二)自發型產業集聚的特色
首先，自發型產業集聚模式一般是由高度專業化分工的中小企業集聚而成，集群中的企業通過高度專業化分工或轉包結成一種長期的穩定生產關系；其次，大部分企業都是本地自發產生的企業，地區植根性強，人們雖然在不同企業里工作，但都具有相同的價值觀和行為規范，各企業不論其規模大小，不論處在哪個生產環節，都相對獨立，沒有支配與依附的關系，都以平等的地位參與區域性生產體系；第三，自發型的產業集群，主要是生產小商品，小商品生產成本低，經營風險相對較少，適合中小企業，而且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技術要求不高，工序相對簡單，適合個體私營生產，最重要是小商品都是日用消費品，市場大，利潤高，如一個紐扣，成本2分，可賣1毛，正是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小商品，匯集成高額產出，支撐起整個地區經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自發性產業集群都是在家族團體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基本上是沿著血緣、親緣、地緣關系向外擴散的。以血緣、親緣為紐帶的人文網絡是產業集群的無形精神脈絡，尤其在產業群落成初期，這種以血緣和親緣關系為紐帶的產業擴散現象更是屢見不鮮，有的集群幾乎百分之百是同一家族，因而使企業間的協作及信任得以加強，促使中小企業有效掌握商機、降低風險，遇到困難時能共度難關，在生產、技術及市場三種結構都不太穩定的大環境里，這種家族團體的產業集群更具靈活應變能力，往往既具彈性又富效率，使小企業擁有頑強的競爭能力。
(三)自發型產業集群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自發型產業集群由于是地區自身發展而成，因此開辟了一條促進農民迅速脫貧的道路。由1978年至2000年，溫州市的gdp從13.21億元增至825億元，工業總產值從11.12億元增至1807億元，財政收入由1.35億元增至73.9億元，外貿出口由無到有，1999年出口總額達到8.23億元。改革以前，溫州經濟發展緩慢，人民生活比較困難，11個縣(市、區)中就有3個貧困縣，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通過發展特色產業集群，各縣、鄉、鎮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由1981年的423元和270元提高到2000年的12051元和4298元，超過了全省的平均水平。
自發型產業集群的另一個作用是促進農村工業化進程。浙江特色產業集群的發展，以小企業、家庭工業為主，技術含量不高，吸納了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促進了由傳統農業向現代工業的轉變。一村一品、一鎮一品的特色產業，帶動了相關產業及交通、服務等設施的發展，促進了人口、資金、技術、信息等生產要素向農村小城鎮集聚，促進社會全面進步，蒼南縣龍港從一個小漁村崛起成為一個擁用15萬人口的中國第一座農民城，便是一個例子。
但自發型產業集群的主要缺點在于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來發展，較難推動產業升級，創新力不強、國際視野不足，面對日新月異的國際市場環境很不利，像這一次的金融海嘯，如果本地企業缺乏國際觸角、缺乏對國際市場的認識、缺乏應變能力，便很容易使區域經濟毀于一旦。
三、政府主導的工業園模式
工業園區(開發區)，是一種由政府為實現工業發展目標而創立的有地理界限的特殊環境，由政府主導，給予包括用地、稅收、金融、財政、海關、外經貿、人才等優惠政策。往往形成一種快速吸引外資或建立地區龍頭產業的政策工具，在區域發展的過程中，建立開發區的做法被廣泛采用。工業園區的產業形態與內源型和外源型的產業集聚很大不同。
(一)工業園區的特點／優勢
內源型的產業集聚帶有很大的偶然性，某一地區能否發展成為一定規模的產業群落，有很多因素，即使具備了所需要的生產要素和條件，其發展歷程一般也比較曲折和漫長，特別是經歷一些產品質量及企業行為規范過程。但政府主導的園區，能很快建立產業集聚，且具有規范作用。由于園區由政府主導，由相關政府部門規劃管理，在資金、政策、人才、信息等方面都具有較大的優勢，也較容易整合地區資源。另外政府是站在地區發展的戰略高度來建設園區，這有助于優化整個地區的產業結構，并對區域經濟發展起到戰略性帶動作用，政府的參與能夠減少集群內企業發展中的一些盲目性。
首先，工業園區一般強調土地、水、電力、能源等生產要素的集約利用程度，使區內的單位面積土地利用效率、萬元產值耗水和電力能源達到最大效率，同時亦可以統一綜合處理污水等“三廢”問題，降低治理成本，促進對環境的保護。以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為例，工業用地容積率從0.6-1.2提高到0.8—1.5以上，可建設用地的建筑密度從45％提高到55％。蘇州工業園區亦積極探索“清淤、治水、取土、擴地”相結合的土地綜合開發利用新模式，并注重生態環境保護，確立“綠色招商”理念，堅持環保部門“一票否決”制，從源頭控制污染項目的進入。
第二，工業園區具有高效的管理模式。以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為例，它用跨國公司的視角來審視政府行為，用小政府來營造大市場環境，率先推行市政基礎設施的社會融資，打破壟斷，弱化傳統的政府行為，精減機構，簡化辦事程序，設立招投標中心、政府項目評審中心、采購中心、結算中心，實現統一財務監管，避免政府經濟行為暗箱操作，推進體制創新?，F在企業進入開發區的平均周期由一個月縮減到10個工作日，最快可以5個工作日領到批準證書，7個工作日領到營業執照，在審批制度改革方面，取消了所有行政性收費項目，只保留14項資源性收費項目。蘇州工業園區在物流通關方面亦建有全國現代物流試點地區、首家電子報關區，擁有十分完善的物流配送體系，入區的企業可以享受與國際接軌的海關、物流服務。
第三，具有城市化經營模式。雖然是工業園區，但大部分園區走的是城市化規劃思路，比如將公共區放在園區中部，住宅和工業區放在兩側，在道路建設上借鑒國外的400米×400米的網絡式設計，以國際化宜工作、宜居住城市的標準來塑造。
第四，集群內的創新優勢比內源型和外源型集聚強，由于園區的產業大部分以高新產業為主，高學歷及高技術人員含量高，研發及創新氣氛濃厚，園區一般設有企業孵化器，鼓勵高科技產業的創業，并舉行各種討論會、講座等正式和非正式的活動，有效擴散知識和技術，更有利于創新。
(二)開發區模式的制約及發展障礙
1 開發區一般是集合型產業集群，有多種主導產業，因而使主導產業集群缺乏區域特色，主導作用被淡化，不利于形成區域競爭力。
各開發區之間存在著與其他地區的同構現象，例如北京開發區目前發展的汽車產業、移動通信、微電子等產業集群，明顯與相鄰136公里的天津開發區相似。在江蘇，除了蘇州工業園區外，既有浦東新區，又有南京高新區、無錫新區及滬寧地區國家級高新區。據統計，53個國家高新區中，近30個高新區發展重點是電子信息，近20個高新區發展重點是生物工程，25個是光機電一體化，24個是新材料。產業結構趨同導致產業發展資源(包括人才及資金)分散度趨大，不能有效發揮，反而形成競爭。經濟技術起點不同，資源環境工業基礎各異的工業園區，如果生產相同產品，彼此間欠缺合理分工與合作，便會造成低水平的重復生產。
2 各集群產業關聯度不高。
產業集群之間的聯系不強，例如汽車制造、生物技術、裝備制造等產業之間沒有形成產業相關性，產業群之間難以在合作中尋求共同發展的力量，很多園區的企業關系如同現代高樓公寓里的鄰居，即使在同一工業園內，亦未建成一批高新技術產業群，像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形成諾基亞星網企業模式的不多。
3 企業根植性不高。
政府主導的園區發展，具有開放及外向的特征，一般以引進外資為主，這些企業的地區根植性不高，一旦成本上升，或優惠政策到期，較容易出現“飛地”或“分廠經濟”現象，用建立分廠或代工生產方式轉移加工基地，離開園區尋求更低生產成本的地區，對當地帶來產業轉移或產業空洞化威脅。
4 后續力不足。
由于園區的建設與發展過于依賴地方政府，缺乏自主發展能力，在政府支持乏力或規劃出現失誤時，園區發展可能停滯或者衰落。另外，過度依賴土地經營和優惠措施，使園區缺乏產業特色，也缺乏專業化生產性服務，無法形成有效的持續發展力。目前很多園區的規劃用地已基本用完，大部分園區己完成了90％的用地，能再開發的土地不足，更由于中國國土資源緊缺，工業園區擴大土地使用面積的審批條件越來越嚴格，且在不惡化農業基礎和兼顧農民利益的前提下，土地開發成本越來越高，因此工業園區的后續開發得不到保障，陷入難以進一步發展的困境。
四、對不同產業集聚模式的政策建議
(一)外源型產業集聚模式
一是要促進和輔助外源型產業集聚的轉型，協助其演化為植根于本地的獨立工業企業，使其投資于比較長期的內部資源，鞏固與跨國企業或海外企業的戰略關系，即強化它們在產業鏈中的長期競爭力。
二是增加社會資本和地方公共資源的投資和增強企業使用地方公共資源的機會。一方面可協助企業進行企業內部資源的長期投資，例如人才、知識、技術、設備等，減輕它們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促使它們在產業鏈上延伸至加工以外的環節，包括質量改善、新產品開發，或在產品結構方面有所提升。
由于這樣的重心轉移，政府政策便不應再局限于一般的投資優惠或基礎建設硬件的投資，而是有所針對，例如對企業投資于人才、研發、設備等，政府提供免息貸款以至直接的財政補貼。
三是在增強社會資本與公共資源投資方面，投資同樣要有針對性，應建立地區學習機制，例如由政府直接或間接建立中專以上的職業學校、技能培訓中心、科研機構、產業技術與市場情報機構，鼓勵成立行業協會、專門技術學會或專業人員協會等，以及增強城市服務功能，鞏固地方社會或社區的發展，成為社會資本和地方公共資源的載體和投資者。
這些政策措施的目的實際上是把外源的產業集聚植根于地方，一是扭轉它們原來的短期經營傾向，使其長期化，把它們變為真正的本土企業，與本地的社會資本與地方公共資源，以至地方的公共利益緊密結合，二是從投資社會資本、公共資源方面協助企業發展出創新和升級轉型的競爭能力。
(二)自發型產業集聚模式
由于自發型產業集聚已形成一定的企業網絡和根植性，形成了社會資本和地方公共資源互相促進的基本機制，進一步改善將產業升級和轉型的關鍵不是重新創建這個機制，而是在這個機制內納入新的知識，打破原有的路徑依賴。
一個方法是由政府引進新的知識體系，沖擊原有的地方公共資源的知識基礎，以及與此相連的產業集聚和所屬企業的運作模式。新的知識體系仍然可以由原來的地方公共資源的體制作為載體，但不能單純依靠這個體制自我更新，而需由政府超越這個體制，強制引入新的人才、教育、培訓、課程和機構，更重要是引入新的技術知識，包括生產工藝、科研設計、管理、市場等。這同時要求政府從本地或上級政府層次籌集動員資金來支付新知識投入的費用和成本。
另一方法是引進新的相關企業，特別是在生產經營、技術管理、科技等各方面都比原有企業優越的企業，從而產生沖擊，促使原有的產業集聚調節適應。新的企業可以屬于產業集聚的地方生產體系的不同環節，由于生產體系的完整性，某一環節的轉變會促進整個體系其他環節的調整及適應，這個方法同樣決定于政府的能力，但更重要是如何挑選適合引進的企業，以及在引進之后怎樣協助它們進入產業集聚的地方生產體系之內，使其產生母細胞效果。
(三)工業園區模式
克服上文所述工業園區的先天性限制，從國內外經驗看有兩個方法：
一是采取企業工業園區，讓一個企業或企業集團壟斷整個園區，如美國底特律那樣，形成企業鎮(company town)。二是工業園區的企業引進標準依據產業鏈，形成完整的生產體系，由園區選擇企業，而不是企業選擇園區。
特別是高新科技產業，由于其高新因素，在中國內地除了個別科研水平較高的城市外，地方的公共資源未必能與之適應，由于對人才、技術、知識等要求較高，高新科技園區需要科研教育機構的支持。在考慮建立高新科技園區時，需要考慮設在科研教育機構集中的大城市附近，國際上成功的高新科技園區都是位于重要科研教育的城市附近，例如硅谷附近有斯坦福大學、國家級研究院和大企業的科研基地；英國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美國波士頓附近等國際級大學集中地亦成功地發展出高新科技的產業集聚。此外，高新科技園區的引進政策，可在引進生產企業的同時，引進科研為主的企業和機構，把園區的產業鏈延伸至科研環節。
論文 關鍵詞：新 經濟 ；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
論文摘要：新經濟時代的到來，對產業結構調整產生著重要影響：三大產業結構調整速度加快，第三產業成為經濟的主導；產業分離、融合的現象將會越來越普遍；高信息化和高科技化主導著新一輪產業結構的調整，促使產業結構“軟化”。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調整生產力的空間布局，優化區域經濟結構，制定和實施 科學 的產業政策。
世界正在走向新經濟時代，以信息技術和高科技為代表的新經濟的 發展 加快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面對新經濟時代的挑戰，世界各國都在采取措施實施產業結構調整，我國也應該抓住機遇，迎接挑戰，迅速進行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大力發展知識型產業，加速知識化進程，實現產業結構的高級化依靠科技進步進行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一、新經濟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
新經濟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明顯。特別是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將越來越大。
1、新經濟時代，三大產業結構調整速度加快，第三產業成為經濟的主導。與農業經濟時代和 工業 經濟時代相比，新經濟時代產業結構的特征是第一產業比重已顯微弱，一般低于10％；第二產業比重下降明顯，一般占20％左右；第三產業的比重明顯上升，在gdp中的比重高于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之和。由于發達國家的物質生產已達到相當豐富的程度，導致非物質生產的第三產業的比重顯著提高，而且，這種趨勢將在新經濟時代進一步強化。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從以工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來衡量轉變為以服務業的發達程度來衡量，標志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產業結構達到了一個較高的層次。
2、隨著知識經濟和信息化的發展，產業分離、融合的現象將會越來越普遍。一方面。大量的新興產業在新的知識學科體系的基礎上形成，如從生物工程中可分離出生物農業、生物化工、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生物制藥等多種門類的生物產業；另一方面，由于新經濟和信息具有良好的融合性，將對產業之間的關系產生重大影響，使原來專業分工明確的產業因新知識的融合而組成新的產業，如機械制造技術與 電子 技術相融合，形成了機器人制造業；生物技術與醫療技術相結合，產生了生命科學專業；信息產業和 網絡 產業更是互相交錯、互相滲透。
3、高信息化和高科技化主導著新一輪產業結構的調整，新經濟將加速傳統產業的更新和改造。新經濟的產生是與高科技，尤其是與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科技的發展分不開的。新一輪的高科技的發展，特別是信息技術推動的高技術的產業浪潮，拉開了全球產業結構大調整、大改組的序幕。隨著高技術的發展，一批高技術產業也得到快速發展，同時，高技術產業的快速發展為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提供更多的結合點，這將有利于深化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大大提高制造業的科技含量，縮短工業化進程。
4、新經濟促使產業結構“軟化”。產業結構“軟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表現在產業結構的發展過程中，以通信、 金融 、信息服務為主的第三產業比重不斷提高，生產的進步和生活質量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第三產業的服務，出現了“經濟服務化”趨勢；另一方面則表現在所有產業結構中，伴隨著知識技術密集程度的提高，經濟發展對科學技術人才，尤其是高技術人才的依賴大大增強。
5、新經濟引導并加快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同經濟發展的工業化過程對比，新經濟時代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知識和信息要素成為經濟發展最重要的資源，以可移動性為特點的知識資源，可以在廣泛的地域空間中流動和擴散，使高新技術和知識、信息產品迅速地從一個地區推廣到其他地區，推動落后地區較快地發展起來。各地區之間的協作和聯系擴大，為調整區域產業結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二、目前我國產業結構存在的新問題
1、三次產業的結構不合理。一是工業結構不合理，比重過高，技術和制度創新動力不足，不適應發達市場的需要。低水平重復建設和重復引進，造成大量生產能力閑置和資源浪費；“大而全”、“小而全”問題依然存在，多數 企業 達不到規模經濟的要求，專業化分工和社會化協作水平低。二是第三產業比重低，發展較慢，水平低，不能適應經濟發展和居民生活的需要。第三產業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不僅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甚至與一些低收人國家的平均水平也有較大差距；金融、保險、 旅游 、 教育 、醫療等配套體系以及和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服務業發展滯后。三是農業生產技術落后，農業產業化、規?；潭冗^低， 農村 剩余勞動力轉移困難。
