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2-06 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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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地主制經濟的主要特征是實物地租、土地買賣和小農經營。它的形成是以農業生產力和商品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為前提的。在地主制經濟下，一家一戶的小農，是社會的基本生產單位。農民既從事糧食生產，又種植蔬果，飼養禽畜，還養蠶織帛，種麻棉織布，通過耕以自食，織以自衣，即通常所說的“男耕女織”，以滿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由于小塊土地經營和家庭勞動的局限，任何一個農民家庭都不可能滿足自己全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需要。小農經濟在生產上的這種局限，迫使他們從事商品生產，與其他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產品，取得自己不能生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以維持再生產，從而維持自己家庭的溫飽。因此，農民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不僅有實物平衡，而且有價值平衡。其再生產所需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除自己以實物形態滿足一部分之外，其余部分就要通過市場進行價值補償和實物替換。農民家庭并不單純是一個自我完成再生產的經濟單位，而是一個包含—定程度的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的經濟單位。針對這種情況，我曾經提出，中國封建社會農民的生產，是“農業和手工業、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雙重結合”的概念。以后又指出，“這種雙重結合，是小農經濟在生產上的基本特征”，它“已經成為農民生產的內在結構”[1]。這是說，農業和手工業，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在農民生產中緊密聯系而不可分割地結合為一個整體，通過它們的各自運動，又互相依存、互相補充所形成的綜合效應，既有利于農民家庭生產與消費平衡的實現，又有利于整個小農經濟的穩定和發展。
中國封建社會農民的這種生產模式，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在封建社會初期，農業生產力和商品經濟水平都比較低下，《管子》說，“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當時農民的生產就自然地主要是解決吃與穿的自給自足問題，逐漸形成農業與手工業結合的所謂“男耕女織”的生產結構。如以戰國時代的情況為例，《孟子•梁惠王》所記載的，“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管子•禁藏》所說，民“率三十畝而足于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秕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這都反映了這種“男耕女織”的情況。正是由于農民主要是生產糧食與布帛，封建國家遂有“粟米之征”、“布帛之征”。這種實物賦稅反過來更加強了這種耕與織的結合。
中國農耕發達，人民的食物結構歷來是以糧食為主。糧食生產在農民的整個生產中，占有最為重要的地位。據李悝在《盡地力之教》中說，“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農民全家一年的口糧，占其糧食生產量的五分之三。戰國時的耕地百畝，折合現在的市畝大約為三十一畝二分。當時五口之家的農民，就要用將近二十市畝土地生產的糧食，才能做到自給口糧，盡管上述數據的準確性與代表性都難以判定，但仍可以說明口糧生產在農民生產中的地位。
