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8 11:31:11
導語：在公司工商管理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一）教學理念改變對教學方式等進行全方位改革
從教師為主的理論課堂轉變為學生為主的實踐課堂，注重學生的能力發展和自學能力，通過培養其合作精神，形成積極主動的以生為本的課堂氛圍。學生通過對虛擬公司的仿真實踐，達到提升專業技能、提高專業認知和增強團隊意識的目的。教師在這個過程中盡量滿足學生的要求，不做決定性的引導。以此形成新型的探究式教學模式。
（二）實施過程虛擬
公司作為一個教學平臺需要深入到大學的每一個學期中，對課程體系重新設計和編排，打破原有的教學計劃，成為一個相互促進的系統式教學方法。
1.實習階段
也就是在第一學期，對專業知識的掌握還不熟練。進入虛擬公司，首先對其環境進行熟悉，通過交流了解基本的業務崗位職能。對管理模式有一個整體的認識。同時，對類似的現實企業進行了解，利用講座等形式，對社會的熱點問題進行進一步專業性的關注，提升同學的專業素質水平，提高學習興趣。
2.發展階段
在這一階段，學生開始進行專業知識的學習與應用。對虛擬公司也有了全面的了解，成為其正式員工，開始進行各種工作。當學生對所接觸的工作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就能夠感受到自己對本專業一些知識領域涉獵的匱乏，會對自己未來的工作、知識掌握、素質提高有更高層次的要求，主動地參與到學習專業知識的課程中去。這種情況下，教師進行課程的講授、專業案例的分析、特殊問題的解決等，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3.競爭階段
通過學生對專業課的學習，在工商管理方面也有了自己的認知，在管理方面也會產生獨特的見解，這個時候，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長與興趣通過職業規劃的形式將自己安排到合適的崗位中，參與虛擬公司之間的競爭。學生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創業計劃，創建屬于自己的公司，不斷進行改善和發展。在這段時間，課程方面的設置主要以選修和專業課為主，讓學生能有充分的時間和技術支持進行公司的組建發展與競爭。
4.過渡階段從虛擬向現實的過渡
這一階段，教師可以同企業一起組建成一個小組，對虛擬公司的發展情況進行分析評價，結合學生的能力進行培養計劃的制定。外來企業也可以根據虛擬公司情況進行人才選擇，達到虛擬與現實的接軌。一些同學還可以通過調研和實踐等手段對市場進行分析，在社會的支持下，達到創業的目的。
二、學生虛擬公司特點
（一）突出專業性工商管理的學生
在教學的過程中強調思維開放性、業務能力創新性與商業道德領悟性，在教學的過程中是針對知識進行強邏輯性的傳授。虛擬公司實際上是對社會進行校園化的縮影，使學生與社會的距離變近，適應市場需求。
（二）強調系統性虛擬公司改變了原有的教學體系
提出了工商管理的第三層發展，是在人才培養和制定培養計劃之后的再發展，在教學過程中輔助教學，同時做好了教學的收尾工作，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系統。
（三）體現新型教育理念
以生為本，在虛擬公司中對學生進行技能培訓，增強學生團隊意識。學生通過適應企業的管理模式，畢業后能夠達到企業入職的標準，順利度過應屆畢業生的尷尬期。通過學生的實踐，改變了傳統的教學方式，在知識講授過程中提高了自，使學生進行個性化發展。
（四）促進教學能力構建
在虛擬公司的創建過程中，不能依靠老師單獨的能力，在教學中也要采取團隊模式，教師也要根據自己擅長的領域進行輔導教學，使教師能夠對學生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進行及時解答。學生在成長的同時，教師也在不斷地進步。
（五）促進創業對于大學生創業
學校和社會都給予很大的支持。通過在大學期間對實踐能力的鍛煉，使學生接觸到企業的管理與經營，提高了綜合素質，培養了創業能力，使學生在畢業之后能夠有信心地在創業的道路上發展。
三、結語
1.1降低市場價格波動帶來的風險
在當前社會，我國的經濟發展主要接受國家和市場的雙重調控，價格遵循價值規律不斷變動，并對供求關系產生著極為重要的影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供求關系的變化具有較大的風險，偶然性相對較大。在這種背景下，實施合理有效的采購管理能夠規避價格風險，抵抗經營風險及減少價格波動造成的成本、銷售壓力對鐵路商業公司發展的影響，不斷增強公司應對市場風險的基本能力。
1.2提升鐵路商業公司的市場競爭力
較為強大的價格優勢往往是建立在商品本身較低的采購成本上的。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鐵路商業公司的最主要成本主要來自于商品本身的采購價格。在此前提之下，不斷完善鐵路商業公司的商品采購，能夠有效提升公司本身的價格優勢，不斷提升鐵路商業公司的市場競爭力，真正帶動企業的高效運營。
1.3提高鐵路商業公司的整體效益
商品的采購，特別是對大宗商品采取集中采購和集中供應管理，不僅可以增強鐵路商業公司的議價能力，獲得低于市場的平均采購價格，同時，由于采購數量大、配送較為集中，可以節約供應商的生產和配送成本，也使供應商獲得更多的讓利空間。鐵路商業公司與供應商獲得雙贏，進而提高鐵路商業公司的整體經濟效益。
1.4提高靈活性
鐵路商業公司的競爭能力之一是快速響應外部環境的變化，采購商品的準時交貨與商品庫存的控制都將影響公司的快速反應能力。
1.5影響質量
商品質量不合格或者不穩定，將導致成本的提高和市場份額的丟失。
1.6有利于加強與供應商的關系
采購管理還將影響供應商的關系，進而影響到鐵路商業公司業務的正常運作。因此，采購管理需要推動供應商不斷滿足公司需求，監控供應商日常運作，保持在技術、價格、交付、速度和創新方面的優勢，不斷增加或保持公司效益，致力于采購管理的持續改善，尋找理解溝通的平臺，發展長期的戰略協作關系，建立雙贏的供應鏈關系。
2鐵路商業公司采購管理的常用技術
2.1規模經濟
規模經濟是一種經濟現象，由英國的經濟學家馬克西•希爾伯通提出。規模經濟曲線告訴我們：生產的數量越多，單位成本就越低。在采購實踐中，經常用到規模經濟。采購的數量越多，獲得的價格折讓也就越大。在采購談判中常常拿采購份額或者數量作為交換，就是為了尋求更低的采購價格。
2.2期貨采購
對那些價格不穩定且波動非常大的商品，可以采取期貨采購。期貨采購的關鍵在于盡可能準確地分析價格趨勢。在價格持續上升階段，簽訂大單，保持戰略性庫存，鎖定漲幅，防止價格持續上漲帶來的負面影響。這時候雖然庫存增加了，但因為價格控制好了，總成本仍然較低。當價格趨于下降時，盡快消化庫存，防止價格下跌帶來的被動局面，否則庫存將成為“燙手山芋”。期貨采購的風險較大，通常應請示最高管理層之后再做出決定。
2.3聯合采購
應對壟斷供應最常用的采購技術就是聯合采購。雖然“同行是冤家”，但是在共同面臨相對壟斷的供應環境時，“敵強我弱”，不進行合作可能連當“冤家”的機會都沒有。聯合采購讓相對弱小的公司形成采購聯盟，積少成多，可以增加對供應商的談判籌碼，獲得更有利的交易條款。聯合采購是競合關系的生動體現。同行在市場銷售時是競爭關系，但不妨礙在采購時進行合作，既競爭又合作，形成良性循環。聯合采購通常是公司高層之間良好互動的結果，采購部門主要負責具體的實施。
2.4合同管理
為什么需要采購合同？因為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為交易雙方提供必要的保障。有了采購合同，一是建立評價與支付機制；二是規范采購人員的行為，令其正直行事；三是可追溯，便于審計；四是產生強制力，交易雙方必須遵守條款約定；五是管理采購風險。要進行嚴格的合同評審。合同評審要由專業的法律人士去做，要么是公司自己的法律部門，要么是公司聘請的法律顧問。
2.5庫存整理管理
庫存整理及管理也是商品采購過程中極為重要的環節———它能夠在較大程度上實現對于壓庫資金的減低，使得管理者不斷提升采購的合理性。一般來說，庫存管理的方式主要有供應商管理、客戶管理以及聯合庫存管理3種方式。每種方式都有其不同的優勢，借助合理的庫存管理，能夠有效控制采購資金，提升公司的整體庫存水平。
2.6銷售管理
銷售管理在企業本身的整體發展過程中對采購起著極為重要的決定作用。在實際管理過程中，管理者要對銷售過程中的商品數量、價格及品種等進行切合實際的監督，并建立依托實際情況的銷售數據管理庫，為企業的整體發展提供具有參考價值的信息，借助合理的銷售管理，實現對于商品采購的合理控制。
3當前鐵路商業公司商品采購管理所存在的問題
3.1采購的整體價格管理制度不完善
通過走訪調查，以及筆者的親身工作經歷發現，當前我國絕大多數的鐵路商業公司都缺乏合理而完善的采購整體價格管理制度。認為采購就是殺價，越低越好，所以片面強調談判的技巧。實際上，在企業采購事務的整體發展過程中，管理者要充分考慮到包括規章制度、原料價格等多重因素，絕非是單純的線性管理。然而，當前絕大多數的公司都采用了較為傳統的管理方式：內部采購結構職能劃分不規范、人員配備相對不完善，進而導致了公司采購工作缺乏系統性和規范性，沒有有效的管理。
3.2采購的管控具有一定缺陷
經濟的快速發展、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使得大多數鐵路商業公司在實際發展過程中面臨著極為嚴峻的價格挑戰。在這種背景之下，多數采購人員高度重視價格因素而忽視了產品質量、美譽度、售后保障因素，使得企業的整體發展受到了嚴重限制，忽視了公司整體的發展與利益，長此以往，極其不利于公司整體的可持續發展。
3.3采購人員的管理有待提高
對采購人員的管理存在誤區，認為采購人員管理就是經常更換采購人員，以防腐敗。這種做法忽視了采購的專業性。采購不是一個簡單的事務性工作，而是充滿了技術與技巧，頻繁更換采購人員不利于采購專業能力的持續提升。