2、各類產業內部，整體素質不高，主要產業技術水平落后，工藝陳舊，設備老化，多數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缺乏國際競爭力。技術水平的高低是決定一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關鍵因素。我國對外貿易中的大部分產品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其出vi額占全部商品出vi額的58．3％，而大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產品出vi以量取勝，優勢與特長不明顯，競爭力不強。
3、產業組織結構不合理，市場集中度低，規模經營水平差。目前我國石化、汽車、機械、電子和建筑等支柱產業遠未達到規模經濟水平，在世界500強企業中我國制造業榜上無名。
2、結構升級型調整。這次結構調整，是在技術進步加快正在對 經濟 全局產生革命性影響的背景下進行的致力于結構升級的調整。因此，這次結構調整的核心任務是推動結構升級，一方面，產業重點將向建筑業、汽車業以及一些新興產業轉移和延伸；另一方面，要依靠科技進步，走技術創新和降低成本之路。
3、動態型調整。這次的調整是 發展 中的調整，是前進中的調整，我們要通過技術進步和體制創新，一方面淘汰落后的生產力，一方面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動力。因此，必須正確處理發展與調整的關系，堅持在發展中推進結構調整，在結構調整中保持快速發展。
4、全面型調整。這次戰略調整的范圍不是局部性的，而是全面的、全方位的調整。由于目前我國產業結構失調可以說是全方位的，不僅產品結構不合理，地區結構不協調，而且產業組織結構，產品技術結構都難以適應新經濟的快速發展，這就決定了調整不可能局限在某個地區或領域，而應該是包括第一、二、三產業在內的全面調整，調整的范圍包括產品結構、技術結構、組織結構和地區布局等。
5、重點發展型調整。由于這次產業結構調整是在經濟全
球化趨勢加快，我國加入wto，更加全面地融人到產業全球化進程的背景下進行的，這就要求我們要針對現有的和潛在的比較優勢產業，制定正確的產業發展戰略，選擇一些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新技術產業重點發展，搶占這些產業的制高點，提高產業競爭力。
四、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的對策
1、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以市場為導向，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建立適應市場要求，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產業結構。
首先，就政府而言，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選準方向，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要把過去那種既當組織者又當實施者的角色，盡快轉換為適應市場經濟需求的產業結構調整的推動者和調控者，并正確處理好市場和資源的關系。
其次，就 企業 而言，要加強技術創新，開發新產品，運用新技術，提高產品的核心競爭力。技術創新不僅推動全球經濟的發展，而且決定著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和水平。
因此，企業應該審時度勢，選擇一些高新技術產業重點發展，并以此為龍頭，培植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加快整個產業的結構升級。
2、調整生產力的空間布局，優化區域經濟結構。
要將全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與推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緊密結合起來，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一方面充分利用東部地區 工業 基礎實力雄厚，科技人才聚集的優勢，加快發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支撐經濟增長作用強的主導產業，以帶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發揮其對全國的示范、輻射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大對中西部開發的支持力度，優先安排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支持中西部地區采用適用的先進技術和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促進資源優勢與適用先進技術的結合，提高資源利用率和資源產品的附加值。
3、要依靠科技進步進行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實質是用 現代 科技改造傳統產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經濟發展科技含量的過程。新興產業和新技術產業既是
一、引言
概括而言，產業投資基金是指一種主要對未上市企業和公司直接提供資本支持，并從事資本經營與監督的集合投資制度，是通過發行基金受益券募集資金，交由專業人士組成的投資管理機構操作，基金資產分散投資于不同的實業項目，投資收益按資本分成的投融資方式。通常，基金發起人會聯合主要投資者出資設立基金管理公司，由其擔任基金管理人并管理和運用基金資產，同時選定一家商業銀行作為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資產，投資收益按投資者的出資份額共享，投資風險由投資者共擔。產業投資基金一般定位于高新技術產業，有效率的基礎產業，如收費路橋建設、電力建設、城市公共設施建設等，以促進產業升級與結構高度化。產業投資基金在我國可以發揮作用的范圍很廣，凡是符合國家鼓勵發展并具有較好回報的產業，均可以運用這種投融資方式。
根據有關研究，中國產業投資基金業的總體目標是成為一個具備一定規模的金融產業，其舉足輕重的作用僅次于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參照美國等發達國家金融業結構比重，中國產業投資基金的資產規模應占金融業資產規模的1％—3％。按中國現有金融資產規模約40萬億元匡算，產業投資基金規模應在4000億元到8000億元，最終達到占金融資產3％的目標。在影響上，產業投資基金的發展將改善我國企業的融資格局，加快金融市場的改革進程，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
二、產業投資基金的發展環境
當前，中國正在經歷一段高新技術、基礎設施投資活躍的時期，投資主體既有政府，也有私營部門。一方面，是國內高新技術、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顯著增長，而政府面臨財政壓力和職能轉變，需要減少債務，并將投資風險轉移到私營部門；同時相對較高的估值推動更多的資產轉手，進而促進了較快的資本投入。另一方面，在需求作用下，資金被吸引到國內高新技術，尤其是基礎設施行業，基礎設施資產已成為具有長期投資等級，富有吸引力的固定收益產品；而且在宏觀經濟向好的情況下，股本投資將產生較高的股息收益，能充分利用杠桿實現增長，并與通貨膨脹掛鉤。這些都為中國私募股本投資創造了極好的機會，也為中國產業投資基金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從法律環境來看，經國務院批準，1995年9月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了《設立境外中國產業投資基金管理辦法》，該辦法是至今中資機構在境外設立中國產業投資基金的主要依據。對在境內設立產業投資基金，國家發改委于2004年11月起草了《產業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雖然至今沒有出臺，但是有關內容已經在相關政府部門達成共識。而國內已成功設立的中瑞、中比等中外合資產業投資基金，均由國家發改委以特批的方式報國務院批準成立。
從市場環境來看，當前國內經濟繼續保持強勁增長，社會資金較為充裕，但投資渠道不暢，包括保險資金、社保資金在內的大資金集團，正積極尋找有穩定現金流回報而又能與其負債結構相匹配的項目投資。只要產業投資基金的回報和結構設計有足夠的吸引力，就可以完成基金的募集。
三、產業投資基金的投融資特點
從國外發展經驗來看，產業投資基金主要投資于基礎設施行業，包括運輸行業(如收費道路、機場、港口和部分鐵路)、受監管的公用事業(如供電和天然氣網絡、供水和廢水處理網絡)、政府服務業(如學校和醫院、衛星等部分國防項目)和其他(如輸油管、液化石油氣接收站和運輸船、合同發電)等。該行業資產均屬于社會基礎設施，具有穩定、可預測和低風險的現金流，且獨立于商業圈之外，通常與本地通貨膨脹相關，有能力支撐高負債。
產業投資基金是一個值得中國企業探索的、比較適合大型建設項目的股本融資方式。對于項目主體而言，其通過產業投資基金融資，主要有五大特點：一是投資期限較長，一般為10?15年；二是投資者一般不要求占控制地位，只要求參股；三是投資者到期后退出，發起人可擁有優先回購權；四是以財務投資者為主，很少參加經營管理(但會要求改善和強化公司治理)；五是投資者對投資回報要求不高。當然，由于股本投資者比債務融資者承擔更多的風險，在收益獲得次序上排在貸款之后，因此，產業投資基金的融資成本要高于銀行貸款。
與傳統的融資方式相比，產業投資基金融資特點如下：
四、產業投資基金的設立方案要點
目前，我國產業投資基金立法基本處于停滯狀態，已設立的中瑞合作基金、中比直接股權投資基金、以及其他創業投資基金和房地產投資基金，均采取了迂回的方式，對不同的設立模式進行了探索。因此，如何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對產業投資基金設立方案進行研究、設計，不僅直接關系基金本身能否成功募集和運作，而且對于中國整個產業投資基金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結合國內外實踐，在中國設立產業投資基金需著重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1.基金組織形式：公司型還是契約型。公司型基金具有獨立法人資格，治理規范，管理直接，透明度高等優點；但需承受雙重稅賦，不可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基金單位，無法實現利潤100％分紅。契約型基金設立簡單，便于運作，經批準可以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基金單位，基金收入可以全部分配給基金份額持有人，基金本身無須繳納所得稅；但治理相對困難，對投資者的保護不如公司型基金。
2.基金注冊地：境內還是境外。在境內注冊基金，目前尚無有關的專項法規，無稅收優惠政策，審批程序相對簡單，投資者以境內保險公司和社保機構為主，期望回報率比債務融資略高；在境外注冊基金，法律環境較完善成熟，可選擇具有稅收優惠的境外地點注冊，但審批程序較復雜，投資者群體廣，期望的回報率較高(一般在12％一16％)。
3.基金投資方向。首先需確定基金定位是穩定收益的基礎設施投資基金，還是要求高回報的創業投資基金，并考查擬投資行業的監管要求；然后分析投資者對基金收益率及其分布特點的要求，選擇投資成熟項目，還是在建項目；最后檢查不同項目的現金流配合情況，確定具體的投資方向或項目。
4.基金規模與存續期?；鹨幠Ｖ饕軘M投資項目預計的資金需求，監管機構對基金規模的要求和審批的難易程度，潛在投資者的資金供給規模影響?；鸫胬m期主要受擬投資項目預計的資金需求期間，潛在投資者的資金供給要求，滿足投資者一定的預期收益率影響。
5、基金到期后處理方式?；鸬狡诤蟮闹饕幚矸绞桨ɡm期，基金將所持有投資項目股權在市場上出售等。項目出售可由約定的投資者擁有優先購買權，出售價格可按項目賬面凈值、基金成立時的收購價格，或市場價格進行。
6.發起人認購比例。發起人需確定對基金希望保持的控制力，將基金預期收益率與其現有投資項目回報率進行比較，以及衡量自身的資金來源是否充分。在契約型基金中，由于發起人可通過控股基金管理公司來實現對基金運作的實際控制，因此其對基金的認購比例可以盡可能的低。
五、產業投資基金的治理
產業投資基金的治理包括以下幾個層次：
1.基金公司或基金本身的治理。由于公司型基金和契約型基金的組織形式完全不同，二者本身的治理也大相徑庭。公司型基金參照《公司法》、《產業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設立，以基金章程為治理法則，其最高權利機構為股東會，常設機構為董事會，并由董事會負責制定基金投資原則與投資戰略、審定基金管理公司提交的投資方案；同時設立投資委員會，由各股東按投資比例列席，審查基金管理公司提出的投資方案。契約型基金參照《信托法》、《證券投資基金法》設立，投資者通過基金份額持有人大會行使基金資產的所有權、收益權、委托權、監督權和處置權等，對大會審議的事項進行表決。
2.基金管理公司的治理?；鸸芾砉靖鶕Q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相互分離、相互制衡的原則建立現代公司治理結構，以確保公司管理的科學性與規范化；公司董事會下設風險控制委員會，專職負責公司的風險控制，以保證基金資產的安全性；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通過對投資項目的篩選、價值評估、投資決策和投資管理，在促進所投資產業發展的同時，謀求基金收益的最大化。基金管理公司的責、權和利應在基金公司或基金與其簽訂的委托管理協議中明確。
3.基金托管人的治理。基金托管人是依據基金運行中“管理與保管分開”的原則，對基金管理人進行監督和保管基金資產的架構，是基金持有人權益的代表?；鹜泄苋说闹饕氊熓潜９芑鹳Y產，執行投資指令并辦理資金往來，監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資運作，復核、審查基金資產凈值及基金財務報告。基金托管人的責、權和利應在基金公司或基金與其簽訂的托管協議中明確。
【內容提要】韓國電影的政策與法規制度、藝術風格與創作手法、市場開發與營銷方式的流變過程，對中國電影產業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啟示：真正理解了電影產業化的本質是將電影作為一種有些特殊的商品推向市場，努力去研究如何為電影拍攝提供適宜的政策和資金環境，如何拍攝出觀眾喜歡的電影。
【摘 要 題】環球視域
【關 鍵 詞】韓國/國產電影/中國/電影產業
【正 文】
中國電影產業的不景氣早已是無法回避的話題。2004年恰逢我國引進進口大片10周年，然而現在的中國電影市場上，進口大片的號召力也已經遠不如前。1994年我國引進第一部進口大片《亡命天涯》，這部電影創下了6000萬人民幣的票房紀錄，而現在“一部進口電影如果可以達到2、3000萬的票房就應該可以算是很不錯的電影”。[1] (p12)2004年1～4月份，全國各地電影院平均上映場次比去年上升了20％，但觀眾人次卻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票房也相應的下降了15％。[2] (p4)2000年全國的電影票房是將近10億元，就算以十元一場電影來計算，一年之間也只有1億中國人走進了電影院，也就是說在這一年當中每個中國人的平均觀影次數不到0.1。而同樣是這個指標，美國是6，韓國是3。[3] (p69)
在這種不景氣的狀況下，國產電影的境況更加值得擔憂。2003年廣電總局19號文件放開了對于合拍片管理的限制，合拍片也可算作國產電影。然而2003年這廣義上的國產電影所創造的票房是3.5億左右，仍然沒有辦法和進口大片超過4億的票房抗衡。如果對國產電影進行細分，2003年1年內票房超過500萬的純大陸產電影有5部；票房超過600萬的香港合拍片有13部，[4] (p104)可以看出這3.5億的國產電影票房里還是合拍片起著支柱作用。
然而就在我們的東北方向，韓國的國產電影卻正走出一條轟轟烈烈的繁榮之路。1993年金泳三當選為1961年軍事政變后第一個民選總統時，韓國的電影市場也十分的不景氣。然而1999年上映的韓國國產商業片《生死諜變》被評論界公認為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亞洲大片，這也成為韓國電影異軍突起的真正起點。在其后的短短5年，韓國當代電影工業在不斷的自我完善中催生了大量充滿生機的商業電影，同時也涌現了一大批像金基德、洪尚秀這樣的作者型藝術片導演。隨著大量高品質的電影作品問世，當代韓國電影工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2004年5月3日出版的美國《新聞周刊》以一組韓國電影劇照作為封面，上面赫然寫著：《東方好萊塢：為什么韓國電影能夠打敗好萊塢最火爆的大片？》。[5] 2003年12月1日全球同步上映的《指環王3》橫掃全球，在韓國也沒能免俗的創下了600萬人次的觀影紀錄，《指環王3》也因此成為韓國歷史上最賣座的進口電影?？墒沁@個成績也就大致相當于韓國國產電影創下紀錄的一半。半獸人、精靈和霍貝特人可以在中土叱咤風云，但是他們卻顯然打不過韓國本土電影中的那些帥哥美女，因此就能夠初步反映出韓國國產電影的繁榮狀況真的非常值得我們仔細研究。