當時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產品交換，已經普遍存在。從《孟子•滕文公》所記載的情況看，農民要用糧食與從事“陶冶”的手工業者交換“釜甑”和鐵農具，要與“梓匠輪輿”之類的木工交換糧食與布帛，還要用糧食與手工業者交換“冠”。甚至有些農民還要與其他農民交換布帛。李悝在上述著作中就說過，有些農民是“衣，人率用錢三百”，靠賣掉糧食來買衣服。盡管當時農民用于交換的糧食與布帛，主要是自用有余和交納封建賦稅以后的剩余生產品，但已不是“偶然留下的剩余物”[2]，而是具有一定數量的經常存在的剩余生產品。這種建立在“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基礎上的交換，正是在當時生產力條件下，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結合的一種原始的簡單的表現形式。由于當時農民能夠用于交換的生產品還不多，商品性生產還很不發展，農民主要是靠自給性的“男耕女織”來實現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所以當時上述生產雙重結構的重心，是在自給性的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具有比較強烈的自然經濟色彩。
隨著農業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民生產的這種模式也在不斷地發展。在中國封建社會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男耕女織”始終是農民生產的主要組成部分，但商品性生產在逐漸增加，具有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農民在逐漸增多。到宋代，“河朔山東養蠶之利，逾于稼穡”[3]。福建建寧一帶山區的農民，“又多費良田以種瓜植蔗”[4]。太湖“地方共幾百里，多種柑桔桑麻”[5]。這些記載都反映了這種情況。到明代中葉，封建政權取消絲棉布帛的實物賦稅之后，這種“男耕女織”的生產結構，就開始發生變化。在一些自然條件不適宜養蠶織帛、或不適宜種棉織布的地區，許多農民已不從事絲和棉的紡織。特別是到清代前期，棉花雖已在全國范圍內取代絲麻成為主要的衣著材料，在一些自然條件不適宜種棉的地區，從事棉紡織的農民仍然很少。織布又有一定技術要求，也使許多地區的農民植棉而不織布，或者紡紗而不織布。加以棉花產區和非棉花產區從事棉紡織的經濟效益大不相同，遂使農民自給性的棉紡織逐漸向商品性的棉紡織轉移，棉花產區的商品性棉紡織日益發展，并形成了許多棉布集中產區。這就導致了農民以自給性“男耕女織”為內容的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逐漸削弱和分解。這種發展變化，在清代前期日益顯著。全國各地從北方到南方，都出現了這種情況。文獻資料中記載的這類事例很多，如在山東，據康熙《鄒縣志》說，“婦女不勤紡織，坐而待哺”。如在山西，據乾隆《五臺縣志》說，“地不產棉，婦女不知紡織，雖尺布亦取給于市肆”。在江蘇，乾隆《山陰縣志》說，“淮人寸絲尺布皆資于市，桑不知栽，繭不知織，棉不知種，葛不知采”。在江西，同治《瑞金縣志》說，“瑞邑既無蠶桑之利，又不獲紡織之助，民間婦女皆安坐而仰食于其夫”。
據鄭昌淦教授對清代地方志的記載考察，全國直隸等十八個行省中，沒有棉紡織的州縣約在五百四十個以上，約占全部州縣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農村棉紡織很少的奉天、廣西、云南，貴州，甘肅等省的部分州縣(因方志缺少)尚未包括在內。否則，沒有棉紡織的州縣還會更多一些[6]。
又據劉秀生教授對清代中后期產棉地區一千零五十九個縣的文獻資料考察，其中生產棉布的縣為六百八十五個，不生產棉布的縣為三百七十四個。這是說，就是在產棉地區，不產棉布的縣就占達全部縣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他又對棉紡織比較發達的直隸，江蘇，山東、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八個省五百二十九個縣地方志的記載考察，其中產棉布的縣有四百二十三個，不產棉布的縣為一百零六個。后者約占全部縣總數的五分之一[7]。
又據吳承明教授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二卷中估算，十九世紀前期為我國農民家庭棉紡織發展最盛的時期，由于前后的資料過少，按1860年計，農村棉紡織戶則約占全國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五，非棉紡織戶則約占百分之五十五。其中棉紡織發達的江蘇省，非棉紡織戶也占達全省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五，棉紡織不發達的福建和廣東兩省，非棉紡織戶則約占達兩省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五[8]。