3.4忽略與供應商建立戰略合作關系
片面地認為采購控制就是急催交貨、慢慢付款，玩經濟魔方。拿貨的時候要求供應商趕快發貨，而到付款的時候反而一點也不著急了，甚至供應商催款多遍也不理睬，能拖多久就拖多久。企業要避免這種錯誤傾向，應梳理新的采購思維，從傳統的采購走向戰略采購，尤其要具備戰略采購的思想。
4鐵路商業公司商品采購管理發展的建議
4.1建立與公司相適宜的各項制度
任何一家獨立的鐵路商業公司的發展，都有其特定的基本經營模式。公司管理者應當結合自身實際，逐步構建起一套合理而完善的管理制度，結合價格、庫存等多項因素，不斷探究能夠降低企業價格成本、實現資源合理配置的整體方式。同時，要學會“審時度勢”，及時依托社會及經濟市場的變化實現對資源的有效調控，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
4.2發展和培育穩定的供應商，形成戰略合作
鐵路商業公司商品采購不同于一般的采購，其對于穩定供貨商的整體需求相對較高。在實際操作中，相關管理者要特別注意發展和培育穩定的供應商，保證貨源整體價格低、質量高且售后服務到位，甚至可以依托本公司發展的整體需要，實現對供應商“一攬子框架協議”的簽訂，實現鐵路商業公司本身與供應商之間良好的交流與合作，呈現出互利共贏的良好發展局面。
4.3建立全面的采購信息系統
當今的經濟社會是發展的社會、變化的社會，在整體發展過程中，相關管理者要特別注意對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建立起更為全面的采購信息管理系統，明確整體職責，實現對于企業的合理有效管理，并能夠輔助部門實現對于未來整體價格走勢的研究和預測，使企業的發展更加省心、更加“有底氣”。
4.4打造一支優秀的管理隊伍
采購管理并非簡單的購買，而是一項復雜而繁瑣的工作。公司要培育并打造一支業務能力強、邏輯思維好、綜合分析能力敏銳的優秀采購管理隊伍。在對采購工作進行整體整改之前，要特別注意對管理人員進行基于采購工作諸多方面的強化培訓，不斷提升采購人員的整體競爭力，實現公司整體采購能力的提升。
5小結
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和企業財務管理目標，企業管理層的主要目標是在滿足利益相關者需求的基礎上增加股東財富。Carrol（l1979、1991）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包含四個方面內容：盈利的經濟責任；遵紀守法的法律責任；行事正確、公正、公平的道德責任；為社會、文化及教育事業做出貢獻的慈善責任[10、11]。其中，第一個維度（盈利，即增加股東財富）構成了企業通過提高員工、顧客和社區生活質量在內的對社會負責的承諾基礎（即為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服務）。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于2007年對4586位企業經營者的專題調查報告顯示，中國企業經營者普遍高度認同履行經濟、法律、倫理、公益4個方面社會責任的重要意義，認識到履行社會責任有利于企業自身的持續發展。企業社會責任的工具理論（Friedman，1970）將企業社會責任視為增加股東價值的一種工具，任何提倡的社會活動只有在能增加財富時才會被接受（Mackey等，2007）[12、13]。歐洲委員會于2011年賦予企業社會責任以新的內涵，這個委員會將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為：“企業對其給社會產生的影響所承擔的責任。對適用法規和社會參與者間的集體協議的尊重是履行責任的先決條件。為了充分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企業應該具備將社會、環境、道德、人權和消費者關心的問題同經營活動相整合的流程，并具備和其利益相關者密切協作的核心戰略，這個戰略的目標是使企業的所有者/股東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和整個社會的共享價值的創造性最大化。”上述定義都認同股東財富創造是企業進行社會責任活動的基礎，因此，有大量研究都在探究企業財務業績與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且大多支持兩者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的結論（Ruf等，2001；沈洪濤，2008）。然而，由于反映財務業績的指標一般是通過會計報表數據計算得到的，而應計制記賬基礎下的會計數據存在操縱空間，因此，對財務業績和企業社會責任之間正向關系的研究也并不能完全反映企業社會責任的改善就是源于企業真實業績的提高。基于此，學術界對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至今未達成一致的結論。兩種對立的觀點中，支持道德假說的學者們認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應該源于自身的慈善行為，源于對社會風險的管理，源于對綜合目標的平衡，也源于對最大化社會福利的貢獻等（李偉陽和肖，2011）[16]。支持利益假說的學者們則認為，企業管理層追逐自身利益或組織的經濟利己主義時，道德準則可能僅僅只是弄虛作假的煙霧彈（陳昕，2013）[17]，企業可能通過慈善來掩蓋或轉移公眾對企業其他不當行為的關注，從而降低企業的聲譽損失。
如果將企業家或者企業看作道德主體，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更可能是源于企業家或者企業的純粹道德良知。②企業社會責任道德理論指出，企業必須將社會責任作為一種道德約束（Phillips等，2003）[18]，這要求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必須關注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和指導性的道德準則。同時，Linthicum等（2010）將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視為一種建立和維持聲譽的途徑。如果一個企業看重它的聲譽，那么保護這一聲譽的意愿可以抑制企業及其管理層參與不被社會接受的活動。因此，管理層可能基于加強企業聲譽的戰略動機去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并通過限制盈余管理來降低對企業聲譽的潛在損害（Kim等，2012）。Laksmana和Yang（2009）研究發現，同社會責任履行情況不佳的企業相比，社會責任履行情況較好的企業有著可預測性更高、更加持續和平穩的收入。Hong和Andersen（2011）基于美國數據研究發現，對社會越負責的企業的應計質量越高，且從事真實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低。此外，根據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理論，委托人（股東）與人（管理層）之間存在利益沖突。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對委托理論進行擴展，則委托人可能是社會或政府等利益相關者，在這種情形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可以降低兩權分離所帶來的利益沖突和成本，緩解可能產生的信息不對稱。上述理論均支持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存在正向影響關系的假設，這一關系也與Kim等學者的研究結論一致。國內亦有學者對此問題展開研究。朱松（2011）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越好，市場評價越高，會計盈余的信息含量也越高。鐘向東和樊行健（2011）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財務業績與盈余管理關系的研究也發現，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能夠抑制盈余管理。鄧學衷等（2011）亦通過實證分析發現，企業盈余管理對社會責任會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綜上所述，如果管理者秉承“公心”———基于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目標，出于建立和維護聲譽、提高財務業績的戰略動機，或者出于道德約束的利他動機來履行社會責任，我們將觀察到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正向影響關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設1：H1：盈余質量較好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然而，有限理性理論（Simon，1955）認為，現實生活中的決策者是介于完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個體的理性被信息、時間或認知能力等約束條件所限制。盈余質量低的企業管理者可能通過“信息超載”（informationoverload）的方式（Agnew和Szykman，2005），借助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所帶來的聲譽效應掩蓋其所做的盈余操縱及其他不當行為，轉移公眾的視線（Hemingway和Maclagan，2004）。因此，社會責任的履行很可能與管理者追逐自身利益有關聯（McWilliams等，2006）。如果管理者出于投機動機履行社會責任，那么他們可能誤導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價值和財務業績的判斷。