必須首先指出的是韓國是一個只有不到4800萬人口的小國。就是在這樣一個小國的電影市場，每年被好萊塢買走版權并準備進行翻拍的電影多達30多部；2004年上半年中兩部電影的票房之和就已經超過中國全年電影票房總數；每年在韓國的大銀幕上映的韓國本國電影平均達到50％，在2004年前3個月這個指數已經上升到70％。[6] 應該說，韓國本土電影的崛起和繁榮不僅為電影觀眾們提供了一批賞心悅目的影片，更為亞洲還普遍低迷的電影業提供了一種民族電影發展的本土化經驗。
一、韓國電影政策及法規制度流變對中國電影的啟示
在韓國關于電影的政策和法規主要包括：已經不再存在的電影審查制度、電影分級制度、電影法、電影放映保障法和電影振興法。
韓國從1926年就開始實施電影審查制度，這個電影審查機構曾分別隸屬于日本駐朝鮮總督府、美軍駐韓政府、韓國宣傳部、國防部、文教部和文化部。在軍人政權期間，電影審查制絲毫沒有放松，直到1973年對《電影法》進行的第四次修改中仍然明確強調要加強電影審查。
朝鮮戰爭結束后，美軍占領韓國的同時也把電影分級制度帶到了韓國。但是在韓國，電影分級制和電影審查制度長期共存，對于電影更多的是進行限制。韓國電影分級制把電影分為四等級，但分級標準很粗略教條，其分級理念和目的從屬于審查，對于電影中的暴力和色情全部都采取否定的態度。
1961年上臺的樸正熙軍人政權認識到媒體具有的力量，就收集日本占領朝鮮期間與電影有關的法律來制定韓國的電影法以限制電影創作。雖然韓國電影法的基本模本是日本占領期間旨在遏止朝鮮電影發展的限制政策，但是畢竟早在1962年韓國就出臺了他們的《電影法》，用明文法制手段來管理電影已經成為人們對于意識形態領域管理的共識。
雖然在《電影法》施行的過程中，韓國不斷對這部法律進行修改并輔助以其他政策來使韓國電影按照他們的想法更好的發展，但是上世紀70年代的電視業興起之后，韓國的電影工業不可遏止的開始崩壞。1973年韓國政府立法保障國產電影每年的放映天數，更在1984年第五次修訂《電影法》的時候提高了國產電影每年在電影院上映的基本保障天數，正式確立了所謂的“電影季系統”(screen quarter system)，規定每個影院每年放映國產電影的天數不得少于每年的2/5，即146天。[7] (p277)這樣一種強制性的措施迫使一些已經失去信心的韓國電影人為了填滿電影上映的檔期而堅持電影創作，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韓國電影的發展，同時也遏止了好萊塢電影對于韓國電影市場的占領趨勢。但是這一次修訂又一次強化了電影審查制度，明確提出電影審查以行政控制為主，目的在于維護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提高道德和社會倫理。這種政策一方面保護了韓國本土電影得到充分的與觀眾接觸的空間，另一方面卻限制了韓國電影在吸引觀眾方面的發展余地。
1986年韓國政府第六次修訂《電影法》，放寬電影制片商和進口商的注冊標準，大開韓國的進口電影準入之門，自此韓國政府在美韓貿易談判中徹底被迫采取了自由化的電影政策。這種自由化對于本來已經充斥著好萊塢作品的韓國電影市場傷害不算很大，但是它打破了原來由舊電影法保護的幾家電影公司獨占國產電影的局面，催生了上百家規模不大卻充滿活力的韓國本土電影公司。
1993年金泳三當選總統，結束了韓國長達30多年的軍人統治，在“民主化熱”的推進過程中，電影的表現題材逐漸放松。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韓國電影開始表現出越來越多的活力，出現了像《悲歌一曲》（注：又名《西便制》，導演林權澤。）和《封大夫》這樣的觀影人數過百萬的國產商業電影，韓國電影步入了多元化發展的軌道。1997年韓國實施了電影振興法，內容涉及電影業登記、獨立制作、電影審查、振興機構、振興基金和電影季系統等十多項?？傮w上，韓國政府對于電影的控制從嚴格走向寬松。但是韓國電影真正的春天應該從1998年金大中當選總統算起。金大中在競選總統時的競選綱領中就明確提出：“我們會通過強制手段來保證韓國國產電影在上映檔期上的配額，并給予專門發行韓國國產電影的發行公司和專映韓國國產電影的影院以稅收上的優惠政策，這些政策將持續到韓國國產電影的市場占有率達到40％。”[7] (p277)而他在當選總統之后也表示：“既然電影和ibm一樣賺大錢，為什么我們不發展電影？”[2] (p4)
就在金大中準備放手發展韓國電影產業的時候，發生了韓國電影史上非常重要的“光頭運動”。1998年10月，在《韓美投資協作第三次實務協議》中，韓國表示要將現行“電影季系統”中的146天放映韓國電影的時限縮短至92天。這個消息引起了韓國電影界的強烈不滿，以韓國著名導演林權澤為首的韓國電影人組成了“死守電影季系統電影界非常措施委員會”，他們向全社會宣告：“美國的壓迫使韓國電影的生命線危在旦夕?！彼麄冇?2月1日在漢城市中心的光華門十字路口集會游行，其中絕大部分男性電影人都剃掉了頭發，這種舉動在韓國是僅次于自焚的抗議行為。最終這次抗議行動以政府宣布繼續維持146天的本土電影放映期而告終。這一次示威活動不僅保護了韓國本土電影的市場份額，而且使國產片情結深入人心，使得韓國電影的內部關系漸趨良性發展。
不僅如此，這次示威也為修正原有《電影法》中的關鍵問題掃清障礙，迫使政府認真考慮電影產業中原本存在的很多問題。1999年韓國國會了《電影法修正案》，其中規定韓國將在2000年徹底廢除影像制品審查制度，完全采用分級制，維持影院韓國電影放映任務制度。國會還對原有的電影等級進行了重新定義和解釋，并補充劃分了“級外電影”，這類電影的放映必須由放映城市市長的許可，且只能在“級外電影”的專用院里放映。到2000年，原本隸屬于文化部負責電影審查的“演出振興委員會”被“影像制品分級委員會”所取代，由政府機構變為民間機構，這個分級委員會由不同年齡段的孩子的父母所組成，特別要求其中包括女性委員。
經過這一番不斷改革，韓國的本土電影由90年代前半期的年產100部左右，市場占有15％～20％，轉變為年產45部左右，市場占有40％～50％。[2] (p4)雖然韓國本土電影的市場份額已經達到了當初金大中總統預言的可以全面開放的水平，但是韓國政府仍舊堅持了原有的“電影季系統”，來繼續保護雖然已經比較繁榮但還不甚穩定的韓國電影。
相比較韓國電影政策和電影法規制度的流變，中國電影產業還缺乏規范的法律保護和規定，政府對于電影產業化也顯得不夠熱心，似乎僅僅是在把所有原本沒有產業化的領域全部推向產業化而已，政府甚至很多電影人還沒有看到電影成為一個用藝術來贏利的產業的真正意義所在。
另一方面中國的電影審查制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著國產電影的充分發展，雖然在2003年就已經有很多電影人呼吁我國也出臺一個電影分級制度來取消現行的電影審查制度，但是廣電總局到現在還是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復，就像已經討論很久了的電影法起草工作一樣，一切都還是未知數。然而從韓國國產電影的起飛可以看出，電影審查制度和電影分級制度對于電影產業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分級制度意味著根據分級影片適合觀看的對象，自律的限制影片的流通范圍，而不是動輒對影片強制性的刪減或者禁映。
我國現在也實行國產電影年上映時間的最低限制政策，而且我國還有每年進口電影數不得超過20部的保護政策。可是我國的電影人與觀眾之間的凝聚力明顯沒有韓國那樣強大，觀眾也沒有表現出韓國觀眾們對于國產電影的那種熱情和責任感。在加強電影人與觀眾之間的互動這一點上，韓國政府注重電影文化的建設和普及，引導和提高廣大觀眾的電影文化視野和欣賞水平，為了這個目的韓國政府選擇了舉辦國際電影節的辦法。諸如漢城國際電影節、釜山國際電影節等等，這些舉辦電影節的措施訓練了韓國觀眾，使他們具有廣闊的國際電影視野，習慣并喜歡本國電影中較高層次、雅文化性質的藝術片，使他們具備鑒賞能力去接受和品味本國導演拍出的既有民族風味又有國內品味的優秀電影。除了主要在高校舉行的大學生電影節，中國現在舉辦的金雞、百花、華表獎等評選和上海國際電影節都更像是電影人自己的聚會，觀眾幾乎參與不進去。當然并不能夠要求政府為了普及電影而盲目的多舉辦電影節，但是至少每舉辦一個電影節都應該讓周邊的觀眾知道這一次活動對于自己有什么現實的意義。
二、韓國電影藝術風格和創作手法流變對中國電影的啟示
從1962～1986年的二十多年間，韓國的電影審查制度一直在不斷加強，這對電影人的創新意識和表達熱情形成了一股強有力的威嚇與阻撓的力量，使得很多電影的投資商只愿意投資給那些運用好萊塢風格的敘事來附庸儒家思想的電影。這種電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悅一些觀眾，同時也維護了審查機關的認定儒家是政治主流，不容任何懷疑、觸動敏感神經的思想模式出現的想法。在這一階段，大多數電影人在創作時的主要考慮不外乎就是將審查官的思想意識內在化，對于真正有意義的電影內容表達造成了很大的阻礙。但是到了上世紀70年代，韓國的經濟起飛階段工人階級迅速壯大，而并沒有出現很多表現相關主題的電影，這使得社會變革時期的本土社會意識難以得到清晰的傳達，人民與電影的關系僅止于淺層次，電影審查制度與電影創作的發展方向上的矛盾從那時起開始日漸激化。
1986年韓國對國內開放了制片市場后，有很多新鮮而有活力的電影涌現，一時間韓國電影成為國際影展上的新貴，與中國大陸的第五代和臺灣新浪潮相呼應在國際影展上頻頻獲獎。這種前所未有的獲獎浪潮對韓國電影的整體風格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一些影片開始有意無意地按照參賽的標準和趣味拍攝，對于國內評論界和觀眾的反應并不真的重視。于是韓國電影出現了兩種主要的傾向：一是重形式上的場面強度，尤其偏好長鏡頭的運用；另一種是假惺惺的觸及敏感的政治問題，引用西方的寓言方式，使影片充滿了徒有其表的“政治意識”或顯得很“激進”。除卻這兩類電影本身的造作不談，從前一階段的模式化商業片一下子過渡到第一類枯燥晦澀、充滿探索意味的藝術電影為韓國電影的市場化投下了不小的陰影，而那些“政治基金”的電影一般難以通過電影審查制度的審查，不得不都變成地下電影出境放映，這就相當于使當時本來就不多的韓國本土的電影投資白白的流失在國外市場上。
但也是因為電影市場的逐漸開放和電影審查制度的逐步放寬，社會資本的進入和進口電影的考驗使韓國的電影產業真正做到了讓市場來選擇適合的電影，這些可以說是電影產業發展的絆腳石，可能也是動力的因素最終在1995年迸發。1995年初韓國電影院里第一次播放了以前很少見的國外藝術電影，并且成功地在一個月內吸引到了兩萬名觀眾。一些電影制作公司還專門開設了藝術電影專用電影院和電影普及小組來向普通觀眾介紹藝術電影，并且逐漸的很多大學也開始開設有關影視方面的專業。而同樣也是1995年，韓國kbs電視臺播出的電視連續劇《沙鐘》創下了45.7％的收視率紀錄，而這一年韓國的有線電視臺成立、三豐百貨公司崩潰災難、當時在任總統金泳三的政治獻金丑聞為韓國社會帶來了極大動亂，而這個時候一直急劇擴展的錄像帶市場更以一種急速狂飆的態勢占領電影的原有市場。[8] (p303)在這許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韓國電影為了吸引觀眾而出現了電影種類多元化的格局。就是這些因素最終使現在的韓國電影形成了兩大風格流派：第一類是以刻畫人物心理，探索電影語言為主的藝術電影；第二類是注重類型特色，強調奇觀效應，追求票房目標的商業片。
這一代的韓國藝術電影和80年代的“獲獎風潮”期間的藝術電影有明顯的不同，新一代的藝術電影對劇中主人公的個人生存狀態描述得很細致深入；敘事化的表現常常代替情節化的處理，使人物的原生態鮮活生動。而且電影的敘事形式和風格個人化印記突出，電影語言精致熟練和國際化特征加強，成為這一代韓國藝術電影的特征。這些電影的風格和文化意味當然還是建立在韓國文化之上的，但文化視野和電影技巧明顯示回應世紀末電影國際潮流——常常是歐洲藝術電影的時尚——這就使韓國新一代藝術電影提升了進入國際格局的品質和品位。在這一批藝術電影中很多甚至還取得了相當好的票房成績，例如1998年上映的許秦豪導演的代表作《八月的照相館》不僅在當年被評為最佳評論獎，而且觀影人數也超過了300萬人次。這種藝術電影已經可以不去迎合市場卻仍然獲得豐厚的市場回報的現實說明韓國電影市場向正常化文化消費發展的良性態勢。當然這種現象的出現和我們先前談到的韓國經濟起飛和韓國政府通過舉辦國際電影節培養起了一大批具有一定經濟和文化鑒賞能力的觀影人群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正是他們的存在，產生了高檔次電影文化消費的社會需求。
第二類商業片是指那些以市場贏利為目標，根據當下的觀眾需求和潮流，按照特定類型規范而策劃制作的娛樂化、消費性影片。韓國本土電影商業片的成功程度更甚于它的藝術電影，在我們上文曾開列的位于韓國前十大賣座影片中的八部國產電影有五部是典型的商業片。而韓國商業電影的這種成功來自兩個方面。
一個是在90年代后期商業片出現的重要趨勢，即少數重點商業片追求高投資、數字化技術和宏大敘事相結合的市場效果。這是因為“商業片僅僅依靠高投資、高技術、明星化操作還不夠，超級商業片必須以宏大敘事為依托，才能使故事、人物、主題產生人類感和震撼力?！盵9] 但是這種商業電影已經可以算是商業電影的高級階段，它們往往首先有具備一定市場號召力的著名導演，通過對導演的信任吸引來很多的投資從而可以進行相當級別的數字化制作。同時這些導演一般都不僅是對市場有很大野心，他們力圖融合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的風格，在商業電影中以宏大敘事為主題框架，制成規?；透呒夹g的奇觀效應，并最終產生巨大情感震撼力。通過宏大敘事的思想性提升懸念設置的層次和觀眾的認同感，可以使商業片的娛樂化、游戲感和審美過程跟相當程度的社會歷史意識結合起來。從而使商業片不是那么赤裸裸的“商業”，這在很大程度上照顧了觀眾心目中追求電影的“藝術性”以彰顯自身審美品位的心理。
另一個推動韓國商業電影發展的原因是韓國商業電影的多元化和類型化。由于電影產業已經具備了初步發展，很多商業片的制作方需挖空心思另辟蹊徑尋找新的出路，而一旦新的出路被證明是有商業意義的就會有很多人跟風而來，最終形成多元化的類型電影。同樣也是因為社會資本被允許進入電影市場，原本韓國傳統“師徒相繼”式的論資排輩規則被打破，很多青年導演得到了拍片的機會。為了回報投資方，他們只能選擇拍攝商業片，而年輕人的銳氣又促使他們去選擇成名導演習慣回避的領域，于是在這些青年導演的鏡頭下，我們看到了現在韓國商業電影中蔚為大觀的恐怖片、情色片和女性電影。
通過研究韓國電影的藝術風格與創作手法的流變過程，可以看到中國的電影創作現狀和1986～1990年間的韓國電影很類似，同樣是處在逐漸放開的電影審查制度之下，背靠在國際影展上的輝煌，面對電影產業化的巨大壓力。和當時的韓國相比我們有優勢，中國的電影市場每年只允許最多上映20部進口電影，而韓國的電影進口市場是完全放開的；我們也有劣勢，我們沒有電影分級制度，這迫使我們的電影只能更籠統，在類型化和多樣化的道路上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要走；同時我們還有一個心腹大患，就是與香港合拍的電影已經被開放為國產電影的一部分，但是其實它們的運作方式和創作手法和狹義上的國產電影完全不同，我們很可能守住了好萊塢的進攻，卻被“自己人”打敗了。
因此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還是需要把電影分級制度再次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中國的電影分級真的已經到了“非分不可”的地步。否則很多商業片甚至藝術電影的表現手段都會不同程度地受到限制，商業片無法進行足夠細化的分類，很多本來可以有很好的市場效益的電影類型不能夠通過審查，或者偶爾通過審查也最終無法走向成熟。而像在韓國電影市場上效果很好的恐怖電影、唯美的情色電影甚至現在可以成為很多人眼中韓國電影的標簽，不論是從產業的角度還是文化的角度來看，這些在中國就可能無法通過審查的電影并沒有傷害韓國電影乃至韓國的形象和公民素質，反而為韓國的電影產業騰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而我國現在情況有時甚至是電影審查的制度原本在國內的大銀幕上克制住了一些內容，但是沒奈何國際上的風潮仍然潛移默化給我國的觀眾一種對曖昧鏡頭的觀影興趣，甚至電影的尺度多大都可以成為電影宣傳的熱點，這些國際電影的“時尚”迫使很多我們的本土電影在沒必要的情況下也要在情節中添進一些曖昧的鏡頭。但是如果我國有電影分級制度，在這種自律機制的壓力下，即便是為了商業利益，電影的制作者自然會把握電影的尺度，而不是無謂的非要安插進去一些滑稽的鏡頭。
在電影創作方面我國更需要努力向韓國學習的一點是我們需要一批能夠做好商業電影的電影人?？赡芎芏嗳藭@個論調表示不屑，按照我們在國際電影節上披金戴銀的架勢，那么晦澀的藝術電影都可以做好，怎么會做不好商業電影？可是我國現在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商業電影不商業，很多電影人也許覺得拍攝商業電影代表了“向五斗米折腰”的不得已而感到極不甘心。于是我國的商業電影很多時候夾雜著導演生生摻進去的“人文抱負”，反而使一部電影變得不倫不類，非驢非馬。新銳導演朱文這樣分析這種現象：“統計學上認為，任何藝術形式的產生99％與相應的消費需求有關，只有1％與所謂靈魂或精神有關。而在中國99％的電影人會認為自己是在從事一件和靈魂或精神相關的偉大事業?！盵10] (p47)簡單說，就是太拿電影當回事了！我們需要一批能夠認真研究觀眾的喜好，市場的喜好，并能夠將之與適度的電影藝術性相結合的電影人，而不是那些只顧自己喜好，甚至自己也未必喜好只是一味追求艱深的電影人。雖然韓國的電影在產業化與市場化條件下存在的歷史要比我們長一些，但是既然珠玉在前，我們就應該努力吸收人家的經驗教訓，不必再走當初他們走過的彎路。