上述這些研究，為文獻資料的缺乏和記載的不夠詳明所局限，其數據當然不會是很準確的。但也可以看出，清代前期，農民自給性的棉紡織，特別是紡紗而不織布，雖然還廣泛地存在，但是不從事棉紡織的農戶卻已大量出現。加以農民的商業性農產品生產和包括棉紡織在內的商業性手工業生產，都獲得了很大發展。農民生產雙重結合的重心，就自然地從自給性的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轉向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的結合，使后者成為廣大農民家庭實現生產與消費平衡的主要途徑。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提出過“生產方式的堅固性和內部結構”的問題，并且指出這在中國表現為“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的統一形成了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9]。到了清代前期，這種情況已經有了變化。
但是，自給性的糧食生產仍然在農民的生產中保持著自己的重要地位。在當時農業生產力水平下，農民也還需要用相當多的耕地來作到口糧自給。如在江南地區，包世臣在《安吳四種》中說，“蘇民精于農事，畝常收米三石，麥一石二斗。以中歲計之，畝米二石，麥七斗，抵米五斗”。這是說，在正常年景，一畝田夏秋兩季可收米二石五斗。他又說，農民的口糧，“合女口小口牽算，每人歲食米三石”。按照他的說法，如果是“四口之家”的農民，則約需種田四畝多，才能自給全家的口糧，如果是“五口之家”的農民，則約需種田六畝，才能自給全家的口糧。據教授在《江村經濟》一書中說，民國年間，江蘇吳江縣，一個四口之家的農產，必須有五畝半土地，才足以解決口糧自給。這也可資佐證。江南地區種植糧食的農民，一般是“一夫耕不過十畝”。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這些農民需要將糧食收獲量的一半以上作為口糧。江南地區的糧食畝產量，從全國來看是比較高的，其他地區農民的口糧生產，應當還會高于這個比例。盡管商品性生產在農民生產中的地位已日漸重要，但是，基于糧食生產對于商品生產具有基礎作用的普遍原則，從每個農戶來說，自給性的糧食生產仍然是他的商品性生產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與前提。
清代前期，農民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模式，已獲得了普遍而充分的發展。當時，不論南方和北方，許多地方官在“勸農”的時候，都總是按照這種模式來為農民設計生產。乾隆間，河南嵩縣知縣康基淵就提出，農民應當生產“谷米布帛”以“務本”，而又應當種植經濟作物進行“調劑”，以“兼權錢幣”。他要求農民的耕地在收“麥后，八分種粟，二分蒔藍。以十畝計，可獲粟二十四石，收藍易價，藍后種蔬二畝，所出亦可獲緡錢二十四千文，利反倍多也”[10]。這是北方的一例。從南方來看，康熙間，湖南長沙縣知縣朱前詒在《勸民開塘示》中說，農民種田，“大率三十畝，以二十畝栽禾，以八畝種豆，留二畝以種果芋蔬菜等項，按時播種，早晚灌溉，便可取利養家”[11]。湖南農民的主食是米谷，從明代起，豆類的“功用已全入蔬餌膏饌之中”，可見他是把豆作為經濟作物提出來的。
不但官方的規劃是這樣，民間的規劃也是這樣。清初，浙江桐鄉縣張履祥的友人鄔行素病歿，“遺田十畝，池一方，屋數楹”。家有老母、寡妻、長子、稚子與侄。張為其家所規劃的生產是：由于“瘠田十畝，自耕僅可足一家之食”，加以家庭人口老弱多，“力不任耕”，難以種稻，遂安排種豆三畝，豆起種麥。種桑三畝，種竹二畝，種果二畝，池畜魚，還養羊五六頭，以其糞畜桑養蠶。這樣，“豆麥登，計可足二人之食”。絲綿可以易衣，竹、筍、果與魚、羊，“俱可易米”。“如勤力而節用，佐以女工，養生送死，可以無缺”[12]。這里農村商品生產比較發達，商品性生產項目就安排得多一些。前述官方和民間為農民生產設計的模式，與前引《孟子》、《管子》中所記載的模式，無疑是顯然不同的。
順治《麟游縣志》還指出，該縣“核桃最佳，于地尤宜”。農民遂“以谷為本，以此為末，本末相權，庶谷不致于竭，而兇年亦可無虞矣”。作者用“本末相權”來概括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在農民家庭生產與消費平衡中相輔相成的作用，是非常精辟的。這種“本末柑權”，與《孟子》所說的“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的交換，無論是質和量上都大有差別。所有這些記述都正是農民的這種生產模式，在現實生活中已得到普遍發展的反映。