基于此，學者們展開了大量研究。Fritzche（1991）研究發現，管理層追逐自身利益或組織的經濟利己主義時，道德準則可能僅僅只是弄虛作假的煙霧彈，管理層會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掩蓋企業經營管理中存在的不當行為。Petrovits（2006）研究發現，財務報告中利潤略大于0的企業會更傾向于履行慈善活動（如資助慈善基金會），這表明企業為了達到特定閾值（如利潤0點）、避免虧損，會有動機進行盈余操縱，同時戰略性的運用企業慈善項目來加以掩飾。Prior等（2008）以26個國家的593家企業作為樣本，研究企業是否會使用企業社會責任從戰略上來隱瞞盈余管理。他們從SiRiproTM數據庫中選擇指標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變量，使用業績調整的修正Jones模型來衡量盈余管理，最終發現盈余管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存在正向影響關系。Chih等（2008）從FTSE全球指數數據庫中選取46個國家的1653家企業作為研究樣本，并將樣本劃分為社會責任表現較好和較差的兩個子樣本，研究了在社會責任表現較好的子樣本中的企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他們發現，更好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在應計盈余管理中更為激進。在Kim等（2012）看來，企業可能將參與社會責任作為維持聲譽的一種手段，通過履行和披露社會責任為企業營造出一種透明的形象，以獲取企業進行盈余管理的“通行證”，從而“躲”在貌似透明的社會形象背后進行盈余管理。這一動機在某種程度上與Prior等（2008）的研究結論一致，即企業基于機會主義，在從事盈余管理行為之后，會試圖通過履行和披露企業社會責任來掩蓋它們的盈余操控行為。高勇強等（2012）基于中國民營企業的調查數據研究發現，企業可能會利用慈善捐贈來掩蓋或轉移外界對員工薪酬福利水平低、環境污染嚴重等問題的關注[6]。此外，通過在理論的框架下關注管理者的投機行為，Petrovits（2006）和Prior等（2008）發現，基于對自身職業生涯或個人名聲的考慮，管理層可能也會更多的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這些投機取巧的動機和我們對“誠實守信的商人”的理解相反。綜上所述，如果管理者更多的是出于“私利”考慮，基于掩蓋或轉移公眾對企業不當行為關注的動機來履行社會責任，我們將觀察到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負向影響關系。基于此，我們提出與假設1存在競爭性的假設2：H2：盈余質量較差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以滬深兩市2005~2011年A股上市公司作為初選樣本，相關數據均來自于深圳國泰安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設計開發的CSMAR數據庫。對于初始數據，本文進行了如下的處理：（1）剔除歸屬于金融行業的上市公司樣本；（2）剔除樣本期間被冠以ST、PT的財務狀況異常的上市公司樣本；（3）剔除在發行A股的同時發行有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樣本；（4）剔除資產負債率大于1的上市公司樣本；（5）剔除總資產或所有者權益小于零的樣本；（6）剔除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樣本。根據上述標準進行篩選，最終得到9371個有效的公司/年度樣本觀測值，其中，觀測樣本的年度分布情況為：2005年1158個、2006年1147個、2007年1167個、2008年1289個、2009年1365個、2010年1448個、2011年1797個。此外，為了控制異常值對研究結論的影響，本文對模型中涉及的所有連續型變量進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處理。
（二）變量的選擇和度量1.被解釋變量———企業社會責任的度量。借鑒沈洪濤等（2011）的做法，本文選用上海證券交易所2008年5月的《關于加強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承擔工作的通知》中涉及的每股社會貢獻值來衡量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具體計算公式為：每股社會貢獻值=（凈利潤+所得稅費用+營業稅金及附加+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本期應付職工薪酬-上期應付職工薪酬+財務費用+捐贈）/期初和期末總股數的平均值2.解釋變量———盈余質量的度量。（1）修正Jones模型（Dechow等，1995）。現存最常用到的研究盈余管理的方法就是通過Dechow等（1995）的橫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估計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具體來說，首先使用模型（1）分行業－年度回歸。在模型（1）中，TACCj,t是j公司在第t年的總應計利潤，它是凈利潤減去經營活動現金流量計算得到的；T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期末總資產；ΔREVj,t是j公司在第t年主營業務收入的變動；PPEj,t是j公司在第t年末的固定資產總額。此外，該模型在傳統估計方程中加入常數項，有利于消除異方差和緩和模型缺乏規模變量而引起的計量偏誤。由于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為了綜合考慮企業對盈余的操縱情況，本文對DAj,t取絕對值后作為盈余質量的第一個變量DA1。由于DA1反映的是企業對盈余進行操縱的程度，所以取其絕對值作為盈余質量變量時，數值越小說明盈余質量越好。（2）修正Jones模型的改進（Kothari等，2005）。Dechow等（1995）的研究還發現，在Jones模型下，企業的極端績效會對計算結果產生顯著的影響。為克服這種現象，同時增加盈余管理研究的可信度，Kothari等（2005）將公司的績效代入Jones模型的估計過程中，提出兩個改進的模型，其中之一為業績調整的修正Jones模型：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ROAj,t-1作為業績的替代變量，同時在銷售額變動的基礎上扣除應收賬款的變動，得到模型（3）。其中，RO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總資產收益率。與文中計算DA1的方法一致，對模型（3）分行業-年度回歸的殘差取絕對值，得到盈余質量的第二個變量DA2。此外，Kothari等學者還提出另一個與業績相關的修正Jones模型，以控制業績與企業應計之間相關性。具體做法是，對于每個行業內的企業，按照總資產收益率排序并分組，然后為每一家企業選取總資產收益率最為接近的企業作為配對樣本，采用模型（1）、（2）計算每家企業的DA1，將企業與配對樣本的DA1相減（配對公司值為減數）作為該企業盈余質量的第三個變量DA3。綜上所述，本文采用Dechow等（1995）的分行業年度的橫截面修正Jones模型以及Kothari等（2005）的業績調整和業績配對的修正Jones模型分別計算可操控應計利潤，考慮到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對計算得出的可操控應計利潤均取其絕對值。作為上市公司盈余質量衡量指標的DA1、DA2、DA3，均為指標數值越小表明企業的盈余質量越好。（3）盈余質量的另一種衡量指標是應計質量。根據調整的Dechow和Dichev（2002）模型計算盈余質量指標（DD），這一指標廣泛應用于財務報告質量的研究文獻之中（Francis等，2005；Rajgopal和Venkat－achalam，2011）。為計算該變量，首先分行業－年度回歸如下模型：在模型（4）中，ΔWCj,t為j公司第t年營運資金的變動，具體地說，為應收賬款、存貨和其他資產的變動之和，減去應付賬款和應交所得稅的變動；CFOj,t為j公司第t年經營性現金流量；ΔREVj,t為營業收入的變動；PPEj,t為j公司第t年末的固定資產價值；TAj,t-1為j公司第t-1年末總資產。在對模型（4）分行業－年度回歸后，得到各企業各年度的回歸殘差，根據第t年和之前4年的回歸殘差計算標準差，即得到企業第t年的應計質量指標，該指標數值越小則表示企業的應計盈余質量越好。3.控制變量。本文在回歸模型中使用了一些控制變量，以避免可能影響盈余質量和企業社會責任關系的遺漏變量問題。之前的文獻研究表明，企業規模和企業社會責任之間存在相關關系，大規模的上市公司更有動機去強調它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承諾，因此本文控制了企業規模（Size）。另外，研究表明，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價值正相關，具有高度道德承諾的企業的市場價值更高，企業價值高的企業會承諾高水平的企業社會責任以保持它們在市場中的地位，因此本文控制了企業價值（TobinQ），并預測企業價值會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產生正向影響。為了控制與杠桿作用相關的盈余管理動機以及杠桿作用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潛在影響，本文控制了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Leverage）。我們加入營業收入增長率（Salesgrowth），以控制企業增長機會的影響。此外，由于Petron（i1992）研究發現企業在自身財務業績不佳時更有可能進行盈余管理，傾向于通過盈余管理規避損失，因此參照Choi和Pae（2011）的做法，在本文的主回歸模型中分別引入反映企業虧損情況的虛擬變量（LossD）和反映企業現金流情況的虛擬變量（NegcfoD）。最后，我們還加入了年度虛擬變量（Year）及行業虛擬變量（Industry），以分別控制年度和行業固定效應。變量的定義和度量見表1。