而且商業電影并不像很多人印象中那樣只要情節夠通俗，過程夠曲折，結局夠皆大歡喜或者夠凄慘，整體夠“俗套”就可以，很多讓我們覺得藝術性和震憾力都很強的電影其實在制作和創作的時候都是按照商業片來運作的。舉個例子，韓國著名的商業電影導演姜帝圭最近的作品《太極旗飄揚》講述了朝鮮戰爭一個家庭中兩兄弟不同的成長道路，背后反映的是朝鮮戰爭給朝韓人民帶來的影響。這部電影就是以宏大敘事為背景的典型電影，成功地吸引了1200萬韓國人進電影院去觀看，甚至很多親身經歷了朝鮮戰爭的韓國人在看后都流下了眼淚，但不論是投資方還是創作方都始終堅持認為這部電影就是商業電影?？墒亲鲆粋€大膽的想象，如果這部電影由中國的電影導演來拍攝的話，一定要宣稱自己要拍“史詩巨片”了！所以說，商業電影并不像很多人認為的那樣，是為了商業利益而非藝術追求粗制濫造來糊弄觀眾的，只有很精致的電影才能吸引觀眾走進電影院。正是在這一理念之上，韓國的現任文化部長、著名導演李昌東這樣總結商業電影應該具備的五個要素：故事具有感染力；情節富有想象力；視覺上要有沖擊力；音效上要有震撼力；主創人員具有票房號召力。[11] (p1)我國的電影人對于商業電影的觀念應該從中有所借鑒。
三、韓國電影市場開發與營銷方式流變對中國電影的啟示
韓國電影的市場化運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13年韓國自己制作的第一部電影，但是真正值得研究的韓國電影市場開發和營銷方式還是應該從上世紀的80年代中后期算起。
一部電影的生產可以分為制作、投資、發行、放映四大環節，[12] (p372)如果說制作更多的是和藝術性相關聯，那么剩下的三個環節就無可避免的要和市場開發和營銷方式相聯系。而其中首當其沖在上世紀韓國電影崛起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角色的就是電影拍攝資金來源的變化。
韓國電影界80、90年代里最重大也最基本的變革就是資本投資的形式變化。韓國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有規模制作電影時起就有了的“忠武路”電影制作方式，一直延續到1986年都是韓國的主流電影制作方式。這種電影制作方式依靠專門的電影公司，自身的資金主要進行商業電影的拍攝，而且這些電影公司一般都沒有足夠雄厚的資金實力作為背景支持。在1986年韓國開放電影市場之前，這些電影公司把持了韓國的電影制作和電影進口事業，在電影制作上面輸給好萊塢電影的部分還可以在進口電影的時候賺回來，所以基本還能夠維持韓國本土電影的生存。但是當電影市場被打開之后，很多電影人自己組成了獨立電影公司，某些大企業也把電影投資當作副業進行，這都對“忠武路”電影制作的運作方式產生了極大的威脅。到現在，這種依靠中小資本和單獨經營電影一個方面的電影公司經過市場的淘汰，只剩一些具有相當的資本力量和自己的電影院線的公司還在勉強經營下去。
在1986年韓國開放了電影市場之后，首先出現了獨立的電影制作公司。這種電影公司一般是由擺脫忠武路制作方式的電影人自己組建的，或是由一些愛好電影的年輕人一起設立的電影公司。它們標榜獨立制作方式，先向地方營銷者銷售地方營銷權，或者是向大企業銷售錄像帶版權，以這種方式吸引資本來拍電影。但是由于自身資本力量比較薄弱的緣故，這些電影公司逐漸開始依賴大企業的資金支持，很快導致了大企業自主投身電影投資事業，于是這些獨立電影公司要么逐漸成為大企業在電影投資業的附庸，要么就以破產消亡告終。
現在韓國電影的投資主力都和韓國的大企業有著或多或少的關聯。韓國的三星集團和大宇集團等著名企業都是在1990年前后開始涉足電影投資，起初他們只是從事營銷錄像帶的版權，但是由于自身資金實力雄厚它們在很短的時間內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國內外電影公司的錄像帶版權的銷售權。在這種情況下，韓國電影的制作方式出現了偏差，這些大公司盲目追求如何在錄像帶市場低投入高產出，很多他們投資的電影公司開始拍攝粗糙的b級電影。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將這些大公司拖向了破產的邊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韓國提供貨幣穩定支持的條件之一就是要求這些重組后的財團退出電影行業。短短幾個月，原本還是由大財團把持的電影投資行業就風吹云散?？墒遣]有很久，這些大財團又重新回到了電影投資行業。因為在金融危機的陰影之下，這些財團很多原本的核心行業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低迷，股票市場不穩定，銀行利息又低，但電影業還是可以保持20％～30％的回報率，這在當時經濟很不景氣的情況下已經是一個很高的收益率了。于是大企業重新開始投資電影拍攝，并且為了符合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約定，這些大企業都專門開設了負責電影投資事項的子公司。尤其是1999年上映的《生死諜變》獲得了票房上空前的成功，使越來越多的大企業將投資的目光轉向了電影方面。到1998年前后韓國電影產業上甚至出現了一些脫胎于大企業的投資公司的身影，這些專門負責投資的公司投巨資開設專門的電影公司攻占電影市場。到2000年前后，這些擁有巨額身家的大公司不再甘于投資拍攝電影，他們還投資和美國、香港等地的著名電影公司合作獲得進口電影的亞洲版權；從2001年起這些公司開始創立自己的電影院線，有的大財團甚至下設很完整的電影公司。
相比較韓國電影的資金來源，我國的電影拍攝資金就顯得微不足道，基本上都是由一些電影公司來提供，少數知名導演拍攝的大片可以得到高額的投資，但是這些投資的本土化程度很低，使得這些大片的高票房最終很難回到本土電影市場上來。即便是有本土企業肯投資給電影拍攝也大多數采取廣告贊助的形式，不僅數目不大，而且作為回報電影中必須出現相應的產品，這樣更限制了電影可選擇贊助商的范圍，有的時候不恰當的贊助產品還會給電影帶來滑稽甚至致命的硬傷。
我國的大企業不愿意投資電影產業有著特殊的原因。在我國電影業雖然不景氣，但回報率也仍然可以達到20％，但是相比很多回報率更高的產業，電影帶來的利益還不算誘人。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國情比較特殊，由于我國是一個仍然存在關稅保護的國家，很多現代產業的資金回報率非常高，例如汽車制造業在韓國的回報率不過15％～20％，著名品牌的汽車制造業回報率稍高，也不超過35％，而中國的汽車制造業的回報率平均甚至都在35％～55％。但是如果把眼光放長遠一些，拿出培育電影產業的態度來看待我國的電影產業，想要取得足夠高的回報率并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關鍵還是需要擁有投資能力的企業認識到，電影已經成為一種產業，一種可以賺錢的產業。
一部電影的市場開發和營銷離不開發行，韓國電影的發行基本上是照搬了好萊塢的發行模式。豪華的電影院，長長的紅地毯，盛大的首映式，眾多的明星捧場，無數瘋狂尖叫的追星族。
韓國電影崛起的經驗表明，在發行方面好萊塢的做法是值得借鑒的，拍攝和院線推廣一樣重要，都需要進行大量資金的投入。但是中國的現狀是，很多電影本身拍攝資金就捉襟見肘，更不要說按照好萊塢的規矩拿出總預算的1/3來進行發行宣傳了。但是這種認為可以舍棄電影發行宣傳的想法也說明了我國的電影產業界還沒有充分認識到發行宣傳對于一部電影的重要作用。電影的發行工作應該是和電影的拍攝工作同步展開的，而不是等到電影快要上映時才開個記者招待會就了事；同樣電影的發行宣傳應該努力把觀眾的注意力集中在電影本身上，而非電影明星的花邊新聞。
作為電影的最后一站，也是電影直接和觀眾接觸的最后一環，韓國電影的放映也是值得我們研究的部分。現在韓國的5廳以上電影院589個，每廳700～800人，而電影票價僅是韓國人均月收入的1/200；而中國現在擁有1106家電影院，2197塊銀幕，這說明我國絕大多數電影院還是單廳放映，同時我國的電影票價是月人均收入的1/60。[13] (p106)相比之下，兩國的電影放映環節優劣不言自明，這是因為在韓國的電影界有這樣的觀念，“電影以觀眾人次多少來獲得票房，而不是以電影票價高低來獲得票房。”雖然韓國的電影多廳制是和它的電影類型多元化相適應的，也許這一點在中國還不算很合拍，但是至少多廳制在電影時間的選擇上也可以給觀眾提供很多的便利。而電影放映作為一個典型的服務行業如果還只是生硬地安排出一張電影放映時刻表要觀眾去適應，那就不能不說這種做法還停留在計劃經濟的賣方市場的時代。
韓國本土電影的崛起給了我們很多啟示，但是我們也并不單是要跟在韓國的后面亦步亦趨。韓國本土電影的繁榮告訴我們用商業化的眼光去看待電影產業才是解決電影市場不景氣的根本辦法。在全球的媒體都在進行縱向聯合，集約發展的時代，我們可以為提升本土電影受關注度可做的事情還很多。比如，我們還可以對電影文化進行跨媒介甚至跨產品領域的推廣。從進行跨媒介發展的角度來說，我們不應該單單把解決電影產業資金流動問題的目光集中在電影票房上，只有多渠道的解決問題才能夠降低風險和成本，我們可以向電視網絡出售播放版權，還可以出售音像制品的版權，這樣不僅降低了電影本身的成本和投資風險，還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盜版，甚至通過電視網絡作為前期宣傳，會吸引喜歡某部電影的觀眾走進電影院感受更為震撼的視聽效果。而從進行跨產品領域推廣的角度來說，在電影類型多元化的基礎上，我們可以聯合各種不同的產品領域，趁勢發行電影原聲帶、開發相關電腦游戲、出版電影劇本或者寫真集，甚至還可以生產銷售相關的商品，例如：服裝和宣傳畫。
總而言之，不論從哪個角度說，解決電影產業化過程中遇到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認真規范，腳踏實地的進行電影產業化。不論是政府這樣的決策和管理機構、電影人這樣的制作單位還是投資商這樣的經營方，只有真正理解了電影產業化的本質就是將電影作為一種有些特殊的商品推向市場，一切的優勝劣汰都掌握在消費者——觀眾這“上帝之手”中，努力研究如何為電影拍攝提供適宜的政策和資金環境，如何拍攝出觀眾喜歡的電影，或者說如何使觀眾喜歡這些電影，才是最重要的，這也是我們從韓國電影的崛起乃至騰飛中得到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啟示。
【內容提要】韓國電影的政策與法規制度、藝術風格與創作手法、市場開發與營銷方式的流變過程，對中國電影產業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啟示：真正理解了電影產業化的本質是將電影作為一種有些特殊的商品推向市場，努力去研究如何為電影拍攝提供適宜的政策和資金環境，如何拍攝出觀眾喜歡的電影。
【摘 要 題】環球視域
【關 鍵 詞】韓國/國產電影/中國/電影產業
【正 文】
中國電影產業的不景氣早已是無法回避的話題。2004年恰逢我國引進進口大片10周年，然而現在的中國電影市場上，進口大片的號召力也已經遠不如前。1994年我國引進第一部進口大片《亡命天涯》，這部電影創下了6000萬人民幣的票房紀錄，而現在“一部進口電影如果可以達到2、3000萬的票房就應該可以算是很不錯的電影”。[1] (p12)2004年1～4月份，全國各地電影院平均上映場次比去年上升了20％，但觀眾人次卻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票房也相應的下降了15％。[2] (p4)2000年全國的電影票房是將近10億元，就算以十元一場電影來計算，一年之間也只有1億中國人走進了電影院，也就是說在這一年當中每個中國人的平均觀影次數不到0.1。而同樣是這個指標，美國是6，韓國是3。[3] (p69)
在這種不景氣的狀況下，國產電影的境況更加值得擔憂。2003年廣電總局19號文件放開了對于合拍片管理的限制，合拍片也可算作國產電影。然而2003年這廣義上的國產電影所創造的票房是3.5億左右，仍然沒有辦法和進口大片超過4億的票房抗衡。如果對國產電影進行細分，2003年1年內票房超過500萬的純大陸產電影有5部；票房超過600萬的香港合拍片有13部，[4] (p104)可以看出這3.5億的國產電影票房里還是合拍片起著支柱作用。
然而就在我們的東北方向，韓國的國產電影卻正走出一條轟轟烈烈的繁榮之路。1993年金泳三當選為1961年軍事政變后第一個民選總統時，韓國的電影市場也十分的不景氣。然而1999年上映的韓國國產商業片《生死諜變》被評論界公認為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亞洲大片，這也成為韓國電影異軍突起的真正起點。在其后的短短5年，韓國當代電影工業在不斷的自我完善中催生了大量充滿生機的商業電影，同時也涌現了一大批像金基德、洪尚秀這樣的作者型藝術片導演。隨著大量高品質的電影作品問世，當代韓國電影工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2004年5月3日出版的美國《新聞周刊》以一組韓國電影劇照作為封面，上面赫然寫著：《東方好萊塢：為什么韓國電影能夠打敗好萊塢最火爆的大片？》。[5] 2003年12月1日全球同步上映的《指環王3》橫掃全球，在韓國也沒能免俗的創下了600萬人次的觀影紀錄，《指環王3》也因此成為韓國歷史上最賣座的進口電影?？墒沁@個成績也就大致相當于韓國國產電影創下紀錄的一半。半獸人、精靈和霍貝特人可以在中土叱咤風云，但是他們卻顯然打不過韓國本土電影中的那些帥哥美女，因此就能夠初步反映出韓國國產電影的繁榮狀況真的非常值得我們仔細研究。
(以上數據來自《新電影》雜志，2004年5月15日出版，總第44期，原文載于2004年5月3日出版的《news week》，作者mark russell & george wehrfritz, 新電影雜志社翻譯)
必須首先指出的是韓國是一個只有不到4800萬人口的小國。就是在這樣一個小國的電影市場，每年被好萊塢買走版權并準備進行翻拍的電影多達30多部；2004年上半年中兩部電影的票房之和就已經超過中國全年電影票房總數；每年在韓國的大銀幕上映的韓國本國電影平均達到50％，在2004年前3個月這個指數已經上升到70％。[6] 應該說，韓國本土電影的崛起和繁榮不僅為電影觀眾們提供了一批賞心悅目的影片，更為亞洲還普遍低迷的電影業提供了一種民族電影發展的本土化經驗。
一、韓國電影政策及法規制度流變對中國電影的啟示
在韓國關于電影的政策和法規主要包括：已經不再存在的電影審查制度、電影分級制度、電影法、電影放映保障法和電影振興法。
韓國從1926年就開始實施電影審查制度，這個電影審查機構曾分別隸屬于日本駐朝鮮總督府、美軍駐韓政府、韓國宣傳部、國防部、文教部和文化部。在軍人政權期間，電影審查制絲毫沒有放松，直到1973年對《電影法》進行的第四次修改中仍然明確強調要加強電影審查。
朝鮮戰爭結束后，美軍占領韓國的同時也把電影分級制度帶到了韓國。但是在韓國，電影分級制和電影審查制度長期共存，對于電影更多的是進行限制。韓國電影分級制把電影分為四等級，但分級標準很粗略教條，其分級理念和目的從屬于審查，對于電影中的暴力和色情全部都采取否定的態度。
1961年上臺的樸正熙軍人政權認識到媒體具有的力量，就收集日本占領朝鮮期間與電影有關的法律來制定韓國的電影法以限制電影創作。雖然韓國電影法的基本模本是日本占領期間旨在遏止朝鮮電影發展的限制政策，但是畢竟早在1962年韓國就出臺了他們的《電影法》，用明文法制手段來管理電影已經成為人們對于意識形態領域管理的共識。
雖然在《電影法》施行的過程中，韓國不斷對這部法律進行修改并輔助以其他政策來使韓國電影按照他們的想法更好的發展，但是上世紀70年代的電視業興起之后，韓國的電影工業不可遏止的開始崩壞。1973年韓國政府立法保障國產電影每年的放映天數，更在1984年第五次修訂《電影法》的時候提高了國產電影每年在電影院上映的基本保障天數，正式確立了所謂的“電影季系統”(screen quarter system)，規定每個影院每年放映國產電影的天數不得少于每年的2/5，即146天。[7] (p277)這樣一種強制性的措施迫使一些已經失去信心的韓國電影人為了填滿電影上映的檔期而堅持電影創作，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韓國電影的發展，同時也遏止了好萊塢電影對于韓國電影市場的占領趨勢。但是這一次修訂又一次強化了電影審查制度，明確提出電影審查以行政控制為主，目的在于維護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提高道德和社會倫理。這種政策一方面保護了韓國本土電影得到充分的與觀眾接觸的空間，另一方面卻限制了韓國電影在吸引觀眾方面的發展余地。
1986年韓國政府第六次修訂《電影法》，放寬電影制片商和進口商的注冊標準，大開韓國的進口電影準入之門，自此韓國政府在美韓貿易談判中徹底被迫采取了自由化的電影政策。這種自由化對于本來已經充斥著好萊塢作品的韓國電影市場傷害不算很大，但是它打破了原來由舊電影法保護的幾家電影公司獨占國產電影的局面，催生了上百家規模不大卻充滿活力的韓國本土電影公司。
1993年金泳三當選總統，結束了韓國長達30多年的軍人統治，在“民主化熱”的推進過程中，電影的表現題材逐漸放松。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韓國電影開始表現出越來越多的活力，出現了像《悲歌一曲》（注：又名《西便制》，導演林權澤。）和《封大夫》這樣的觀影人數過百萬的國產商業電影，韓國電影步入了多元化發展的軌道。1997年韓國實施了電影振興法，內容涉及電影業登記、獨立制作、電影審查、振興機構、振興基金和電影季系統等十多項。總體上，韓國政府對于電影的控制從嚴格走向寬松。但是韓國電影真正的春天應該從1998年金大中當選總統算起。金大中在競選總統時的競選綱領中就明確提出：“我們會通過強制手段來保證韓國國產電影在上映檔期上的配額，并給予專門發行韓國國產電影的發行公司和專映韓國國產電影的影院以稅收上的優惠政策，這些政策將持續到韓國國產電影的市場占有率達到40％?！盵7] (p277)而他在當選總統之后也表示：“既然電影和ibm一樣賺大錢，為什么我們不發展電影？”[2] (p4)
就在金大中準備放手發展韓國電影產業的時候，發生了韓國電影史上非常重要的“光頭運動”。1998年10月，在《韓美投資協作第三次實務協議》中，韓國表示要將現行“電影季系統”中的146天放映韓國電影的時限縮短至92天。這個消息引起了韓國電影界的強烈不滿，以韓國著名導演林權澤為首的韓國電影人組成了“死守電影季系統電影界非常措施委員會”，他們向全社會宣告：“美國的壓迫使韓國電影的生命線危在旦夕?！彼麄冇?2月1日在漢城市中心的光華門十字路口集會游行，其中絕大部分男性電影人都剃掉了頭發，這種舉動在韓國是僅次于自焚的抗議行為。最終這次抗議行動以政府宣布繼續維持146天的本土電影放映期而告終。這一次示威活動不僅保護了韓國本土電影的市場份額，而且使國產片情結深入人心，使得韓國電影的內部關系漸趨良性發展。