注釋
[1]參閱拙作《清代前期小農經濟的再生產》，《歷史研究》1984年第5期；《清代前期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價值規律在封建社會農民生產中的作用》，同上刊，1991年第2期。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61頁。
[3]莊季裕：《雞肋編》卷中。
[4]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一八。
[5]莊季裕：《雞肋編》卷中。
[6]參閱鄭昌淦：《明清農村商品經濟》第2章。
[7]《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2期。
[8]該書第308頁。
[9]《資本論》第3卷第371、373頁。
[10]乾隆《嵩縣志》卷一五。
討論中國傳統法律倫理化的表現，實際上就等于分析整個傳統中國法律的內容，故而其表現是難以一一詳述的。我們認為，除了上述兩個重要的領域以外，主要的表現還有這幾個方面：（1）在經濟財產方面，傳統法律遵循禮的要求去利求義。孔子在《論語·里仁》中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法律既由“君子”所定，也主要由“君主”所行，所以，“小人”和“利”就不可能在法律中占有重要地位。這不僅表現在傳統法律設置種種苛刻的條款來抑制工商業的發展，28還突出體現在一般法官在審理案件時，首要的問題是為了厚民俗，變民風，對于財產的保護是放在其次的。這種做法實際把財產變成了道德問題，把人與物的關系變成了人與人的關系。人們不能依法擁有或享有某物。而在于大家都應該遵從圍繞倫常建立起來的一套倫理道德秩序。自然，這也就不會有什么“權利”，有的只是“義”了。中國古代法的全部特殊性都在這里。29在人們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方面，傳統法律依據儒家關于君子小人及貴賤上下的理論，極力維護等級特權制度。法律不僅賦予貴族和官僚以“議”、“請”、“減”、“贖”和“官當”的特權，而且還承認貴賤之間在婚姻、飲食、衣飾、房舍、輿馬、喪葬、祭祀等生活方式上的區別，并規定不得逾越，違者要受到刑罰制裁。30 （3）在司法獄政方面，傳統法律遵照儒家“剛柔相濟”的原則，推行嚴懲與寬恕相結合的方針。就嚴懲而言，有殘酷的法定刑訊逼供制度、株連制度、名籍制度，以及殘忍的流放和死刑執行制度等；就寬恕而言，有憐老恤幼制度、大赦制度、越訴制度以及容隱制度和秋審與朝審制度等。當然，就總體而言，倫理化的傳統法律，在司法和獄政方面以嚴懲為主寬恕為輔，這是不言而喻的。
三、中國傳統法律倫理化的成因
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大難題是，人們所探索的對象與其他事物之間存在極其密切的復雜關系，而探索者是不可能把這種密切的復雜關系完全清晰以至原貌般地呈現在人們的面前的。這不僅由于事物本身的復雜是人們不可能完全認識清楚的，在很大程度上還因為受到了人類文字表述的限制。這種限制在探討歷史的因果關系中表現的更加突出。因此，在對待中國傳統法律倫理化的成因問題上，我們必須預先說明兩點：一是中國傳統法律倫理化是極其復雜的各種因素（包括它自己在內）互為因果、共同作用的產物；二是我們既不能把每一項因素（成因）揭示出來，也不可能同時表述所揭示出的各項因素。
要揭示中國傳統法律倫理化的成因，首先應該從它的起源說起。中國古代法最早是隨著部族之間的征戰而逐漸成長起來的。31這個過程實際上便是它不斷地對同一血緣（同族）的認定和對不同血緣（異族）的否定的過程。無論是在這個過程的開始之初還是進行之中，抑或是這個過程的完結之時，血緣關系始終是當時法律區分敵我、確定罪與非罪的主要標志，這就意味著上古法律具有強烈的血緣性。此外，由于中國原始部族在轉變為國家組織時，它的氏族血緣紐帶沒有斷裂，固有的血緣關系沒有解體，而是直接轉化為新的宗法血緣關系，宗法血緣關系在春秋戰國以后又轉化為新的宗（家）族血緣關系。由此可以看到，古代中國的社會組織雖也經歷了幾次變化，但萬變不離其宗，血緣紐帶一直未受到根本的觸動，這也正是中國古代法律愈超倫理化的秘密所在。如此，我們倘若將這一秘密和中國上古時期的社會組織與法的形成及其特性聯系起來觀察，便可發現中國古代法在其早期形成過程中所產生的那種強烈的與生俱來的血緣性，實在可以視為它日后走上倫理化道路的歷史淵源。