（三）實證模型參考Choi和Pae（2011）的模型，本文估計了如下回歸模型來檢驗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關系：在模型（5）中，CSRj,t為j公司第t年的社會責任表現；QAj,t為j公司第t年的盈余質量，分別由DA1、DA2、DA3和DD來度量。H1意味著β1<0，即盈余操縱程度較小、盈余質量較好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社會責任，表明企業傾向于更多的從事社會責任活動以回報社會。H2意味著β1>0，即盈余操縱程度較大、盈余質量較差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社會責任，表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更可能是為了轉移公眾的視線，掩飾其對盈余所做的操控。同時，考慮到本文所使用的樣本數據是典型的短面板，借鑒Petersen（2009）的方法，所有回歸結果在報告t值時，均采用公司層面聚類調整的穩健性標準誤。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單變量分析1.描述性統計。表2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1）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的均值為1.0799，中位數為0.8536，但都與最大值5.4257相去甚遠。這符合預期，一方面，數據表明當前半數以上的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情況低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即使進行了99%百分位的winsorize處理異常值，在樣本中仍包含個別社會責任履行情況很好的企業，不過對于大多數企業來說，如此超高的企業社會責任值并不是普遍情況。（2）關于盈余質量的指標，在分別采用修正Jones模型、業績調整以及業績配對的修正Jones模型時，DA1、DA2、DA3的均值分別為0.0950、0.0913和0.1324。此外，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盈余質量指標（DD）的均值為0.0334，中位數為0.0282，最小值為0.0047，最大值為0.1172，企業間總體變化不大。（3）控制變量方面，企業規模變量（Size）的均值為21.7099，中位數為21.5624，說明樣本企業的規模基本符合正態分布；企業價值（TobinQ）變量在25百分位上的數值都超過1，表明大多數企業的估值都高于資產的賬面價值；企業資產負債率（Leverage）的均值為0.4847，中位數為為0.4996，表明樣本中半數以上企業的負債小于所有者權益，企業償債能力尚可；營業收入增長率（Salesgrowth）均值為21.22%，在包含受到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的2008年觀察值的樣本中，仍能有這樣的結果，說明中國企業的成長性是非常不錯的。2.單變量差異性檢驗。如表3所示，按照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的中位數將樣本分為兩組，一個樣本組的CSR值小于中位數（以下簡稱：組1），另一個樣本組的CSR值大于中位數（以下簡稱：組2）。在組1和組2中，分別計算盈余質量變量（DA1、DA2、DA3、DD）的均值，并對組間均值進行差異性檢驗。結果（見表3）表明，采用修正Jones模型計算的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DA1、DA2、DA3），在組1中的均值小于在組2中的均值，且DA2、DA3指標的組間均值都在1%的統計水平上存在顯著差異。這個結論初步印證了本文的假設H2，考慮到不同變量在差異性檢驗中存在的不一致結果，我們在后續的多元回歸分析中予以進一步檢驗。3.相關性分析。表4列示了主要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分析結果。從表4的分析結果來看，盈余管理程度指標，無論是修正Jones模型計算的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DA2、DA3），還是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應計盈余值（DD），都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初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設H2，在之后的多元回歸分析中本文將進一步展開檢驗。此外，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與企業規模（Size）正相關，表明大規模的企業有更強的動機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本文使用不同模型計算的三個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DA1、DA2、DA3）與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應計盈余值（DD）高度相關。表中各變量之間（除解釋變量的多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絕對值大部分都小于0.4，表明變量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二）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表5檢驗了企業盈余管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在列（1）到列（3）中，我們分別采用修Jones模型及其相關衍生模型計算的指標作為關鍵解釋變量，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回歸后關鍵解釋變量的系數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進行更多盈余管理的企業，其社會責任表現值（CSR）越高，由此，假設H2得到驗證。第（4）列中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應計盈余值（DD）的系數亦在1%的水平上顯著。此外，企業規模（Size）的系數顯著為正，這個結果與“政治成本假說”一致，即大規模企業有著更強的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這些企業受到媒體和投資者更高的關注，它們因此更注重自身的公眾形象。企業價值（TobinQ）的系數顯著為正，Choi和Pae（2011）基于韓國的企業樣本研究表明，價值高的企業會致力于履行高水平的社會責任，以維系它們在市場中的領先地位。本文的研究結論與這兩位韓國學者的觀點一致。總的來說，結果支持假設H2，即積極操縱盈余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社會責任以轉移公眾視線，掩蓋其對公眾不利的行為。