不僅如此，這次示威也為修正原有《電影法》中的關鍵問題掃清障礙，迫使政府認真考慮電影產業中原本存在的很多問題。1999年韓國國會了《電影法修正案》，其中規定韓國將在2000年徹底廢除影像制品審查制度，完全采用分級制，維持影院韓國電影放映任務制度。國會還對原有的電影等級進行了重新定義和解釋，并補充劃分了“級外電影”，這類電影的放映必須由放映城市市長的許可，且只能在“級外電影”的專用院里放映。到2000年，原本隸屬于文化部負責電影審查的“演出振興委員會”被“影像制品分級委員會”所取代，由政府機構變為民間機構，這個分級委員會由不同年齡段的孩子的父母所組成，特別要求其中包括女性委員。
經過這一番不斷改革，韓國的本土電影由90年代前半期的年產100部左右，市場占有15％～20％，轉變為年產45部左右，市場占有40％～50％。[2] (p4)雖然韓國本土電影的市場份額已經達到了當初金大中總統預言的可以全面開放的水平，但是韓國政府仍舊堅持了原有的“電影季系統”，來繼續保護雖然已經比較繁榮但還不甚穩定的韓國電影。
相比較韓國電影政策和電影法規制度的流變，中國電影產業還缺乏規范的法律保護和規定，政府對于電影產業化也顯得不夠熱心，似乎僅僅是在把所有原本沒有產業化的領域全部推向產業化而已，政府甚至很多電影人還沒有看到電影成為一個用藝術來贏利的產業的真正意義所在。
另一方面中國的電影審查制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著國產電影的充分發展，雖然在2003年就已經有很多電影人呼吁我國也出臺一個電影分級制度來取消現行的電影審查制度，但是廣電總局到現在還是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復，就像已經討論很久了的電影法起草工作一樣，一切都還是未知數。然而從韓國國產電影的起飛可以看出，電影審查制度和電影分級制度對于電影產業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分級制度意味著根據分級影片適合觀看的對象，自律的限制影片的流通范圍，而不是動輒對影片強制性的刪減或者禁映。
我國現在也實行國產電影年上映時間的最低限制政策，而且我國還有每年進口電影數不得超過20部的保護政策。可是我國的電影人與觀眾之間的凝聚力明顯沒有韓國那樣強大，觀眾也沒有表現出韓國觀眾們對于國產電影的那種熱情和責任感。在加強電影人與觀眾之間的互動這一點上，韓國政府注重電影文化的建設和普及，引導和提高廣大觀眾的電影文化視野和欣賞水平，為了這個目的韓國政府選擇了舉辦國際電影節的辦法。諸如漢城國際電影節、釜山國際電影節等等，這些舉辦電影節的措施訓練了韓國觀眾，使他們具有廣闊的國際電影視野，習慣并喜歡本國電影中較高層次、雅文化性質的藝術片，使他們具備鑒賞能力去接受和品味本國導演拍出的既有民族風味又有國內品味的優秀電影。除了主要在高校舉行的大學生電影節，中國現在舉辦的金雞、百花、華表獎等評選和上海國際電影節都更像是電影人自己的聚會，觀眾幾乎參與不進去。當然并不能夠要求政府為了普及電影而盲目的多舉辦電影節，但是至少每舉辦一個電影節都應該讓周邊的觀眾知道這一次活動對于自己有什么現實的意義。
二、韓國電影藝術風格和創作手法流變對中國電影的啟示
從1962～1986年的二十多年間，韓國的電影審查制度一直在不斷加強，這對電影人的創新意識和表達熱情形成了一股強有力的威嚇與阻撓的力量，使得很多電影的投資商只愿意投資給那些運用好萊塢風格的敘事來附庸儒家思想的電影。這種電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悅一些觀眾，同時也維護了審查機關的認定儒家是政治主流，不容任何懷疑、觸動敏感神經的思想模式出現的想法。在這一階段，大多數電影人在創作時的主要考慮不外乎就是將審查官的思想意識內在化，對于真正有意義的電影內容表達造成了很大的阻礙。但是到了上世紀70年代，韓國的經濟起飛階段工人階級迅速壯大，而并沒有出現很多表現相關主題的電影，這使得社會變革時期的本土社會意識難以得到清晰的傳達，人民與電影的關系僅止于淺層次，電影審查制度與電影創作的發展方向上的矛盾從那時起開始日漸激化。
1986年韓國對國內開放了制片市場后，有很多新鮮而有活力的電影涌現，一時間韓國電影成為國際影展上的新貴，與中國大陸的第五代和臺灣新浪潮相呼應在國際影展上頻頻獲獎。這種前所未有的獲獎浪潮對韓國電影的整體風格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一些影片開始有意無意地按照參賽的標準和趣味拍攝，對于國內評論界和觀眾的反應并不真的重視。于是韓國電影出現了兩種主要的傾向：一是重形式上的場面強度，尤其偏好長鏡頭的運用；另一種是假惺惺的觸及敏感的政治問題，引用西方的寓言方式，使影片充滿了徒有其表的“政治意識”或顯得很“激進”。除卻這兩類電影本身的造作不談，從前一階段的模式化商業片一下子過渡到第一類枯燥晦澀、充滿探索意味的藝術電影為韓國電影的市場化投下了不小的陰影，而那些“政治基金”的電影一般難以通過電影審查制度的審查，不得不都變成地下電影出境放映，這就相當于使當時本來就不多的韓國本土的電影投資白白的流失在國外市場上。
但也是因為電影市場的逐漸開放和電影審查制度的逐步放寬，社會資本的進入和進口電影的考驗使韓國的電影產業真正做到了讓市場來選擇適合的電影，這些可以說是電影產業發展的絆腳石，可能也是動力的因素最終在1995年迸發。1995年初韓國電影院里第一次播放了以前很少見的國外藝術電影，并且成功地在一個月內吸引到了兩萬名觀眾。一些電影制作公司還專門開設了藝術電影專用電影院和電影普及小組來向普通觀眾介紹藝術電影，并且逐漸的很多大學也開始開設有關影視方面的專業。而同樣也是1995年，韓國kbs電視臺播出的電視連續劇《沙鐘》創下了45.7％的收視率紀錄，而這一年韓國的有線電視臺成立、三豐百貨公司崩潰災難、當時在任總統金泳三的政治獻金丑聞為韓國社會帶來了極大動亂，而這個時候一直急劇擴展的錄像帶市場更以一種急速狂飆的態勢占領電影的原有市場。[8] (p303)在這許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韓國電影為了吸引觀眾而出現了電影種類多元化的格局。就是這些因素最終使現在的韓國電影形成了兩大風格流派：第一類是以刻畫人物心理，探索電影語言為主的藝術電影；第二類是注重類型特色，強調奇觀效應，追求票房目標的商業片。
這一代的韓國藝術電影和80年代的“獲獎風潮”期間的藝術電影有明顯的不同，新一代的藝術電影對劇中主人公的個人生存狀態描述得很細致深入；敘事化的表現常常代替情節化的處理，使人物的原生態鮮活生動。而且電影的敘事形式和風格個人化印記突出，電影語言精致熟練和國際化特征加強，成為這一代韓國藝術電影的特征。這些電影的風格和文化意味當然還是建立在韓國文化之上的，但文化視野和電影技巧明顯示回應世紀末電影國際潮流——常常是歐洲藝術電影的時尚——這就使韓國新一代藝術電影提升了進入國際格局的品質和品位。在這一批藝術電影中很多甚至還取得了相當好的票房成績，例如1998年上映的許秦豪導演的代表作《八月的照相館》不僅在當年被評為最佳評論獎，而且觀影人數也超過了300萬人次。這種藝術電影已經可以不去迎合市場卻仍然獲得豐厚的市場回報的現實說明韓國電影市場向正?；幕M發展的良性態勢。當然這種現象的出現和我們先前談到的韓國經濟起飛和韓國政府通過舉辦國際電影節培養起了一大批具有一定經濟和文化鑒賞能力的觀影人群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正是他們的存在，產生了高檔次電影文化消費的社會需求。
第二類商業片是指那些以市場贏利為目標，根據當下的觀眾需求和潮流，按照特定類型規范而策劃制作的娛樂化、消費性影片。韓國本土電影商業片的成功程度更甚于它的藝術電影，在我們上文曾開列的位于韓國前十大賣座影片中的八部國產電影有五部是典型的商業片。而韓國商業電影的這種成功來自兩個方面。
一個是在90年代后期商業片出現的重要趨勢，即少數重點商業片追求高投資、數字化技術和宏大敘事相結合的市場效果。這是因為“商業片僅僅依靠高投資、高技術、明星化操作還不夠，超級商業片必須以宏大敘事為依托，才能使故事、人物、主題產生人類感和震撼力?！盵9] 但是這種商業電影已經可以算是商業電影的高級階段，它們往往首先有具備一定市場號召力的著名導演，通過對導演的信任吸引來很多的投資從而可以進行相當級別的數字化制作。同時這些導演一般都不僅是對市場有很大野心，他們力圖融合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的風格，在商業電影中以宏大敘事為主題框架，制成規?；透呒夹g的奇觀效應，并最終產生巨大情感震撼力。通過宏大敘事的思想性提升懸念設置的層次和觀眾的認同感，可以使商業片的娛樂化、游戲感和審美過程跟相當程度的社會歷史意識結合起來。從而使商業片不是那么赤裸裸的“商業”，這在很大程度上照顧了觀眾心目中追求電影的“藝術性”以彰顯自身審美品位的心理。
另一個推動韓國商業電影發展的原因是韓國商業電影的多元化和類型化。由于電影產業已經具備了初步發展，很多商業片的制作方需挖空心思另辟蹊徑尋找新的出路，而一旦新的出路被證明是有商業意義的就會有很多人跟風而來，最終形成多元化的類型電影。同樣也是因為社會資本被允許進入電影市場，原本韓國傳統“師徒相繼”式的論資排輩規則被打破，很多青年導演得到了拍片的機會。為了回報投資方，他們只能選擇拍攝商業片，而年輕人的銳氣又促使他們去選擇成名導演習慣回避的領域，于是在這些青年導演的鏡頭下，我們看到了現在韓國商業電影中蔚為大觀的恐怖片、情色片和女性電影。
通過研究韓國電影的藝術風格與創作手法的流變過程，可以看到中國的電影創作現狀和1986～1990年間的韓國電影很類似，同樣是處在逐漸放開的電影審查制度之下，背靠在國際影展上的輝煌，面對電影產業化的巨大壓力。和當時的韓國相比我們有優勢，中國的電影市場每年只允許最多上映20部進口電影，而韓國的電影進口市場是完全放開的；我們也有劣勢，我們沒有電影分級制度，這迫使我們的電影只能更籠統，在類型化和多樣化的道路上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要走；同時我們還有一個心腹大患，就是與香港合拍的電影已經被開放為國產電影的一部分，但是其實它們的運作方式和創作手法和狹義上的國產電影完全不同，我們很可能守住了好萊塢的進攻，卻被“自己人”打敗了。
因此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還是需要把電影分級制度再次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中國的電影分級真的已經到了“非分不可”的地步。否則很多商業片甚至藝術電影的表現手段都會不同程度地受到限制，商業片無法進行足夠細化的分類，很多本來可以有很好的市場效益的電影類型不能夠通過審查，或者偶爾通過審查也最終無法走向成熟。而像在韓國電影市場上效果很好的恐怖電影、唯美的情色電影甚至現在可以成為很多人眼中韓國電影的標簽，不論是從產業的角度還是文化的角度來看，這些在中國就可能無法通過審查的電影并沒有傷害韓國電影乃至韓國的形象和公民素質，反而為韓國的電影產業騰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而我國現在情況有時甚至是電影審查的制度原本在國內的大銀幕上克制住了一些內容，但是沒奈何國際上的風潮仍然潛移默化給我國的觀眾一種對曖昧鏡頭的觀影興趣，甚至電影的尺度多大都可以成為電影宣傳的熱點，這些國際電影的“時尚”迫使很多我們的本土電影在沒必要的情況下也要在情節中添進一些曖昧的鏡頭。但是如果我國有電影分級制度，在這種自律機制的壓力下，即便是為了商業利益，電影的制作者自然會把握電影的尺度，而不是無謂的非要安插進去一些滑稽的鏡頭。
在電影創作方面我國更需要努力向韓國學習的一點是我們需要一批能夠做好商業電影的電影人?？赡芎芏嗳藭@個論調表示不屑，按照我們在國際電影節上披金戴銀的架勢，那么晦澀的藝術電影都可以做好，怎么會做不好商業電影？可是我國現在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商業電影不商業，很多電影人也許覺得拍攝商業電影代表了“向五斗米折腰”的不得已而感到極不甘心。于是我國的商業電影很多時候夾雜著導演生生摻進去的“人文抱負”，反而使一部電影變得不倫不類，非驢非馬。新銳導演朱文這樣分析這種現象：“統計學上認為，任何藝術形式的產生99％與相應的消費需求有關，只有1％與所謂靈魂或精神有關。而在中國99％的電影人會認為自己是在從事一件和靈魂或精神相關的偉大事業?！盵10] (p47)簡單說，就是太拿電影當回事了！我們需要一批能夠認真研究觀眾的喜好，市場的喜好，并能夠將之與適度的電影藝術性相結合的電影人，而不是那些只顧自己喜好，甚至自己也未必喜好只是一味追求艱深的電影人。雖然韓國的電影在產業化與市場化條件下存在的歷史要比我們長一些，但是既然珠玉在前，我們就應該努力吸收人家的經驗教訓，不必再走當初他們走過的彎路。
而且商業電影并不像很多人印象中那樣只要情節夠通俗，過程夠曲折，結局夠皆大歡喜或者夠凄慘，整體夠“俗套”就可以，很多讓我們覺得藝術性和震憾力都很強的電影其實在制作和創作的時候都是按照商業片來運作的。舉個例子，韓國著名的商業電影導演姜帝圭最近的作品《太極旗飄揚》講述了朝鮮戰爭一個家庭中兩兄弟不同的成長道路，背后反映的是朝鮮戰爭給朝韓人民帶來的影響。這部電影就是以宏大敘事為背景的典型電影，成功地吸引了1200萬韓國人進電影院去觀看，甚至很多親身經歷了朝鮮戰爭的韓國人在看后都流下了眼淚，但不論是投資方還是創作方都始終堅持認為這部電影就是商業電影?？墒亲鲆粋€大膽的想象，如果這部電影由中國的電影導演來拍攝的話，一定要宣稱自己要拍“史詩巨片”了！所以說，商業電影并不像很多人認為的那樣，是為了商業利益而非藝術追求粗制濫造來糊弄觀眾的，只有很精致的電影才能吸引觀眾走進電影院。正是在這一理念之上，韓國的現任文化部長、著名導演李昌東這樣總結商業電影應該具備的五個要素：故事具有感染力；情節富有想象力；視覺上要有沖擊力；音效上要有震撼力；主創人員具有票房號召力。[11] (p1)我國的電影人對于商業電影的觀念應該從中有所借鑒。
三、韓國電影市場開發與營銷方式流變對中國電影的啟示
韓國電影的市場化運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13年韓國自己制作的第一部電影，但是真正值得研究的韓國電影市場開發和營銷方式還是應該從上世紀的80年代中后期算起。
一部電影的生產可以分為制作、投資、發行、放映四大環節，[12] (p372)如果說制作更多的是和藝術性相關聯，那么剩下的三個環節就無可避免的要和市場開發和營銷方式相聯系。而其中首當其沖在上世紀韓國電影崛起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角色的就是電影拍攝資金來源的變化。
韓國電影界80、90年代里最重大也最基本的變革就是資本投資的形式變化。韓國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有規模制作電影時起就有了的“忠武路”電影制作方式，一直延續到1986年都是韓國的主流電影制作方式。這種電影制作方式依靠專門的電影公司，自身的資金主要進行商業電影的拍攝，而且這些電影公司一般都沒有足夠雄厚的資金實力作為背景支持。在1986年韓國開放電影市場之前，這些電影公司把持了韓國的電影制作和電影進口事業，在電影制作上面輸給好萊塢電影的部分還可以在進口電影的時候賺回來，所以基本還能夠維持韓國本土電影的生存。但是當電影市場被打開之后，很多電影人自己組成了獨立電影公司，某些大企業也把電影投資當作副業進行，這都對“忠武路”電影制作的運作方式產生了極大的威脅。到現在，這種依靠中小資本和單獨經營電影一個方面的電影公司經過市場的淘汰，只剩一些具有相當的資本力量和自己的電影院線的公司還在勉強經營下去。
在1986年韓國開放了電影市場之后，首先出現了獨立的電影制作公司。這種電影公司一般是由擺脫忠武路制作方式的電影人自己組建的，或是由一些愛好電影的年輕人一起設立的電影公司。它們標榜獨立制作方式，先向地方營銷者銷售地方營銷權，或者是向大企業銷售錄像帶版權，以這種方式吸引資本來拍電影。但是由于自身資本力量比較薄弱的緣故，這些電影公司逐漸開始依賴大企業的資金支持，很快導致了大企業自主投身電影投資事業，于是這些獨立電影公司要么逐漸成為大企業在電影投資業的附庸，要么就以破產消亡告終。
現在韓國電影的投資主力都和韓國的大企業有著或多或少的關聯。韓國的三星集團和大宇集團等著名企業都是在1990年前后開始涉足電影投資，起初他們只是從事營銷錄像帶的版權，但是由于自身資金實力雄厚它們在很短的時間內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國內外電影公司的錄像帶版權的銷售權。在這種情況下，韓國電影的制作方式出現了偏差，這些大公司盲目追求如何在錄像帶市場低投入高產出，很多他們投資的電影公司開始拍攝粗糙的b級電影。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將這些大公司拖向了破產的邊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韓國提供貨幣穩定支持的條件之一就是要求這些重組后的財團退出電影行業。短短幾個月，原本還是由大財團把持的電影投資行業就風吹云散。可是并沒有很久，這些大財團又重新回到了電影投資行業。因為在金融危機的陰影之下，這些財團很多原本的核心行業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低迷，股票市場不穩定，銀行利息又低，但電影業還是可以保持20％～30％的回報率，這在當時經濟很不景氣的情況下已經是一個很高的收益率了。于是大企業重新開始投資電影拍攝，并且為了符合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約定，這些大企業都專門開設了負責電影投資事項的子公司。尤其是1999年上映的《生死諜變》獲得了票房上空前的成功，使越來越多的大企業將投資的目光轉向了電影方面。到1998年前后韓國電影產業上甚至出現了一些脫胎于大企業的投資公司的身影，這些專門負責投資的公司投巨資開設專門的電影公司攻占電影市場。到2000年前后，這些擁有巨額身家的大公司不再甘于投資拍攝電影，他們還投資和美國、香港等地的著名電影公司合作獲得進口電影的亞洲版權；從2001年起這些公司開始創立自己的電影院線，有的大財團甚至下設很完整的電影公司。
相比較韓國電影的資金來源，我國的電影拍攝資金就顯得微不足道，基本上都是由一些電影公司來提供，少數知名導演拍攝的大片可以得到高額的投資，但是這些投資的本土化程度很低，使得這些大片的高票房最終很難回到本土電影市場上來。即便是有本土企業肯投資給電影拍攝也大多數采取廣告贊助的形式，不僅數目不大，而且作為回報電影中必須出現相應的產品，這樣更限制了電影可選擇贊助商的范圍，有的時候不恰當的贊助產品還會給電影帶來滑稽甚至致命的硬傷。