歷史的淵源僅僅意味著事物發展的可能去向，在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領域內，要把事物的可能去向轉變為必然去向，必須憑借巨大的物質力量，這種物質力量依習慣應稱之為物質基礎。那么，中國傳統法律倫理化的物質基礎是什么呢？要清楚地回答這個問題，必然要涉及中國傳統法律的本位和倫理的載體。我們知道，中國傳統法律一直以集團為本位，表現在西周以前是氏族（部族），西周時期是宗教，秦漢至清末是家族和建立在家族之上的國家。把這幾個階段貫串起來仔細觀察，便可發現，除原始氏族外，無論是青銅時代的氏族、宗族還是封建時代的家族和國家，都以個體血緣家庭為核心，可以這樣認為，離開了個體的血緣家庭，上述各種組織都是難以存在和發展的，所以，一言以蔽之，個體血緣家庭是中國傳統法律集團本位的核心。不僅如此，在我們看來，個體血緣家庭還是傳統倫理的社會載體。常識告訴我們，雖然傳統中國是一個倫理社會，但一般意義上的社會決不可能成為實實在在的倫理載體，相反，首先由于存在著構成社會的大量倫理載體，爾后才使這個社會具有了倫理性。個體血緣家庭之所以成為傳統倫理的社會載體，簡單地說，這不僅因為它是傳統中國最廣泛最普遍最基礎的社會單位，更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它的天然血緣性恰恰是傳統倫理得以產生和發展的社會土壤。儒家經典著作《禮記·禮運》對此有十分明確的表述：“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在儒家的思想里，倫理不過是有關人義的理論化和程序化，它的基本范圍就是《禮運》所列的“十者”，這“十者”之中的前八者直接是個體血緣家庭里面的自然血緣關系，這種關系經儒家改造和發揮，形成了“父為子綱”和“夫為妻綱”的傳統倫理；后二者是家庭自然血緣關系倫理化在國家和社會上的必然延伸與體現，概括為“君為臣綱”。顯而易見，個體血緣家庭既是傳統倫理滋生的原始母體又是傳統倫理存在和發展的社會載體。
現在，問題開始明朗起來了。既然中國傳統法律以個體血緣家庭為其集團本位的核心，而這個核心又是傳統倫理的原始母體和社會載體，那么，中國傳統法律以倫理為核心，具有倫理性，不也是順理成章的嗎！但問題還沒有完全清楚。我們知道，個體血緣家庭不僅存在于傳統的中國社會，也存在于中國以外的世界；它不僅存在于古代，也存在于近代和現代以至當代。然而為什么偏偏只有傳統中國社會的個體血緣家庭成了傳統儒家倫理的原始母體和社會載體以及成為法律單位的核心呢？關于這個問題，我們是這樣理解的，傳統中國社會的個體血緣家庭自身具有獨特的宗法性，也即是傳統倫理的原型形態，這是任何別的社會和時代的個體血緣家庭所不具有的，這意味著傳統中國社會的個體血緣家庭自身具有特定的倫理屬性。當然，這種屬性不會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可能是思想家憑空創造出來而附加給它的。根據我們的研究，傳統中國個體血緣家庭的宗法性只能源于它所賴以存在的物質條件，這個物質條件就是宗法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具有發達的農業生產和農業文明的古國，這個特色最遲在夏朝時期就已有了明顯的表現，32以后幾千年，這個特色愈趨顯著，達到了舉世無雙的境界，成為這一類型的經典范例。然而，傳統中國的農業生產方式與西歐、印度以及俄羅斯等社會截然不同。西歐中世紀的農業生產方式主要是莊園制，33印度和俄羅斯主要是村社制，34而傳統中國則主要表現為普遍的個體小農經營。35這種經營的好壞除了難以預測的天災人禍以外，主要依靠生產的經驗技術和勞力，這就決定了富有生產經驗的長者（小農生產的經驗一般是和年齡增長成正比的）和擁有體力的男子在生產中的重要地位，也自然形成了長輩對下輩、父親對子女、丈夫對妻子的領導和指揮。這種在農業生產中形成的自然關系轉移到家庭生活中又因天然血緣因素的強化而變得更加自然而然和穩固了。儒家把這種獨特而又普遍存在中國社會的現象加以理論化和系統化，創造了源于現實而又高于現實的傳統倫理。反轉過來，已成為意識形態的倫理一旦和社會現實中孕育它的母體相結合，又會釋放出新的能量，致使家庭內原有的那種血緣關系朝著神圣化、規范化和社會化的方向發展，最后構成為一種新型的家內關系，我們稱之為宗法。這種宗法式的家庭關系時時和農業生產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了特有的宗法小農經濟。由此可見，傳統中國社會個體血緣家庭的宗法性（或稱之為特定的倫理性）是以宗法小農經濟為物質基礎的。
由于宗法小農經濟是傳統中國社會存在和運行的基礎，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必須以宗法小農經濟的存在形式“家”（宗法的個體血緣家庭）為著眼點來制定符合現實而又便于推行的法律制度的客觀必然性。統治者在施政中該如何遵循這種必然性呢？《禮記·札運》教導他們說：