（三）穩健性檢驗為了使研究結果更具有說服力，本文進行相應的穩健性檢驗。1.交換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本文構造了以企業社會責任指標為被解釋變量，盈余質量指標為解釋變量的回歸模型。由于將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轉換有利于解決可能存在的測量誤差（Choi和Pae，2011），因此，本文參考Kim等（2012）、Hong和Andersen（2011）[22]的做法構造模型（6）進行檢驗。表6的列（1）至列（3）分別呈現了以可操控應計利潤值（DA1、DA2、DA3）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的結果，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值（CSR）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列（4）給出了以應計盈余指標（DD）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的結果，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值（CSR）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顯然，逆向的回歸結果證實了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與盈余管理存在正向影響關系的結論，即社會責任與盈余質量存在負向影響關系，這進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設H2。企業價值（TobinQ）的回歸系數也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即有著高市價的企業更傾向于進行盈余管理。企業規模（Size）的回歸系數為負，表明企業規模越大，盈余質量越好。2.解釋變量的選擇。為了減少盈余質量變量上的測量誤差，我們分別使用了由修正Jones模型及它的兩個衍生模型、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四個反映應計盈余質量的指標，回歸后得到一致的結果。在此，本文進一步采用基本Jones模型及它的三個衍生模型③計算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作為盈余質量的變量（分別用DA4、DA5、DA6及DA7表示）重新進行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變量的回歸系數及顯著性水平并未發生實質性改變。3.變量標準化處理。參考Laksmana和Yang（2009）的做法，本文將所有連續型變量減去其均值后除以標準差進行標準化處理（這樣做是因為指標的單位不一致）。④我們將標準化處理后的變量（即表8中帶有“_s”后綴的變量）代入模型，替換原變量重新進行了回歸，回歸結果（見表8）仍然與假設H2保持一致，只是系數的大小不同而已。4.差分模型的設置與檢驗。為了盡可能地減小模型中因疏漏變量而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將所有變量的當期值與上期值進行差分得到變動值（即模型7和表9中帶有“Δ”前綴的變量），并用變動值構造如下change模型，對模型（7）進行回歸，結果（見表9）仍然與假設H2保持一致。5.樣本期間的選擇。為了排除在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關系中金融危機影響的可能性，本文從研究樣本中排除2008和2009年觀察值，并重新進行上述回歸。結果（見表10）與前文假設H2保持一致。
（四）內生性檢驗由于企業自身特征可能會影響盈余管理程度，進而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因此，為了克服樣本自選擇偏誤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Heckman（1979）的兩階段回歸法進行檢驗。具體做法是：第一階段，參考Cohen和Zarowin（2010）以及于忠泊等（2011）的做法，主要考慮公司規模、財務業績及成長性等特征對企業盈余管理行為的影響，使用Probit模型回歸并估計InverseMill’sRatio（IMR）。⑤具體模型如下：在模型（8）中，被解釋變量QA_dum為虛擬變量，當企業盈余管理程度⑥大于行業年度中值時，該變量取1，否則取0。解釋變量包括公司規模（Size）、市賬率（MTB）、總資產報酬率（ROA）、營業收入增長率（Salesgrowth）以及資產負債率（Leverage），我們同時在模型中加入行業虛擬變量（Industry）和年度虛擬變量（Year）以控制行業和年度固定效應。第二階段，將IMR代入模型（5）得到模型（9），該模型可以修正由于自選擇偏誤所導致的內生性問題：表11的PanelA部分報告了Heckman（1979）的第一階段回歸結果。從中可以看出，公司規模較小、市賬率較高、營業收入增長率較高、資產負債率較高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進行盈余管理。表11的PanelB部分為Heckman（1979）的第二階段回歸結果。結果表明，控制了盈余管理的自選擇偏差后，盈余管理仍然對企業社會責任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進一步驗證了本文的假設H2。此外，控制變量的符號和顯著性水平也與文中主回歸結果保持一致。
四、進一步研究
（一）企業股權性質的影響我國證券市場建立二十多年以來，民營企業得到了迅猛發展，但國有企業占優勢的局面并未得到較大改變。目前，60%以上的中國上市公司最終控制人為國家。國有企業目標函數的多元化導致企業行為承載著太多的政治任務（如保障就業率、社會穩定等）（黃速建和余菁，2006），其經濟目標的實現是為非經濟目標的實現服務的，而且國有企業的管理層更注重自身的政治前途（吳聯生等，2010）。因此，國有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更有可能是基于政治動機而非投機動機。然而，與國有企業相比，非國有企業產權更清晰，經營目標更單一。當非國有企業面臨較大市場壓力時，基于IPO動機、增發或配股動機、扭虧保殼動機，往往會更多地考慮進行盈余管理（劉鳳委，2005），通過供銷價格差異、資產置換、資產剝離等方式粉飾財務報表（陳信元，2003），以調高業績。企業性質決定了其所擔負的社會責任并非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完全來自于外部壓力。非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更傾向于“戰略慈善”，其對經濟動機的考慮更加明顯（辛宇和左乃健，2012）。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本文預期相對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的盈余質量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負向影響應該更顯著。根據股權性質對樣本進行分組，得到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兩個子樣本，分別用分組樣本對模型（5）進行回歸，以驗證在不同股權性質下，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是否存在差異。結果如表12的列（1）、（2）、（5）、（6）所示。在非國有企業的樣本中，盈余管理程度指標（DA3、DD）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在國有企業的樣本中，我們沒有發現該類變量系數的統計顯著性。進一步，我們對國有和非國有樣本組中關鍵解釋變量的系數進行差異性檢驗。結果表明，列（1）、（2）中DA3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的卡方值為4.31，p值為0.0380；列（5）、（6）中DD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的卡方值為3.99，p值為0.0459。總的來說，非國有樣本組的盈余管理程度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大于國有樣本組，組間差異在統計上顯著。這表明，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掩飾盈余操縱行為的做法，更多的存在于非國有企業中。由此可見，由于非國有企業政策支持度以及政治關聯度相對較低，因此，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時，更易受到自身盈余質量水平的影響。
（二）企業股權集中度的影響自Berle和Means的經典論著《現代公司與私有產權》于1932年問世以來，企業的股權結構在公司治理中的效率問題就成為公司財務研究領域長盛不衰的焦點問題之一（陳德萍和陳永圣，2011）。由于我國資本市場尚未達到半強勢有效，大股東控制權對企業發展的干預仍然在較大范圍內存在。因此，本文擬針對非國有企業樣本組，進一步考慮企業的股權結構對盈余質量與社會責任間關系的影響。股權集中度作為衡量股權結構的指標，可以看作公司治理效率的度量。在股權分散的企業中，廣大中小股東“搭便車”的心理嚴重，難以對管理層進行有效地制衡和監管。在這種情況下，基于理論框架的管理層機會主義假說，管理層更可能出于私利的考慮進行盈余管理，并通過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來掩飾對盈余所做的操縱。此外，在股權分散的情況下，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對公司股價造成的潛在壓力，一般不太可能直接對中小股東構成致命威脅。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其更有可能無視管理層的盈余操縱行為及其后通過企業社會責任所做的掩飾。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本文預期在非國有企業中，相對于股權集中的企業，股權相對分散的企業的盈余質量與社會責任之間的負向影響關系更顯著。在非國有企業的樣本組中，使用赫芬達爾指數（前10大股東持股比率的平方和）的均值對樣本進行分組，得到股權相對集中和股權相對分散的兩個子樣本組，對子樣本的回歸結果見表12的列（3）、（4）、（7）、（8）。在股權相對分散的企業中，盈余管理程度的衡量指標DA3、DD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在股權集中的企業中，我們沒有發現該類變量系數的顯著性。進一步在股權集中和股權分散的組間進行關鍵解釋變量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結果表明，列（3）、（4）中DA3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的卡方值為2.99，p值為0.0839，但列（7）、（8）中DD的系數未通過差異性檢驗。因此，我們有所保留的認可，在非國有企業樣本組中，股權分散的企業的盈余管理程度的回歸系數大于股權集中的企業。由此可見，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掩飾盈余管理行為的做法，更可能存在于監管力度相對薄弱的股權分散型的非國有企業中。