我國的大企業不愿意投資電影產業有著特殊的原因。在我國電影業雖然不景氣，但回報率也仍然可以達到20％，但是相比很多回報率更高的產業，電影帶來的利益還不算誘人。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國情比較特殊，由于我國是一個仍然存在關稅保護的國家，很多現代產業的資金回報率非常高，例如汽車制造業在韓國的回報率不過15％～20％，著名品牌的汽車制造業回報率稍高，也不超過35％，而中國的汽車制造業的回報率平均甚至都在35％～55％。但是如果把眼光放長遠一些，拿出培育電影產業的態度來看待我國的電影產業，想要取得足夠高的回報率并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關鍵還是需要擁有投資能力的企業認識到，電影已經成為一種產業，一種可以賺錢的產業。
一部電影的市場開發和營銷離不開發行，韓國電影的發行基本上是照搬了好萊塢的發行模式。豪華的電影院，長長的紅地毯，盛大的首映式，眾多的明星捧場，無數瘋狂尖叫的追星族。
韓國電影崛起的經驗表明，在發行方面好萊塢的做法是值得借鑒的，拍攝和院線推廣一樣重要，都需要進行大量資金的投入。但是中國的現狀是，很多電影本身拍攝資金就捉襟見肘，更不要說按照好萊塢的規矩拿出總預算的1/3來進行發行宣傳了。但是這種認為可以舍棄電影發行宣傳的想法也說明了我國的電影產業界還沒有充分認識到發行宣傳對于一部電影的重要作用。電影的發行工作應該是和電影的拍攝工作同步展開的，而不是等到電影快要上映時才開個記者招待會就了事；同樣電影的發行宣傳應該努力把觀眾的注意力集中在電影本身上，而非電影明星的花邊新聞。
作為電影的最后一站，也是電影直接和觀眾接觸的最后一環，韓國電影的放映也是值得我們研究的部分。現在韓國的5廳以上電影院589個，每廳700～800人，而電影票價僅是韓國人均月收入的1/200；而中國現在擁有1106家電影院，2197塊銀幕，這說明我國絕大多數電影院還是單廳放映，同時我國的電影票價是月人均收入的1/60。[13] (p106)相比之下，兩國的電影放映環節優劣不言自明，這是因為在韓國的電影界有這樣的觀念，“電影以觀眾人次多少來獲得票房，而不是以電影票價高低來獲得票房。”雖然韓國的電影多廳制是和它的電影類型多元化相適應的，也許這一點在中國還不算很合拍，但是至少多廳制在電影時間的選擇上也可以給觀眾提供很多的便利。而電影放映作為一個典型的服務行業如果還只是生硬地安排出一張電影放映時刻表要觀眾去適應，那就不能不說這種做法還停留在計劃經濟的賣方市場的時代。
韓國本土電影的崛起給了我們很多啟示，但是我們也并不單是要跟在韓國的后面亦步亦趨。韓國本土電影的繁榮告訴我們用商業化的眼光去看待電影產業才是解決電影市場不景氣的根本辦法。在全球的媒體都在進行縱向聯合，集約發展的時代，我們可以為提升本土電影受關注度可做的事情還很多。比如，我們還可以對電影文化進行跨媒介甚至跨產品領域的推廣。從進行跨媒介發展的角度來說，我們不應該單單把解決電影產業資金流動問題的目光集中在電影票房上，只有多渠道的解決問題才能夠降低風險和成本，我們可以向電視網絡出售播放版權，還可以出售音像制品的版權，這樣不僅降低了電影本身的成本和投資風險，還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盜版，甚至通過電視網絡作為前期宣傳，會吸引喜歡某部電影的觀眾走進電影院感受更為震撼的視聽效果。而從進行跨產品領域推廣的角度來說，在電影類型多元化的基礎上，我們可以聯合各種不同的產品領域，趁勢發行電影原聲帶、開發相關電腦游戲、出版電影劇本或者寫真集，甚至還可以生產銷售相關的商品，例如：服裝和宣傳畫。
總而言之，不論從哪個角度說，解決電影產業化過程中遇到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認真規范，腳踏實地的進行電影產業化。不論是政府這樣的決策和管理機構、電影人這樣的制作單位還是投資商這樣的經營方，只有真正理解了電影產業化的本質就是將電影作為一種有些特殊的商品推向市場，一切的優勝劣汰都掌握在消費者——觀眾這“上帝之手”中，努力研究如何為電影拍攝提供適宜的政策和資金環境，如何拍攝出觀眾喜歡的電影，或者說如何使觀眾喜歡這些電影，才是最重要的，這也是我們從韓國電影的崛起乃至騰飛中得到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啟示。
摘要：產業結構調整，是完成經濟發展階段性過渡的必經階段，具有適應性、層次性等特征。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經濟發展體系不斷完善，本國產業結構調整與國際經濟之間的聯系不斷加深。基于此，本文結合當前國內外產業發展的實際情況，著重探索國際貿易與中國產業結構調整之間的關系，為我國社會經濟結構調整提供理參考。
關鍵詞：國際貿易;中國產業;結構調整
一、引言
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當前經濟發展的主要形式。從世界經濟發展角度而言，各國交易密切，實現了世界范圍內的資源互補應用，為本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更充足的發展動力，實現社會范圍內產業結構的全方位調整；從我國經濟發展角度而言，國內產業結構必須立足于國內經濟發展大環境，不斷的實行自我調整，才能夠滿足國內國內經濟發展需要和國外發展市場的需求，因此，結合內外雙面性因素，探索多重貿易形勢發展與中國產業結構調整之間的關系，是我國新常態尋求進一步高速發展的基礎步驟。
二、產業結構調整與國際貿易概述
1.產業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是保障商品經濟交易正常實施的各部分要素，隨著社會市場需求不斷拓展，產業開發領域不斷延伸，實行的產業要素更新優化，實現產業發展與時代需求相吻合?，F代產業結構調整包括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高級化調整，產業結構合理化調整，是指各個產業內部之間相互協調，逐步引導產業發展過程中不斷的進行自我調整，適應市場發展需要，為企業帶來更多的經濟效益；而產業結構高級調整就是在此基礎上，實行產業升級，如我們所說的勞動密集型向著技術密集型轉換，就是產業結構高級化調整的代表。2.國際貿易。國際貿易指國家各國或地區，實行商品和勞務方面的交換活動，國際交易是在各國或者地區利益互補的前提下實現的，是各國經濟調整與各國貿易的綜合概括。國際貿易劃分形式多樣，按照商品移動方向，可分為進口貿易、出口貿易、過境貿易；按商品交易形態可以分為有形貿易和無形貿易等等分類方式。依據現有的國際貿易開展的基本流程，將國家貿易衡量統計指標歸納為：貿易額和貿易量、貿易差額、國家貿易條件、貿易商品結構、貿易的地理方向、以及對外貿易的依賴度。
三、我國現代產業結構調整的不足
我國國內產業發展在實踐中不斷優化，適應社會需求，為國家經濟調整帶來了廣闊的發展空間。為了充分剖析我國現代產業結構調整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本文結合國家統計局網絡給予的相關文獻，將相關性數據進行統計歸納，總結2014年-2016年國內三大產業發展統計表和2014年-2016年國內產業調整與國際貿易平均值分析表，為文章后期全方位探究提供數據參考。1.國內產業調整與國際貿易發展存在著差距。從表中數據可知，2014年-2016年以來，我國國內第三產業的發展速率迅速，產業結構調整百分比從15%增加至39%，我國第三產業發展具有較大的優勢；但表2中數據變化來看，近三年來，我國第三產業的貿易額、貿易結構、貿易條件等方面的優勢并沒有突顯出來，反而在貿易依賴度上呈現較大的數值變化。兩組數據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說明我國國內產業結構調整與國際貿易體系發展上依舊存在著差距，影響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后帶了的優勢性變化，對充分發揮國內產業結構優勢造成了較大的沖擊，也降低了產業結構調整的意義。同時，表2中各個產業的國際貿易相關要素變化的平均值只代表而來近三年來我國產業國際貿易的概數，就已經與表1中數據產生了差異，如果實行一對一式的數據核對，則會顯露出我國國內產業調整中更大的問題。2.產業結構調整導致貿易量和貿易額穩定性低。依據國家貿易經濟交易的相關記錄可知，我國國內產業調整大部分為被動式升級，也就是說企業是為了增加經理利潤，擴大市場而實行的產業調整，那么，企業進行產業調整時，勢必會選擇迅速的產業調整方式，這種只注重部分利益，而忽視總體的產業結構調整方式，能夠為企業帶來短期的經濟收益，從而出現而來國內產業經濟產業調整迅速協調穩定的局面，但這種“木桶效用”式的產業結構調整無法達到長期穩定運作。如果市場經濟發展的沖擊性增加，外部競爭里增加，產業結構將無法做出有效的風險應對，也就出現了表2中國內產業調整后與國際貿易差額依舊為44%，33%，33%的發展局面了。3.產業結構調整的結構缺乏創新。國內產業結構逐步向著技術化、程序化的角度轉變，實行產業調整與產業發展相適應，我國近三年內工業比率降低了18%，說明我國工業體系運作內部逐漸從勞動密集型向著技術方向轉型，工業生產比重也在滿足社會發展需求的前提下，實行技術研發、程序創新的綜合化轉變。但較大幅度的產業調整，僅僅局限于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變化，在國際貿易中依舊處于劣勢地位。如表2中農業、工業、第三產業貿易結構變化為32%、34%、34%，三大產業的結構能夠打破了傳統貿易單一性問題，但并沒有取得更大的發展突破，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適應國家貿易大環境的需求存在著較大的發展不足。4.產業結構調整的對外依賴度較高。此外，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對外貿依賴度較高，也是國內產業結構調整與國際貿易發展中的不足代表，從以上幾點中分析可知，第三產業的依賴程度較高，這與國內第三產業發展基礎性差有著直接關聯，同時，我國傳統農業發展的滯后性，也對國家農業結構調整產生了阻礙，農業科技化水平有限，農業技術研發速率低等問題，制約著新型農業的推進。
四、協調推進中國產業結構調整與國際貿易的途徑
我國產業結構能夠在實現多元化開發、多視角剖析，突破我國經濟發展依舊處于初級階段，經濟基礎相對薄弱，國內產業結構調整與國際貿易發展的禁錮，應充分歸納剖析產業結構調整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實行產業綜合性規劃。1.樹立全方位的產業結構發展理念。通過以上對我國產業發展體系的辯證剖析，對近年來國內經濟發展環境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優劣更深層的了解，樹立全方位的產業結構發展理念，是尋求產業結構調整與國際貿易相吻合的基礎。例如：我國農業開展國際貿易時，不僅實施農產業出口、同時也能夠結合國際農業發展的需求，探索雙重性農業發展規劃，如，林下經濟、雜交農作物等新型農產品，從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內部出發，轉變產業結構調整模式化理念，能夠為產業調整適應國家發展帶來更多的交易機遇。2.合理運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優勢。從以上表格中數據來看，我國社會經濟體系不斷優化，為社會經濟體系綜合化轉型帶來了更新的發展保障。從國內三大產業結構調整的角度進行探究，2014年-2016年期間，我國農業、工業發展百分比呈現下降趨勢，第三產業發展呈現較大的上升趨勢，國內第三產業的潛力被挖掘出來；同時，三者之間的分布結構呈現相對均衡態勢，2014年我國農業、工業、第三產業的百分比為40%、45%、15%，而2016年我國農業、工業、第三產業的百分比為34%、27%、39%，我國國內產業結構逐漸從合理化調整向著高級化產業結構調整方向轉換，國內產業發展更注重社會效益，國家產業資源發展將動力轉移到技術、新型產業結構中，為我國產業經濟的綜合發展提供了產業動力。國家貿易體系轉變，是在國際貿易交易的基礎上，實行綜合式的產業結構規劃調整，而不是以某一國家的產業發展速率為標準，想要推進我國產業調整與國際貿易相吻合，就必須建立完整的經濟貿易結構體，產業結構調整與國際貿易發展相適應。當前，我國能夠充分利用互聯網，實行電子產品研發、數字編程創新，同時，又將各地風景、名勝作為第三產業研究開發的主要結構，保障在國際貿易中尋找到優勢開發的突破口，為國內產業調整提供了獨特的產業轉型平臺，是現代社會發展的重要構成部分。3.充分利用國際貿易大環境。國內產業結構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來看，近三年來，我國三大產業在貿易額和貿易量、貿易差額、國家貿易條件、貿易商品結構、以及對外貿易的依賴度上所呈現的百分比變化都在30%-40%之間波動，國內產業實行國際貿易結構推進，已經打破了單一化的產業貿易發展局面，適應國際社會經濟均衡化、統籌化的發展局面，這也為我國產業發展進一步拓展國際市場提供了基礎動力。充分利用國際貿易大環境，是推進我國產業對外貿易與內部結構調整的有效措施。一方面，產業結構從綜合化調整向著高級化調整的轉變，不僅需要完善的產業升級實施規劃，我國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也可以充分借助國際交易這一“外力”，暫時性的彌補產業結構調整中的不足。另一方面，我國產業對外貿易與內部結構調整，也要有穩定的經濟基礎，充分利用國際貿易中的充實的經濟資源，開展跨國公司、外企投資、技術研發合作等方面，緩解國內產業結構調整資金匱乏的問題，也是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積攢發展動力的有效方式。4.實行產業調整與貿易的同步更新。實現國際貿易與中國產業結構調整，也必須保持兩者發展動力的同步更新，新型產業結構調整不是按部就班的完成計劃，而是要做好產業未來發展和國際貿易的發展趨向引導，實行現代化資源變革與社會體系相互適應，從而得到更權威的發展性保障。如：我國工業發展轉變，石油提取、煤炭運用時，不僅要考慮到經濟利益，同時要與環境、人類生活等因素相聯系，逐步實現產業結構傳統資源的最優化運用。
五、結語
綜上所述，關于國際貿易與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研究，是我國經濟結構優化調整的有效參考理論。辯證的對產業結構調整與國際貿易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剖析，使得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理念不斷革新、貿易結構創新化調整、貿易環境綜合運用、以及貿易體系同步化更新，是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保障。因此，關于國際貿易與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討論，為我國未來產業調整動力挖掘提供了突破口。
作者:朱琳琳 單位:蘇州工業園區服務外包職業學院
摘要中國作為世界第一的一次能源消費國以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在巴黎世界氣候大會上承諾于2030年以前單位碳強度較2005年降低60%―65%；此外，在《“十三五”規劃綱要》中中國政府也明確提出，在“十三五”時期，碳排放強度較2005年基礎上降低40%―45%的目標。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最新的投入產出表構建了產業結構優化模型。通過行業的生產結構矩陣，構建出行業的能源結構消耗矩陣及碳排結構矩陣，旨在能源消耗量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雙重約束下，得到中國2020年最優的產業結構調整方案，并計算了基于現有科技水平下中國最大的碳排力。線性規劃的結果顯示：①中國 2020年最優的產業結構調整方案可以滿足國民經濟總產出量最大化的目標，年均增長約為8%；且相比目標年份（2005年）二氧化碳強度下降46.93%，能源強度下降26.04%，達到“十三五”規劃中的氣候變化目標。在保證經濟最低增速（6.5%）的前提下，中國二氧化碳的排放總量可以比優化方案再多下降約14%。②建筑業、交通運輸及倉儲業仍然是中國重要的支柱產業，在國民經濟整體的占比份額仍需擴大。③從生產的角度看，中國產業結構必須全面向第三產業服務業轉型，全面提高國民經濟中第三產業的比重，尤其是加大生活服務業類部門的產出量。④為了滿足“綠色、低碳”的約束限制，半數以上的二產部門的生產規模都應有所降低，尤其是能源部門和金屬加工業部門。
關鍵詞I-0表；優化模型；產業結構調整；碳排潛力
化石能源的使用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于此同時也對環境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最新的報告指出，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快速增加，是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且1983―2012年是過去1 400年以來最熱的30年。進入新千年以后，中國因極端氣候所帶來的影響愈發明顯，由此也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根據中國氣象局統計，中國氣象災害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是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的8倍，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1%。因此，中國政府分別在巴黎世界氣候大會及《“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提出了改善大氣環境、降低碳排強度的目標。由于二氧化碳的排放主要源于化石能源的燃燒，而清潔能源如風電、水電等并不直接排放二氧化碳，因此使用清潔（新）能源技術可以從本質上解決二氧化碳的排放問題。但由于技術的成熟度與使用成本等因素，清潔能源并不可能在短期內在中國各行業部門中大量普及。因而，在現有能源技術水平下，如何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以控制中國的能源強度及碳排強度受到了政府部門及學界的廣泛關注。同樣基于節能、減排的產業結構調整也與中國政府“十三五”規劃中所倡導的經濟綠色、低碳的發展行為相一致，因此有著重要的意義。本文主要利用投入產出表構建相應的優化模型，得到2020年（即“十三五”規劃最后一年）中國最優的產業結構并計算出相應的最大碳排潛力。