“故圣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作者將治國喻作農耕，對百姓施政猶如農夫耕田一般，修禮如耕作，陳義如下種，講學如除去雜草，本于愛心以便天下之人近悅遠來，播樂以使大家相安和睦，這純粹是宗法小農的生產方式在政治法律上層建筑上的體現。事實上，統治者要完全做到這些還需要有一個對上述必然性的充分認識和不斷實踐的過程。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中國傳統法律倫理化的開始、進行和完成，也就是具有宗法性（特定的倫理性）的個體血緣家庭逐漸成為傳統法律集團本位核心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旦完成，同時也就意味著中國傳統法律從內容到精神都融解在倫理之中了，其表現即是本文第二部分所述的主要方面。
倘要繼續深究，或許有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中國傳統法律的倫理化為什么持續如此之久而且漸趨強化？我們認為，由于傳統中國至清末變革以前，生產力的工具標志主要是鐵器。在人類的文明史上，與鐵器相適應的生產方式或者說文明形態只能是農業性的。只有生產力出現了質的發展（例如蒸汽機代替手工鐵器，電子代替蒸汽機等），生產方式和文明形態才會隨之變遷。可惜的是這種情形在傳統中國沒有發生，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的長期存在。與之相關聯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生產力的低下，便大大降低了人的征服自然（如開墾荒地和抗拒自然災害等）的能力，為彌補這一缺陷，只有增加勞動人手，而勞動人手的增加又產生了人多地少（可耕地是有限的）的新矛盾。為解決這一矛盾，就必須精耕細織，36精耕細織的生產方式更需要生產經驗和技術及家內團結，這勢必又強化了家內宗法關系。被強化的宗法關系和實際生產兩相結合，必然構成更加強固的宗法小農經濟，所以，自宋代以還，傳統中國的宗法小農經濟（包括宗法制度）不是弱化了而是相反。37上述兩種因素的互相作用，表現在政治法律制度上，必然是倫理化持續不斷和漸趨強化。
從傳統中國法律倫理化的理論和實踐來看，除了戰國及秦這一段動蕩時期而外（實際上這也可理解為漢代法律倫理化正式來到之前的必要前奏），總體上顯得比較順利。自漢武帝經魏晉至隋唐，其進程基本上沒有中斷，更沒有回復，保持著加速度前進的勢頭，宋代（元除外）以后，情形也大體相仿。依據我們的理解，這不僅僅是由于物質條件發揮了根本性的作用，還因為得到了政治權力的有力支持和社會大文化背景的強烈襯托。
所謂政治權力的支持，在這里最好理解為當政者利用行政權力來積極推進法律的倫理化。以此考之史實，我們不難發現，不論是漢武帝、魏明帝，還是晉武帝、隋文帝以及唐太宗，他們與秦始皇、漢高祖相比，在法律與倫理道德的關系上，雖然都沒有也不可能忽視刑法的鎮壓職能，但顯然他們更傾向于將刑法鎮壓的鋒芒藏掩到溫柔的倫理面紗之后，融霸道于王道之中。這種做法在中國古代的法律典籍中稱作“德主刑輔”、“禮刑并用”。它是傳統中國自漢以后二千年中占統治地位的立法思想。38《唐律疏議·名例》中說的“因政教而施用刑法”，與明太祖對群臣講的“朕仿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刑著為令”39，都是這個意思。在這方面最典型的莫過于唐太宗。《新唐書·刑法志》記：
“（太宗）初即位，有勸以威刑隸天下者。魏征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爰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
當政者之所以如此行為，是因為儒家禮教的精神，特別是“君為臣綱”的戒條，符合傳統中國的現實，有利于維護他們的統治。正如隋文帝所言：
“禮之為用，時義大矣。黃琮蒼璧，降天地之神，粢盛性食，展宗廟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喪紀之節。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安上治人，莫善于禮。”（《隋書·高祖紀下》）
有關政治支持的情況大略如此。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社會大文化背景的襯托問題。首先應該說明的是，中國傳統法律本身也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此處所說的社會大文化背景是指法律以外的一般倫理、哲學和文學藝術以及社會氛圍。勿庸贅言，傳統中國是一個倫理社會，特別是在理學興起以后，上至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社會的哲學、文學、藝術，下至普通平民的衣食住行、處身立世和言談喜惡，無不彌漫和浸透著倫理的色彩。諸如“刑有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忠君報國，倫之綱常”，“五刑之中，十惡尤切”，“萬惡為首”等等倫理教條，構成了一個穿透不了的社會氛圍，規范和影響著人們對事物的評價，造成了一個看不見摸不著而又強勁無比的倫理化社會心理氣候，這無疑為中國傳統法律倫理化的順利進行，創造了十分有利的社會環境。