五、研究結論
（一）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是股份公司的一種，指可以在證券交易所公開交易其公司股票、證券等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公眾可根據各交易所規則，自由買賣相關的證券及股份，成為股東，享有股東權益。
（二）超募
在新股?l行開始“市場化”后，由于新股的定價機制缺陷，導致上市公司實際募集到的資金超過投資項目計劃募集的資金，這種現象稱為超募現象，由于超募所得的資金便被稱為超額募集資金簡稱為超募資金。
二、國外研究綜述
20世紀末，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開始受到廣泛關注，在股權融資方式上，國外學者認為公司選擇上市的目的就是想通過股票的發行獲取企業經營發展所需要的資金，上市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出現融資超募現象是非常普遍的。國外學者主要專注于研究公司上市發行股票的目的和融資超募現象的成因。
Ibbotson（1975）研究發現，公司上市具有集聚現象，某一段時期內上市的公司數目明顯地多于另一時期。Taggart（1977）主要研究了企業的上市動機，研究發現，當企業的市場價值被高估時，即市場對公司資產定價的評估顯著高于公司的賬面價值時，相對于其他融資方式，企業更傾向于進行股權融資，獲得超過預計籌資額的資金即超募資金。Pagano、Panetta和Zingales（1998）選取了意大利的30000多家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利用這些公司1982年到1992年十年的數據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大部分的上市公司是進行股權融資，用所獲得的超募資金調整公司的資本結構而不是將資金投向研發。
Carter（1990）認為承銷商的聲譽越好越有助于提高投資者對發行公司的價值判斷的一致性，降低發行公司的風險，提高發行價格，從而容易造成融資超募。
Michael C.Jensen（1986）首次提出了自由現金流的概念，當發生融資超募時，上市公司會擁有大量的自由現金，對資金支配更加自由。Michael C.Jensen（2004）研究發現，上市公司擁有的大量自由現金流的運用效果不佳，未能創造應有的價值。Fresard（2010）基于委托問題，闡述了上市公司擁有的閑置資金越多，公司的內部人員，尤其是高層，出于利己動機越有可能通過各種方式轉移資金謀求個人利益。Kim和Weisbach（2008）以全球38個國家新發行的16958只股票及其他12373只股票為樣本，對公司募集所得資金的投向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公司利用市場對其資產價值的高估，擇機上市，主要就是為了獲取股權融資超募資金，資金分配不合理，閑置會影響到企業發展。
三、國內研究綜述
自2009年10月30日我國的創業板上市以來，融資超募問題大量出現，國內廣大學者開始關注并研究首次公開募股融資超募現象。目前，國內的相關文獻研究比較少，其中絕大部分屬于描述性規范研究，主要集中在超募現象分析，融資超募原因、后果及治理對策方面。
方先明（2011）以創業板第一批上市的28家公司為研究對象，通過統計分析發現該批公司均存在嚴重的融資超募現象，平均超募率高達118.7%。這個現象也被稱為創業板市場“高發行價、高市盈率、高超募率”的三高現象。
周婷（2011）認為導致創業板融資超募的宏觀原因有宏觀經濟環境、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發展的客觀性和投資者的教育缺乏；直接原因則是我國當前特有的新股發行定價機制及現行的發行詢價機制自身存在的缺陷所導致“三高”現象。新股發行市場化改革的不徹底，尤其是審批環節并未完全市場化是造成創業板超募現象的根本原因。
方軍雄（2010）從中國資本市場新發行制度變遷的角度出發，以此為時間軸，選取從1991年至2010年在中國上市的1220家上市公司首次公開募股的融資超募情況作為研究樣本。研究我國的新股發行制度對我國上市公司融資超募程度的影響，認為影響超募程度的主要因素有發行市盈率、股票收益率、發行費用、通貨膨脹率以及發行制度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融資超募程度隨著新股市場化改革的深人呈現出顯著性下降。
張強、張寶（2012）利用從創業板市場上選取的2011年以前上市的200家公司進行實證研究，分析承銷商的聲譽、投資者情緒對創業板公司超募融資的影響。其研究結果表明，投資者的情緒、承銷商的聲譽與承銷企業的資金超募率成正相關關系。
論文關鍵詞：成本，上市公司，并購效率
一、引言
從2008年美國華爾街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到世界各國救市政策的陸續出臺，兩年之中，我國的上市公司也經歷了一場嚴格的洗牌。要想在危機中生存并取得長遠發展，并購重組已成為很多上市公司的制勝法寶。然而成本影響了并購的效率。雖然世界各地的上市公司都普遍采用委托-形式，但因所有制結構不同，中國上市公司的成本與國外上市公司的成本存在體制性差異。在中國，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成本的表現形式因治理結構不同而有區別，不同的成本造成了兩類公司不同的控制權收益，因而對并購效率的影響程度必然存在差異。
二、理論背景與研究假說
（一）成本學說
在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情況下，經理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非所有人的利益最大化，這樣就產生了成本。Jensen和Mecking(1976)提出將股東分為內外兩種類型成本管理論文，內部股東擁有外部股東所沒有的對公司經營的決策權，由于股權分散造成外部股東的“搭便車”行為和內部人的“道德風險”問題將影響公司績效。考慮到成本的存在，他們提出，通過提高內部人的持股比例會形成“利益協同效應(alignment effect)”，降低成本，并使內外部股東的利益趨于一致，提高公司績效[1]。
（二）并購理論學說
企業并購指在市場經濟下，兩個以上的企業根據法律所規定的程序，通過簽定合約的形式合并為一個企業的行為。一直以來，并購都被視為企業迅速擴大規模、實現戰略目標的有力工具之一期刊網。并購戰略自其誕生之初就開始受到理論界的高度關注，在過去的三四十年里，世界各國經濟和金融學家對公司并購重組進行了多視角的研究，其核心問題之一就是并購的效率，即并購創造價值的能力。
（三）成本與并購效率
國有上市公司的成本主要表現為內部人控制下監督約束軟化引起的人在職消費等管理費用的提高；而民營上市公司最常用的控股形式為金字塔式，絕對控股股東、家族成員利用其資金和信息優勢，通過關聯交易等形式掏空上市公司，轉移資產，侵害小股東的利益，其成本突出表現為通過關聯交易等形式轉移資產、剝削少數股東形成的沖突[2]。成本的存在對并購活動產生負面影響，降低了整合效率。
由此提出以下假設:并購活動中的成本顯著降低了并購效率，但國有上市公司和民營上市公司的表現形式因成本差異而不同。
三、研究過程
(一) 樣本選擇及數據來源
本文以2001－2008年間的深滬兩市上市公司并購事件作為研究對象，在保證樣本一致性、客觀性和代表性的前提下，按簡單隨機抽樣原則并結合以下標準進行抽樣:
(1)以控制權為代表的控制權必須發生轉移。
(2)同一公司連續發生的并購活動的時間間隔必須至少大于一年。
(3)剔除上市日至并購宣告日少于150個交易日的樣本，以及利用市場模型法計算的參數(β系數)不顯著的樣本。
(4)剔除終極控制人性質不詳、無償劃撥、目標公司凈資產小于零、關聯企業間股權轉讓及含B股或H股的樣本。
最終得到的樣本數量為915個，其中國企樣本629個(包括盈利國企413個、虧損國企216個)、民企樣本286個。本文所用到的市場交易數據、上市公司財務數據以及股權轉讓等數據均來自于WIND資訊數據庫，部分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分省統計年鑒。
(二) 主要變量及變量定義
1、并購效率
以并購后目標公司最近的季報業績為研究起點，并購后當年年報業績為第二時點成本管理論文，并購后1年(年報)為第三時點，購后兩年(年報)為第四時點 [3]，在考慮并購后效率時，選取的財務指標有以下2種:
(1)凈資收益率(NROE):用以綜合反應并購后所導致盈利能力的變化，它是上市公司最主要的財務指標，不會受到股權稀釋對盈余指標一致性的影響；
(2)主營業務利潤率(CROA):也主要反應并購后對企業盈利能力的影響，用這一指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凈資產收益率縱作假的缺陷。
2、成本