1文獻綜述
國內外文獻中將產業結構、能源消耗與碳排放一并進行分析的方法大致可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是使用數據包絡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及其衍生方法，通過結構分解或指數分解，將行業效率的變化分解為技術效應和結構效應，然后找出影響產出、能源或者碳排效率的原因。段文斌、余泳澤[1]基于SFA（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方法，分析中國工業部門分行業的效率并將其進行結構分解，測量它們與能源強度之間的聯系。宋德勇、盧忠寶[2]采用twostage LMDI（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法，測算出了中國各個產業部門碳排放的波動性，并發現了排放量存在的周期性規律。周五七[3]使用全局（Global）DEA模型同樣對中國工業部門進行效率分解，發現能源相對價格的提高可以顯著降低高能耗行業的能源強度。顧阿倫、呂志強[4]則使用IOSDA（IO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方法分析了經濟結構變動對中國碳排的影響。結果表明，基礎性行業大多是高耗能的行業，因此中國未來節能減排的重點需要逐步降低第二產業的比重，但在具體的政策上對各行業應有所區別。
另一大類將產業結構、能耗與碳排納入同一框架內考量的方法是投入產出方法。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Leontief[5]就提出了一種環境投入產出模型（Environmental IO model），將環境污染與環境治理納入到同一體系中。趙欣娜、雷明[6]編制了中國2007年綠色投入產出表（Green IO table），在此基礎上分析了能源FDI誘發效應以及能源經濟連鎖效應等。苑立波、葛守中[7]在浙江省投入產出表的基礎上建立了浙江省“碳排”投入產出表及其基本模型，給出了直接綜合碳排系數、完全綜合碳排系數等反映碳排放強度的表達式，可以從行業層面上分析碳排放的基本情況。Wei Yiming[8]等基于投入產出模型，以能耗量最低為目標對中國能源需求進行了情景分析。
張恪渝等：綠色低碳背景下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分析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7年第3期通過文獻綜述可以發現，雖然DEA及其相關模型可以有效地對產業效率進行分析，但它不能考慮到產業之間復雜的關聯，也不能清晰地反應出如何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而現有的投入產出方面的文獻，并沒有在《巴黎協定》的背景下，回答如何在“綠色、低碳”雙重約束下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 因此，本文將使用投入產出模型，通過它核心的生產結構矩陣，計算出中國各產業部門的能源強度矩陣及碳排強度矩陣，然后基于部門的生產、能耗及碳排三大結構矩陣，構建中國產業結構優化模型，并計算出對應的行業碳排量，為中國經濟低碳發展模式下，產業結構如何調整提出一些建議。
2優化模型構建
2.1能源消耗矩陣及碳排矩陣
一般的投入產出模型，根據里昂惕夫[9]所提的行模型原理，中間使用+最終使用=總產出，其矩陣表達形式為：
AX+Y=X（1）
其中，X為各部門的總產出矩陣；Y為部門的最終需求矩陣；A矩陣就是中間消耗矩陣。其每一元素的計算公式為：
（2）式代表了j部門每生產一單位產品需要消耗i部門產品的數量。
根據公式（1）可以得到總產出X與凈產出Y（即最終需求）之間的關系：
由于（I-A）接了部門間投入與產出的結構，因此本文將其定義為國民經濟的生產結構AP。
對于能源使用結構，中國并沒有官方的分行業統計數據，所以需要通過一定的方法計算出各行業、部門的能源消耗量。本文只考慮各行業部門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能源量，因此可以根據投入產出表中能源部門產品的分配數量進行拆分，具體拆分方法見張恪渝[10]。由此可以得到部門的能源強度矩陣E，其元素emj代表部門j每生產一單位產品消耗第m種能源的數量，即是用能源m的直接消耗量除以部門j的總產量，j=1，2，…，N；m=1，2，…，M。
接著定義行業能源結構矩陣
其中，β為各能源換算成標準煤的轉化系數（具體數值見表1）；EβT代表了各部門生產出單位產出一共消耗能源的總量，即能源的復合消耗率，是一個1×n的向量。
最后，本文使用IPCC所提出的按能源燃燒熱值進行碳排系數計算的方法，對中國分行業的碳排強度進行核算。具體方法闡述及計算過程見陳詩一[11]、徐達豐[12]。根據部門的能源強度矩陣E，可以得到相應的部門二氧化碳強度矩陣C，其元素cmj代表部門j每生產一單位產品消耗第m種能源所相應排放的二氧化碳數量，即是用能源m的直接碳排量除以部門j的總產量，j=1，2，…，n；m=1，2，…，M。
其中，emj為能源強度矩陣E中的元素；fm為IPCC所提供的分能源碳排放系數；12/44 為碳在二氧化碳中所占比例。
因此，行業碳排結構矩陣可以定義為
其中，i是一個系數全為1的標量（scaler），i=（1，1，…，1）T，其維度為m×1；C×i表示各部門生產單位產出所排放出的二氧化碳總量，是n×1的矩陣。
2.2優化模型設計
綠色、低碳發展，其本質上就是在保證一定量經濟產出的情況下，盡量將能源消耗量與二氧化碳排放數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因此，基于傳統線性規劃模型的范式，中國低碳經濟優化模型可以表示為：
具體來說，目標函數為最大化中國各部門的總產出量。因此，
其中，x作為決策變量，xj代表了按照部門j的總產出。i依舊為標量，加入的目的是為了方便矩陣表達。目標函數f是將中國所有部門的產出進行加總，代表了最大化國民總產出量。
約束條件為：
其中，ef為能源總量約束。將能源結構矩陣AE乘上總產出x再進行加總，代表了將所有部門生產活動消耗的能源量進行加總，不超過給定的臨界值。加入能源總量約束的原因在于經濟的低碳發展不光是對一國的碳排放總量進行限制，同樣也需要保證合理的能源消耗結構。
其中，cf為碳排總量約束。和能源約束類似，將碳排結構矩陣ACE乘上總產出x再進行加總，目的在于將所有部門生產活動所排出的二氧化碳總量進行控制，不超過既定的目標。
其中，yf為經濟增長下限。通過生產結構矩陣AP，將所有部門的總增加值控制在既定底線之上。
其中，lj和uj分別表示部門j產量的下界與上界。原因在于現實情況中，多數部門的產出量不可能從0到無窮的范圍內變化，最多只能進行小范圍調整，否則會影響整體經濟的運行。因此人為的給個別行業的變動加入上下界，可以讓優化的結果更符合實際情況。此外，加入這一約束的另一個目的在于剔除可行解集合中出現的極端狀況（例如一國只有個別部門有產出，其他部門產量均為零）。
3數據及實證分析
3.1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投入產出表是基于國家統計局所頒布的“2012年中國投入產出表”?；谘芯磕康谋疚膶⒃嫉?39個部門合并為41個（見表2）。此外，為了數據結構的準確性，本文使用最新行業的增加值及最終需求數據通過混合RAS[13]方法將2012年數據升級，得到2014年的投入產出的中間結構（由于2015年的部分數據還沒有頒布，因此2014年的生產結構是我們可以升級到的最新投入產出結構），并以此為基期進行分析。
能源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15）》，其種類的劃分包括了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氣、電力這9種主要的能源形式。本文所使用的能源數據僅指各部門生產過程中消耗的化石能源數量，是終端消費量與各部門分攤的損失量（包括加工轉換損失量）之和，即能源使用量=終端消費量+損失量（包含加工轉換損失）。其中，使用終端消費量是為了剔除一次、二次能源所帶來的重復計算，而對損失量進行彌補則是為了更好地反映真實數值。
對于二氧化碳排放的界定，本文只計入部門生產時燃燒化石能源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數量，而不包括非燃燒活動所產生的。即不包含化學反應所產生的二氧化碳量，也不包含人與動物呼吸所排出的量。
本文所構建的優化問題是按照現有的經濟結構與科技水平，以“十三五”規劃中最低經濟增長速度（年均6.5%）作為經濟約束；以2020年巴黎會議所要求達到的能源強度、碳排強度為目標，回答如何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可以使中國經濟在綠色、低碳的發展模式下，國民總產出達到最大。
3.2實證結果分析
2020年中國41部門產出量變化及碳排強度變化見表3、表4。各部門產出量的表現可以從表3得到：
（1）從整體看，相比于基年，中國2020年第一產業農林牧漁等部門占整體經濟的比重變化不大，增長約為5.07%；而二產部門產出量降低的趨勢較為明顯，需要下降至原有產能的46.4%，說明節能減排的約束對于制造業部門整體產生了巨大影響；三產服務業產出占比則有了較為明顯的增加，達到37%。
（2）從具體行業情況分析，2020年中國行業產出量排名前5位的部門分別為建筑業，化學工業，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批發和零售業以及通用、專用設備制造業。而相對增長幅度（與基年相比）排名前5的部門為郵政業，金融業，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批發和零售業，增幅比例最大的部門全部為第三產業部門。而相比2014年產
出量需要下降（減少產能）的部門有5個，分別為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以及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其中，降低幅度最高的是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比例達到50%左右。需要減少產能的部門全部集中于第二產業。
我們繼續通過式（9）-（11）可以計算出各行業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碳排強度，可以看出：
（1）從各行業的CO2排放總量看，2020年優化方案中化學工業的碳排放總量排名第一，占比約20.6%。此外，在優化模型中，除去交通運輸部門外，CO2排放量前10的全都屬于第二產業部門。其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等6個行業的碳排量相比基年都要有所降低；碳排量下降最大的部門為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降低了48.2萬t，降幅約為79%。這個結果說明在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約束條件下，工業部門是“碳排放大戶”這一點依舊沒有改變，但整體的排放數量相比2014年有了大幅降低。而一產農林牧漁業的排放比例從0.87%上升至4.2%，表明一產的“碳減排”潛力并不大。三產部門中只有倉儲運輸業相比基年降低碳排
放水平，其他部門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程度的放松。
（2）碳生產率（增加值/單位碳排放量）排在前5位的是批發和零售業、信息傳輸和軟件業、教育、金融業以及房地產業，全部屬于第三產業部門；在前十位的也只有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和通信設備、計算機以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這兩個部門屬于二產的制造業。這些行業大多屬于低排放部門，且增加值相比其他行業較高。
從碳強度變化的角度分析（見表4），優化方案相比于基年，二產中有半數部門的碳強度都有所下降。尤其是能源部類中所包含的5個產業，非金屬礦及其他礦采選業碳生產率升高得尤其明顯。其中，石油加工及煉焦業與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需要提高近兩倍碳生產率才能達成約束條件要求。而三產部門碳排強度的變化，只有金融業，教育，居民服務業，房地產業以及研究、試驗發展業5個部門有所降低，其余各部門都有所增加。
因此，通過技術研發等手段提高第二產業部門整體的碳生產率水平，尤其是能源類部門以及基礎的重工業部門，對中國實現減排目標意義重大。若能大力改善上述行業的碳生產率，則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能夠在保證經濟
總量增長的前提下，更有效地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交通運輸及倉儲業是三產中唯一碳排放總量排進前十的部門，從經濟產出量看也排在優化結果的第8位（比起基年需要提升約50%的產出量），屬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支出產業之一。如果未來可以將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術在交通運輸部門多加推廣及應用，減少該部門的碳排放壓力，很大程度上會有助于中國經濟的低碳發展。
經測試，基于優化模型的結果，中國2020年二氧化碳強度整體比基年（2014年）下降18.1%，對比目標年（2005年）則下降46.93%；而能源強度可以下降26.04%，滿足了“十三五”規劃中所提出的單位GDP溫室體氣減排目標。
3.3碳減排潛力估計
上述結論是基于總量控制的優化模型（非限制模型），得到中國2020年最優的產業結構。同樣使用2014年的生產結構、能源結構以及碳排放結構，加入強制性“減排”的政策性因素，即逐步減少式（10）中對CO2排放總量的限制。目的就是在優化模型得不到可行解前（即不能滿足最低經濟增長），測算中國最多能夠減少多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碳排放總量減少比例的步長值設定為α，α∈[0.99-0.5]。即將式（10）改為
在重復優化步驟之前，先將式（12）中部門產出量變動的上下限放寬至 50%。結果如圖2所示，橫軸表示政策強制定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減少比例，縱軸為GDP增速（下降）比例。在保持最低經濟增速（6.5%）的前提下，中國最多能承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約為非限制優化問題結果的86%。如果繼續對二氧化碳的排放總量進行控制，將不能完成“十三五”規劃所要達到的經濟增長最低目標。
總體來說，相比于非限制模型的優化模型結果，除了研究與試驗發展業這個部門需要增加產能以外，其余40個部門都要控制產能。尤其是燃氣生產和供應業、非金屬礦及其他礦采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等15個部門，其總產出量都需要減少60%左右，可見這些部門與碳排放量的聯系十分密切，為減排政策重點調節的行業。
4結論及建議
本文基于最新投入產出表中的生產結構，推導出中國分行業的能源使用結構及碳排放結構，然后搭建出“經濟-能源-碳排放”三位一體的結構優化模型，分析了中國2020年最優的產業結構調整方案與最大碳減排潛力，得到以下結論：
（1）鑒于中國龐大的勞動力存量情況， 低于6.5%的經濟增長速度很可能使得就業壓力問題凸顯。因此，在構建能耗總量與碳排放總量雙重約束優化模型時，必須進一步對最低經濟增速加以要求。
（2）根據現有經濟、能源科技水平，中國可以實現“十三五”規劃中碳排放強度目標。按照最優的規劃方案，經計算中國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總量將比2005年下降46.93%，相比“十二五”期間下降18.1%。如果以最大化減排為目標，碳排放總量還可以進一步下降約14%。
（3）產業結構調整的核心是促進資源環境依賴較少的行業發展。而對于有高耗能、高排放特征的行業，需要以提高生產技術水平或以提升產品增加值為前提，否則就應減少其產能。這樣才能緩解中國的環境壓力，促進國民經濟綠色、可持續發展。
從優化模型的整體方案看，根據部門間碳強度的不同進行調整，是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邏輯主線。二產制造業產出增加幅度最大的幾個部門，主要集中在模塊化架構產品或屬于大型復雜設備領域，是中國制造業優勢的主要體現，因此需要加大投入，增加其產能。這也與“十三五”規劃中對于中國制造業的定位相一致。而能源生產相關的部門以及一些基礎性生產部門，其碳生產率低，但又屬于整個國民經濟鏈條的上游，并不能簡單地遏制其產能。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低碳技術，集中優勢資源形成規模經濟，從而促進這些行業的發展。在三產服務業中，幾乎所有的部門相比基期都應增加產能，且生活服務業包含的幾個部門增幅最大。這從側面反映出中國生產服務業的可能效率并不夠高，如在保證碳生產率及能源效率的前提下發展低碳經濟，必須加大生活服務業的產出量，盡量提高生產服務業的效率。