社會中各種因素和關系的反應往往是連鎖的，政治權力的支持和社會大文化背景的襯托，不僅加速了中國傳統法律的倫理化進程，而且也促成了中國傳統法律的非宗教化。盡管中國歷史上也有過一段法律與宗教倫理不分的神權政治時期，甚至在漢代以后的封建法律中還有一些宗教性的因素，40但由于世俗政權的強大和它對儒家倫理所持的肯定態度以及儒家對道、佛之教的激烈排斥，從而使得道、佛之教對中國傳統法律的影響極其有限，與具有強烈宗教性的印度、伊斯蘭及歐洲中世紀法律形成鮮明的對比。
四、中國傳統法律倫理化的評價（價值與缺陷）
從社會結構的觀點來看，倫理化的中國傳統法律顯然是傳統中國社會上層建筑總體系中非常合理和合適的一部分。合理意味著它是傳統中國的政治（世俗政權的強大和它對儒家禮教所持的肯定態度）、經濟（宗法小農經濟）、文化（倫理文化）及歷史地理環境（法律形成中的氏族血緣性）這些既定的特定條件在上層建筑法律領域內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合適則意味著它符合和適應并推動著孕育它的那個社會的發展。具體地說，倫理化是傳統中國法律的必然歸宿，而當這種必然變為現實時，它便具有了適應并推進傳統中國發展的一切條件。因為傳統中國的歷史反復證明了這樣一個道理，“無德惟刑”或“無刑惟德”的治國方針必然要導致社會的不安與統治的失敗。夏、商及秦的統治者都自稱受命于天，但終因“罪人不孥”，“刑殺無度”而加速了滅亡的到來，41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孟之輩周游列國宣揚他們的“禮治”、“仁政”，但終因這個理論過于忽視刑的作用，因而顯得迂闊而不切現實，迨未被用。42有鑒于這正反兩方面的教訓，以董仲舒為首的漢儒才提出了“德主刑輔”、“禮法并用”的政治法律理論，這個理論因切合傳統中國的現實，而得以成功地貫徹實施。這里所說的“成功”，不僅僅是指傳統法律倫理化的實現，更重要的是指倫理化的傳統法律，通過將倫理性的社會、經濟、家庭等各種關系的法律化（賦予這些關系以法律的確定性和強制性），實現了統治者對社會的有效控制，確保了社會秩序的穩定，并以此為傳統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學藝術的繁榮與發達，作出了貢獻。這樣說應該是毫不夸張的，18世紀以前中國文明在世界歷史范圍內能保持超群的發達狀態，與倫理化的傳統法律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這不僅因為它本身就是這個文明的一部分，還因為它的法律特性，這個文明才得以更廣泛地推行和更持久地流傳。
此外，還有一點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傳統中國的法律在擺脫它與原始性的宗教、巫術、習慣相混合的狀態后，走上的是一條具有人文色彩的倫理之道，而不是與之相對立的宗教之途。誠然，若從現代的觀念出發，中國傳統倫理對人性的扼殺當是無可置疑的。43然而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縱然中國傳統倫理有多少不是之處，但有一點是必須肯定的，即它是以世俗的人為中心的，這是它與宗教神學的根本分歧，也是它優于宗教神學的根本所在。中國傳統倫理的最高理想是“仁政”的實現，所謂“仁政”，以中國古代思想家的意見，就是愛人的政治。44實現“仁政”最理想的途徑，在儒家看來只能是“禮治”。45所以，倫理化的中國傳統法律雖然沒有也不可能真正平等地實行所謂的“仁政”。但在等級前提下的愛人精神還是有所體現的，因為禮蘊含著仁政的宗旨。諸如傳統法律允許父子相互隱匿犯罪的“容隱”原則，對老弱病殘婦幼者實行“憐恤”的規定，對死刑特別慎重的“會審”（秋審與朝審）制度等，剔除其封建專制性和等級壓迫性，無不具有仁的因素。這難道不比那種以神為中心，忽視人，貶低人，實行野蠻神判的宗教化法律優越一些，更值得稱道一些嗎？！
毫無疑問，從文化形態學的觀點來看，包括法律在內的所有傳統中國的文化都是一種農業文明。在人類發展史上，農業文明是一種較原始的采集漁獵文明、奴隸制的青銅文明更為先進和發達的文明形態，但相對現代化的工業文明而言，它又是傳統的、落后的。倫理化的中國傳統法律不僅具有這種巨大的時代差距，而且還有強烈的反現代化性。我們認為，這是它最大的缺陷。