國有上市公司存在所有者缺位及內部人控制問題，其成本的表現方式主要是由于缺乏監督約束機制而引起的人在職消費問題，表現為管理費用；對于民營企業來說，最常用的控股形式為金字塔式，這種控股結構下的成本已不是特權消費，而是剝削少數股東形成的沖突。作為企業的絕對控股股東，家族成員可以利用其資金和信息優勢，通過關聯交易，套用上市公司募集的資金，達到上市公司圈錢的目的，因而民營上市公司的成本更突出地表現為通過關聯交易轉移公司資產[4] 。對成本的所有變更及定義如表1所示。
表1 成本變量說明
變量
符號
定義
管理費用
M-costs
目標公司管理費用與銷售收入的比值減去前一年目標公司管理費用與銷售收入的比值
關聯交易
Transaction
目標公司關聯交易的金額與凈資產的比值減去前一年目標公司關聯交易的金額與凈資產的比值
股權性質
肖海林，1962年5月出生，湖北省仙桃市人。中央財經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企業戰略研究中心主任。中央財經大學成功申報工商管理一級學科為北京市重點學科、國家“211工程”第三期重點建設學科和博士學位授權學科的學術帶頭人。中國市場學會、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和中國高等院校市場學研究會常務理事。首批北京市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才，2010年獲中國管理學最高獎――復旦管理學杰出貢獻獎專家提名，2012年受邀為海爾集團具有全球性影響的重大顛覆性管理創新“人單合一雙贏”管理模式提供專業咨詢。
1984年和1987年分別在中國農業大學獲學士和碩士學位，曾在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蔡旭教授指導下從事學位論文研究。2003年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獲企業管理專業管理學博士學位，是該校1986年獲博士學位授予權以來首位提前一年畢業博士和2004年獲湖北省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的兩位博士之一。2005年在上海交通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博士后流動站全優出站，同年9月按高于知名學者的人才引進政策調入中央財經大學工作至今。1987年至2002年先后在湖北省科委、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發展總公司等單位工作，從事戰略情報研究、外資引進與管理、企業管理等工作，擔任過四家企業董事長、總經理等職務。
二、研究領域
2001年進入學界以來，一直致力于戰略管理、市場營銷、顛覆性創新管理、企業持續發展、管理理論、中小企業社會責任、跨國資本與中國傳媒市場等研究。先后主持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北京市社科規劃、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上海市知識產權軟科學研究等國家級和省部級縱向科研項目，同時主持和參與各類企業委托項目近40項。
三、研究成果
在學界首次提出并論證：企業管理的主題是企業持續發展而不再是成本導向的效率的觀點；企業持續發展的三維特征論；企業持續發展的LCT模型；三個基本維度全面管理的統一與共生論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三葉草型企業模型、三葉草型管理模型、三葉草型控制模型、三只眼型企業家模型等觀點；長青企業的特殊性質論與三種資本構成及其繆爾達爾循環論；現代企業粘性管理論；企業最優產權安排的邏輯轉變論、競爭力導向論及動態變化論；超級競爭下最優業務組合戰略的邏輯轉變論、企業業務組合的乘除效應論以及應當是歸核化、專業化和多元化的統一與共生而孰優孰劣之爭是偽命題的觀點；以核心能力、產業平臺、制度平臺和市場權力為核心要素的持續競爭優勢四面體成長管理論；創新行為對宏觀經濟整體發展與微觀企業個體發展的價值差異論；現代企業要發展思維不要生存思維的心智轉變論；不連續技術創新的風險特征、風險結構和風險核對表；中國傳媒市場境外資本的分布與行為特征等。
四、主要論著
1、企業可持續發展：理論基礎、生成機制和管理框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年。
2、企業管理范式轉型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
3、不連續技術創新產品的消費者感知風險與購買意向――基于市場化初期3G手機的實證研究，載于《中國管理思想與實踐》，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2年。
4、企業戰略管理：理論、要徑和工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
5、破了定律企業必敗――中國十大失敗企業的反思，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7月5日。
6、企業可持續競爭優勢四面體結構模型及成長管理，中國工業經濟，2003年第7期。
7、企業增長、企業發展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
8、企業持續發展的生成機理模型――基于海爾案例的分析，管理世界，2004年第8期。
9、長青企業――經濟學視角的分析，學術月刊，2004年第11期。
10、韋爾奇時代GE的產業平臺戰略，經濟管理，2004年第13期。
11、以競爭力為導向的企業所有權安排，學術月刊，2006年第9期。
12、企業管理：主題演進與范式流變，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6年第11期。
13、超級競爭條件下企業整體管理的基本維度與共生型控制模式：一個描述性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06年第12期。
14、管理心智的十大轉變，企業管理，2008年第7期。
論文關鍵詞: 《金融學》課程 差異化教學 教學要求 教學內容 教學方法
論文摘要: 當前金融業已成為一個覆蓋范圍廣泛、與日常生活結合日益緊密的服務型行業。在這種背景下，掌握一定的金融知識不僅是金融專業學生所必須的，而且是其他財經類專業學生所必須的。但對于不同專業的學生而言，由于專業特點和人才培養目標不同， 對金融知識的需求是不同的。這就要求教師在明確學生專業特點與需求的基礎上采取差異化的教學方法。
一、引言
在現代經濟社會，金融業已滲透到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逐漸成為一個覆蓋范圍廣泛、與日常生活結合日益緊密的服務型行業。在我國，隨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財富增加，社會對金融產品的需求越來越強，金融創新與金融產品層出不窮，金融的觸角已深入到社會的各行各業，并已成為普通家庭關心的內容。在這種背景下，掌握一定的金融知識不僅是金融專業學生所必須的，而且是其他財經類專業學生，如國際貿易、電子商務、管理學、會計學所必須的。
目前我國很多高校都開設《金融學》課程，對于金融學專業的學生來說，《金融學》是一門專業基礎課。對于非金融學財經類專業，如國際貿易、工商管理學生來說，《金融學》是一門學科必修課，可以充實完善其專業課程。對于非財經類專業的學生，《金融學》是一門選修課程，供對金融學有興趣的非財經類專業學生選修。
對于不同專業的學生而言，由于專業的特點和培養人才的目標與規格不同，固而對金融理論與業務知識的內容、知識結構、專業需求是不同的。再考慮到《金融學》課程內容眾多，在短短的四五十個教學課時中，教師不可能將全部內容介紹完，這就要求教師在明確不同專業學生的特點與需求的基礎上，精心安排各專業不同的教學內容，采取差異化教學方法。
二、不同專業對《金融學》的教學要求不同
(一)金融學專業
對于金融專業的學生來說，《金融學》是一門重要的專業基礎課，一般是在學生完成各經濟類專業共同的核心基礎課，如在學習完《西方經濟學》后開設。它在整個課程體系中的作用正如我國金融學研究的鼻祖黃達先生所言:“金融領域，廣闊而深邃，通常只能瞄準一兩個方向深入。要想深入一點、幾點，必須對金融的‘全局’有必要的、概略的把握。因為沒有足夠的寬闊基礎作為支撐，只求在狹小的范圍深入，進到一定程度就會難以繼續。而所謂把握‘全局’，就是要求能對金融領域的主要構架如金融理論與金融知識，宏觀金融與微觀金融，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國內金融與國際金融等等之間的有機聯系，有一個較為全面——哪怕是概略的——了解。”《金融學》作為金融學科體系的基礎課程，恰是對金融學進行整體性、框架性的介紹，其中既有宏觀金融層面的理論闡釋，又有微觀金融運行的原理分析;既揭示了金融的運作機制與規律性，又闡明了金融學科所研究的范疇、重要內容結構及其各部分之間的內在聯系。
鑒于《金融學》對于金融專業學生的重要性，教師在教學過程要實現兩個目標:一是要求學生全面掌握金融學的基礎理論知識點、知識體系、基本原理、理論前沿和動態，為后續專業課程的學習打下堅實的良好的理論基礎;二是注重對學生專業興趣和專業學習能力的培養，使學生開拓視野，提高思考的廣度、深度與高度，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主動性與自覺性。實踐證明，興趣是學習的動力。我國大教育家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之、樂之，就是指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高漲，這樣才能產生進取的精神。若通過《金融學》的學習，學生能激發對金融的興趣，這將會對學生未來的深造、職業生涯產生重大的影響。
(二)非金融學財經類專業