作者簡介：張恪渝，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為計量經濟方法與CGE模型。Email：。
通訊作者：楊軍，博士，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和CGE模型建模。Email：。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低碳經濟統計數據庫及其量化模型研究”（批準號：14BTJ026）；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企業財務制度效率的自強化機制理論與實證研究”（批準號：71572008）。
[摘 要]不同產業的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不盡相同，產業結構的變化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被稱為產業結構演變的生態效應。本文在回顧產業結構演變的生態效應相關研究文獻的基礎上，確定了國民經濟細分行業的生態環境影響系數，以全國31個?。ㄊ?、區）為研究對象，使用2000年至2013年的相關統計數據，構造生態環境影響指數的面板數據，進行聚類分析。研究結果表明，2000年至2013年，全國范圍內生態環境壓力有所增大，且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區域差別?；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步伐，促進中西部省份有選擇地承接產業轉移，以技術進步降低產業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污染等對策建議。
[關鍵字]產業結構；生態環境影響系數；生態環境影響指數；生態效應；技術進步
一、引言與文獻分析
通常認為，第一產業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有弊有利。例如，農業與林業生產中綠色植物的生長有利于改善生態環境，而農業面源污染則會破壞環境①。但從第一產業的發展歷程以及工業生產對環境的影響比較來看，第一產業發展在深度和廣度上ι態環境的影響均較為有限②。第二產業的生產方式與產出種類決定了其單位產出的污染程度遠高于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工業的發展尤其是重工業的發展相對于輕工業需要更多的能耗，對環境的污染也更為嚴重③。于是，處于高速工業化進程中的社會通常會發生較為嚴重且難以避免的環境污染；服務業發達的地區則通常生態環境較為優良，這是因為現代服務業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較少④。然而，傳統服務業尤其是交通運輸業及其相關產業的發展卻對生態環境造成了較大的壓力⑤。由于不同類型的產業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不同，一個地區產業結構的變化會對本地區生態環境帶來不盡相同的影響，這被稱為產業結構演變的生態效應⑥。產業結構的變化既影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又改變經濟增長對生態環境的壓力，其重大的經濟意義和學術價值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也產生了豐富的學術文獻。彭建首次確定了生態環境影響系數和生態環境影響指數①，其研究具有開創性，之后的研究多以此為基礎。趙雪雁和張海峰等利用生態環境影響指數對甘肅省和青海省的實證研究發現，兩省的產業發展均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很大的壓力②。以巢湖流域為研究對象的實證分析表明，產業結構變化給當地生態環境帶來了較大的壓力③。也有研究發現，產業結構隨時間的演變并非只是給生態環境帶來越來越大的壓力，對鄂爾多斯市和武漢市的研究就表明，生態環境未來有改善的趨勢④。對其他地區產業結構演變的生態環境效應的影響也得出了不盡相同甚至相互矛盾的結論⑤。
已有的研究在豐富人們認識的同時，在研究方法上卻也亟待改進和提高，以單一省份為研究對象得出的相互矛盾的結論也造成認識上的莫衷一是。基于此考慮，本文以全國31個省（市、區）為研究對象，使用2000年至2013年的相關統計數據，構造面板數據，進行聚類分析，具有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研究結論的可信性也有望增強。
二、生態環境影響系數與生態環境影響指數
（一）生態環境影響系數的確定
由于國民經濟不同行業的生產投入、產出種類與生產方法存在巨大差異，其生產過程中排放的污染物及其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不盡相同。因此，就需要對國民經濟進行行業上的細分，度量每一細分行業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并進而綜合分析產業結構演變的生態效應。表1為已有文獻中給不同細分行業賦予的生態環境影響系數的代表性觀點。
由于學者們對于同一細分行業的生態環境影響程度持有不同看法，因此所賦予的生態環境影響系數存在差異。學者們通常按照行業發展對生態環境影響程度的高低進行排列，既有按百分制的系數賦值，也有五分制的系數賦值。通過比較分析表1中所列的4種典型的生態環境影響系數賦值，本文認為，許正松等所給出的生態環境影響系數對此前的生態環境影響系數作了較為明顯的改進和調整⑥，影響系數賦值更加科學合理。本文接下來的分析均采用此影響系數。
（二）生態環境影響指數
在確定各細分行業生態環境影響系數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加權求和，權數為各細分行業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加權求和所得值被定義為產業結構演變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influence index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natural environment， IIISNE）。
其中，IIISNEkt為第k省第t年的產業結構演變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IISkit為第k省第t年第i行業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該比重同時起著權數的作用；IEki為第k省第i行業的生態環境影響系數。
各行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之和為1，意味著權數之和為1，因此，生態環境影響指數的最小值為1，最大值為5，即該指數的取值范圍為[1，5]。該指數數值越小，表明產業結構演變對生態環境的壓力越小；反之，則表明產業結構調整對生態環境的壓力越大。將區間范圍[1，5]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分為5組，則可以大致劃分產業結構調整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指數分組情況如表2所示。
三、中國各省份產業結構演變的生態效應的比較（2000―2013年）
按照本文第二部分所構造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IIISNE）的計算方法，通過查找中國31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2000年至2013年各細分行業的增加值數據，計算得出中國31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2000年至2013年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出于數據連續性和可得性的考慮，本文所用數據截止時期為2013年。
（一）中國各省份產業結構演變的生態效應（2000―2013年）
下頁表3為2000年至2013年中國各省、市、自治區生態環境影響指數的統計性描述。從統計性描述的結果來看，極小值隨時間增加呈遞減趨勢，表明個別省份的產業結構從以工業為主逐漸轉向以第三產業為主。而極大值幾乎未隨時間發生變化，這表明依然有部分省份維持著以工業為主的生產格局。2000年至2013年，生態環境影響指數的均值呈現出緩慢波動增加的趨勢，維持在接近3的水平，生態環境影響等級整體呈中等；同時，2010年至2013年，生態環境影響指數的眾數也較前幾年有所增加，這些變化意味著，從整體而言，中國以工業為主的國民經濟不僅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反而有所加強，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遠沒有完成，產業結構變化與調整所帶來的生態環境壓力將會持續較長時期。2005年之后的標準差系數較之前的年份有所變大，在均值有所增加的情況下，這表明各省份產業結構調整對生態環境的壓力出現了兩極分化的趨勢，部分省份的產業結構調整對生態環境的壓力有所減小，而有些省份則出現了相反的情況。所有年份的偏度系數均小于0，中位數大于均值，這表明生態環境影響指數為左偏分布，即重尾在左側。
（二）不同區域代表性省份產業結構演變的生態效應的比較（2000―2013年）
除了整體上分析產業結構演變的生態效應之外，本文還選擇了北京、河北、廣東、貴州和四川5個省市分別作為不同區域的代表，比較分析產業結構演變的生態效應，如圖1所示。作為中國的首都，北京在5個省市中生態環境影響指數最低，且呈緩慢下降的趨勢；而河北省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卻為5個省市中最高。為什么北京與相鄰的河北卻出現了生態環境影響指數的天壤之別？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作為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市在最近十幾年來不停地向河北轉移其非首都功能產業，大量的污染型工業被轉移到河北。北京市的重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2000年的18.3%持續下降到2013年的不足12.2%；而河北省的重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則從2000年的27.1%增加到2013年的35.1%。與之同時，北京市的第三產業如旅游業和會展業等，以及總部經濟快速發展，逐漸成為其支柱產業。由于第三產業對生態環境的毫ο嘍越閑。使得北京市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也較低。
廣東、貴州和四川三省雖然分處于中國東部沿海、西南和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但其生態環境影響指數卻比較接近。經濟欠發達的貴州省其生態環境影響指數整體上低于廣東，2000年之后出現了逐漸趨同的勢頭，2013年兩省份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幾乎相同。2006年之前，四川省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略低于廣東省和貴州省，但之后的上升趨勢卻較為明顯，2010年超過廣東，差距越來越大。這可能與廣東省近幾年來一直持續推進產業發展上的“騰籠換鳥”政策有關，也可能與交通障礙逐漸解除之后，大量資本進入四川發展工業有關。
四、產業結構演變的生態效應的聚類分析
（一）聚類分析的結果
使用SPSS20.0對全國31個省（市、區）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進行聚類分析，劃分結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劃分為3個集群和劃分為4個集群聚類結果的區別在于：將3個集群分類中原為一類成員的北京、海南和西藏分為2個集群，劃分為5個集群的聚類分析則出現了結果上的較大變化?？紤]到北京、西藏和海南與其他省（市、區）相比具有獨特性，將除北京、西藏和海南之外的其他省（市、區）分為3個集群較為合適。
（二）分類結果的統計性描述與分析
劃分為5個集群后的統計性描述如下頁表5所示。集群1和集群2分別由北京、西藏和海南組成，產業結構變化與調整對生態環境影響的等級為較弱。北京作為全國首都，其主要承擔的是首都功能，經濟上的發展方向以總部經濟、高端服務業、先進制造業等為主，其特殊的歷史和政治地位，使得北京在全國不具有較強的代表性。西藏地域寬廣、人口稀少，較少的生產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和破壞也較小。同時，西藏的國內生產總值也不以工業為主，2013年其工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足8%。雖然西藏的產業結構演變對生態環境的壓力較小，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不具有可模仿性。海南省全境為一島嶼，其國民經濟以農業、漁業和旅游服務業為主，工業不是經濟的主流，且漁業生產地主要在海洋，對本省和周邊區域的生態環境影響微弱。同樣因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海南也不可能成為其他省份產業結構調整的學習對象。
集群3、集群4和集群5的成員為中國省份的主體。整體上而言，2000年至2013年，集群3的產業結構變化對生態環境造成中等的壓力，而組成集群5的9個省份其產業結構變化帶來的生態環境壓力最大。集群4和集群5主要由中西部的省份組成，這些中西部省份雖然總的產值較低，但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比重較高；同時，近十幾年來，東部沿海省份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了大量的資源型產業，對當地生態環境造成較為嚴重的破壞。天津和河北雖位于環渤海灣地區，但天津的制造業和重化工業非常發達，河北的鋼鐵產業占到了全國比重的一半，這使得天津和河北在聚類分析時被分在了同一個集群。江蘇、山東和福建的重工業比重明顯高于廣東和上海，這是該3個省份未能與浙江和上海分在同一集群的主要因素。集群3中的貴州、云南、江西和廣西因山區面積比例明顯高于全國其他省份，雖然這4個省份經濟欠發達，也與浙江、上海和廣東等經濟發達省、市分在同一類中。中部的安徽、湖北和湖南，以及西部的重慶和四川，分別在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中表現出色；同時，其產業結構變化及其對生態環境的壓力也相對較小，應該成為中西部其他省份的學習榜樣。沿海發達地區的上海、浙江和廣東，在實現經濟領先發展的同時，還較為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轉型，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經濟增長與環境優化的同時實現。例如近十幾年來，上海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持續下降，從2000年的2.83一直減少到2013年的2.48。這幾個省、市應該成為經濟欠發達且生態環境壓力較大省份的追趕對象。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在回顧產業結構演變的生態效應相關研究文獻的基礎上，確定了國民經濟細分行業的生態環境影響系數，并利用所構造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使用中國全部31個?。ㄊ小^）2000年至2013年的相關統計數據，計算出了相對應的生態環境影響指數，進而利用SPSS統計軟件對面板數據進行了聚類分析。基于對聚類結果的討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應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步伐。工業尤其是重工業對環境的壓力顯著大于先進制造業和服務業，因此，除了要對現有工業企業進行環境升級改造之外，更重要的是還應逐步降低石化、金屬冶煉與加工、水泥及水泥制品等傳統重化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步降低污染排放強度。
第二，應有選擇地承接產業轉移。多數中西部省份和部分東部省份之所以生態環境影響指數較高，部分原因在于承接海外和國內其他地區的產業轉移時，未能列出詳細的負面清單，或者列出負面清單后未能嚴格執行，以至于在承接產業轉移的過程中接納了大量污染型工業。為此，生態環境影響指數較高的省份均應該有目的地承接產業轉移，更多地承接環境友好型工業資本和以生態旅游等為代表的清潔型服務業。
第三，應重視技術進步在改善環境中的作用。綠色工業的發展主要依賴于技術進步，因此，必須加快制定激勵措施，支持和鼓勵研發更多的減污型生產技術，并應用于傳統制造業的改造，推動技術進步型戰略性新興產業大發展，實現產業經濟增長與污染排放減少的同步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