縱觀中外古今，實體經濟的發展最后都離不開資本的運作，而在當今社會，金融的作用越發凸顯。因此，非金融學財經類專業的學生有必要系統地掌握貨幣、信用、利息、銀行等多方面的理論與業務知識，能夠運用貨幣信用方面的理論與業務知識，更好地從事企業投資管理、市場營銷、企業風險管理等活動。因此，不少高校已經把《金融學》作為一門必修課程。
與金融學專業的學生相比，非金融學財經類專業的學生在金融理論方面的要求可以放低些，但應注重金融知識運用能力的培養，注重聯系實際和融會貫通，使學生掌握與其專業的業務活動聯系緊密的現代金融基本知識和業務技能，從而在具體的實踐活動中能靈活運用現代金融基本知識和業務技能來進行資金管理、投資管理和風險管理等活動。
三、不同專業的《金融學》教學內容應有所側重
《金融學》課程內容繁雜，涉及貨幣、信用、金融市場、金融中介機構、貨幣供求、貨幣政策、通貨膨脹和金融監管等問題，幾乎涵蓋了整個金融領域。教師如何在有限的課時里合理地安排教學內容，以保證教學整體水平和質量，并兼顧不同專業的需要，是《金融學》教學中一個重要的問題。一個可行的方法是在界定基本教學內容的基礎上，根據不同專業的特點安排差別化的教學內容。基本教學內容是各專業教學中都必須覆蓋的，也是各專業學生必須掌握的，以實現各專業學生掌握該課程基本知識、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的教學要求，例如金融學的基本概念、金融市場的基本情況、金融中介機構的構成、貨幣政策的三大工具等;而差別化的教學內容是教師根據所教學生的專業特點、專業需求而進行的選擇性教學。
(一)金融學專業
如前所述，對于金融學專業學生來說，《金融學》是其專業課程體系的基礎。在課程安排上，《金融學》一般是在修完《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之后開設的，同時又是以后陸續開設的《中央銀行學》、《證券投資學》、《商業銀行經營管理》、《國際金融》等專業課程的基礎。因此，在課程內容的選擇上要考慮兩個方面因素:一方面通過該課程的學習，能讓學生對金融有個全面的了解，為以后的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要注意課程之間的銜接，避免內容重復或遺漏。具體來說，對于金融學專業的課程內容重點有三個:一是學生應深刻理解金融學的基本范疇和基本理論，如貨幣、信用等基本概念，利率決定理論、貨幣需求理論、貨幣供給理論等。這些內容是金融學專業學生進一步學習專業課的基礎，因此對他們來說，這些內容不是簡單知道就可以了，而要全面、深入、準確地掌握;二是教師在授課中應側重對金融學框架的勾勒，讓學生對金融領域全面、清晰地把握。而對于具體的宏觀金融問題可以適當簡略，這些內容學生已在《宏觀經濟學》課程中接觸過。微觀金融方面，有關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內容也無需介紹過細，這些內容在后續的專業課程里都會有詳細的介紹;三是引導學生對現實中的金融問題進行思考、分析，并密切關注金融理論研究前沿問題，培養學生發現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非金融學財經類專業
對于非金融學財經類專業的學生來講，他們將來的學習和工作中都或多或少要與貨幣、銀行打交道，但是對理論要求沒有金融學專業的學生高。教師在完成基本教學內容的前提下，可以適當降低理論深度，如貨幣供求理論、利率決定理論、金融監管理論等可以簡略地說明，而增加與所教學生專業有關的、實踐性的內容。國際貿易專業的學生應該加強與貿易有關的金融知識，如信用工具、金融市場、商業銀行業務和國際金融危機等方面內容的介紹。企業管理專業的學生應增加與企業管理活動緊密聯系金融知識的講授，這些內容主要涉及以下方面:(1)金融工具、金融市場，如商業票據、股票、債券、期貨市場等。(2)企業管理人員與金融機構、金融市場打交道時所需掌握的基本金融理論知識，這關系到企業資金的運營問題。具體如商業銀行運作機制、業務范疇，金融市場的運作機制，證券發行業務等。(3)國家宏觀政策對企業的影響，如貨幣政策對企業投融資的影響，匯率政策對企業的影響，等等。 (三)非財經類專業
非財經類專業的學生主要是抱著興趣來選修這門課程的，激發學生對金融的興趣，使他們了解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金融知識是教學的目的。教師在講課的時候可以精簡理論性較強的貨幣金融理論的講解，將重點放在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貨幣銀行學知識中，如各種金融產品的比較、家庭理財的理念等，還可以介紹現實生活中的熱點金融問題，如對此次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介紹，可側重介紹危機對企業和老百姓生活的影響等，而對于危機深層次的原因的理論分析則可以簡略些。
四、區別不同專業，采取有差別的教學方法
與《西方經濟學》課程相比，《金融學》課程內容多而龐雜，不似前者的體系清晰完整，使得學生在學習中經常感到知識點零散，找不到學習的重點。與《商業銀行經營管理學》等課程相比，該課程理論性強，內容單調抽象、難以理解。因此，如何根據不同專業《金融學》課程設置特點及課程性質，采取適當的教學方法，以達到各自的教學目的，是教師在《金融學》教學應認真研究的又一個重要問題。
(一)金融學專業
如前所述，對于《金融學》課程，金融專業的學生除了要全面掌握金融學的基礎理論知識點、知識體系、基本原理、理論前沿和動態外，還要培養專業興趣和專業學習能力。因此，教師首先要把《金融學》課程中的知識點、理論講通、講透。在此基礎上，再想辦法激發學生學習和研究金融的興趣，培養其學習的主動性和自覺性。
我認為一個較好的方法是在每次課開始時拿出5—10分鐘，對一周的財經新聞進行回顧。這樣有兩個作用:一是能讓學生了解中國和全球金融情況，理論聯系實際，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關注現實的習慣，這對《金融學》這類社會性學科的學習是必要的。二是在新聞解讀的過程中，教師能引發學生對金融問題、金融現象的思考，加深學生對金融理論的理解并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要達到以上兩個效果，教師首先應注意財經新聞的選擇。一周內國內外發生的財經新聞往往很多，如果都講，時間上不允許，也沒有必要。新聞選擇可以有這幾個視角，一種是選取影響重大的事件，如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另一種是結合目前的熱點和所學的知識選擇有代表性的事件。如近年如何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一直是我國經濟中的一個熱點問題，在介紹金融市場、金融中介機構這一部分內容時，我看到一則題為“淡馬錫來到荷花池”的新聞。新聞的主要內容談到新加坡淡馬錫公司通過設立富登信實服務有限公司給成都的蓮花池批發市場的商戶發放貸款。這則新聞事件本身很小，但我希望能以小見大，以此為切入點引發學生對我國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的思考。新聞標題提出后，學生的第一反應是覺得很奇怪:該標題是什么意思?一下子就調動了學生的好奇心，激發了學生的興趣。接著我由淺入深介紹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現狀、存在問題等，最后提出問題，讓學生思考應如何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整節課教學效果很好，學生聽得津津有味，課后不少學生和我進一步探討該問題，有的學生還著手寫這方面的論文。
除了選題的問題，教師還應注意新聞講授的方式。介紹新聞不僅僅是希望學生了解該事件，而是通過該事件引發學生進一步研究和思考的興趣。教師可以在介紹新聞時結合學生已學過的金融學原理，精心設置問題、提出問題，啟發學生透過現象看本質，從具體事件中提煉出事件背后蘊藏的道理，給學生留下思考的空間。
如果是小班教學，教師可以考慮一學期組織學生就當前的熱點金融問題進行2—3次的討論，以教師提出問題，引導學生查閱、整理資料，學生進行思考、交流為線索，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但現在不少高校由于擴招，師資相對不足，很多時候是大班教學，組織討論的方法會由于學生人數眾多而影響討論的效果，教師可以嘗試讓學生就熱點金融問題撰寫小論文。對于初次寫論文的學生來說，論文的要求不宜過高，主要是希望通過寫論文鍛煉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在字數、格式上可以適當放寬，但需強調的是杜絕抄襲。
(二)非金融學財經類專業
對于非金融學財經類專業的教學，教師在講課的時候可以降低理論深度，提高教學方式的靈活、多樣性。在基本原理、基本的知識點介紹完之后，通過具體的案例，如介紹金融實際熱點問題，突出金融知識的運用性。此時對于金融熱點問題的選擇與金融學專業的選擇有所不同，教師應盡量選擇一些與實際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進行講授。例如在介紹貨幣政策時，教師可以結合我國近年中央銀行的調息歷程，解釋中央銀行每次調息的背景、原因、作用機制，以及對企業、老百姓銀行投資、貸款的影響。此外，教師還可以就一個問題，如信用形式、銀行存貸款利率等，鼓勵學生自己去找資料、發現生活中的金融學，采取教授與討論相結合的組合式教學，進而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
參考文獻
[1]蔣天虹.關于應用型本科《金融學》教學改革的探討[J].長春師范學院學報，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