現代化的法律雖然也是在傳統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46但相對傳統的法律而言，它至少具有非血緣性（以個人為本位）、民主性、平等性及科學性的特征。倫理化的中國傳統法律在這幾方面恰恰是與之相悖的。
⒈本文的第二、第三部分已經說明，倫理化的中國傳統法律是以宗法性的個體血緣家庭為其集團本位的核心的，所以，直到清末，傳統中國的法律仍然是以血緣團體的家和家族（家的擴大）為立法與司法的基點，個體的人則完全淹沒在血緣團體之中。《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開篇首置“五服親族圖”實在是一個最好不過的例證，這在根本上是違反現代化法律的精神的。因為現代化對法律而言，意味著它借用工業文明的強力粉碎了舊的因農業生產方式而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傳統關系，從法律上把個人從血緣團體中解放出來，并以個體的他（她）為其本位。由此可見，兩者之間不啻有著霄壤之別。
2現代化的法律是在反封建和宗教專制的烈火中誕生的，這種歷史背景鍛就了它的民主特性，可以這樣說，沒有民主精神的法律就不是現代化的法律。中國古代法最早形成于部族之間的酷烈征戰，很多法令就是部族首領的軍事命令。諸如《康誥》、《多士》、《費誓》即是此類。這使它具有了與生俱來的專制性。后來的倫理化并未使這種專制性有任何緩和，而是使之變得更具有欺騙性。傳統的儒家倫理以陰陽為其哲學基礎，穿鑿附會，將專制的君權、父權、夫權神圣化、神秘化。47最后使人上當而不覺騙，被殺而不知痛，仁義（禮教）與刑殺一劍兩刃，融為一體，令人嘆為觀止。宋代大儒朱熹對此有極好的說明：
“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嚴其中。”（《朱子語類》卷七十八。）
近代著名學者嚴復在比較中西法律時提出，法家之法是專制之法。48其實，倫理化的儒家之法又何嘗不是呢！？這種法律要轉變為民主性的現代化法律，這之間要跨越的鴻溝該有多大啊！
關鍵詞:國內;農戶經濟;文獻述評
中圖分類號：F32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2）03－0030－007
農戶經濟是鄉村研究的核心領域之一，一直被學術界所關注。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農業稅的取消、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快速的城市化進程等事件的發生，農戶經濟重新成為一個熱點領域，成果頗豐。本文擬對新世紀以來國內農戶經濟研究成果進行歸納梳理，并作簡要評論，為農戶經濟研究提供參考。
一、農戶的經濟理性
在西方農民學研究中，以恰亞諾夫為代表的“道義小農”或“實體主義論”與以舒爾茨為代表的“理性小農”或“形式主義”展開了長期論爭［1］，這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國內學者對小農性質的理解。國內學者對農民性質的理解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理論取向：經濟學取向和社會學取向。經濟學取向主要關心中國農民的經濟理性問題，即農戶是否是經濟理性的、農民在何種條件下是經濟理性的，是一種“條件理性”觀。社會學取向則把農戶經濟行為和特定的社會發展狀態聯系起來，注意到在中國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的特殊歷史背景下農民理性的生成性和過程性特征，是一種“過渡理性觀”。
（一）條件理性觀
“條件理性觀”主要是一種經濟學的研究視角，試圖運用社會制度、市場狀況、職業分化等因素解釋農戶經濟理性的差異和變化過程。鄭風田在清理舒爾茨和恰亞諾夫等小農理論的基礎上，結合西蒙“有限理性”說和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理論，提出了其關于中國農民經濟行為的“制度理性假說”，認為“中國農民的經濟行為主要受制于制度因素，適宜的制度導致農民的理性供給行為，制度悖論或不適宜制度導致農民的非理發生”。［2］彭文平把市場因素納入對農民性質的理解中，認為中國農民面臨的是不完全市場環境，用“條件最大化理”來解釋當前“農民行為非理性命題”［3］，即農民對新技術需求不足、農業專業化程度低、農業經營短期化等問題。岳躍把經濟學和倫理學結合起來，把農戶理解為“有道德的理性人”［4］，即合理、合法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他指出，中國目前的農戶具有明顯的二重性：一是作為理性的“經濟人”；二是作為有道德的理性人，前者決定了他追求經濟行為的利潤最大化，后者決定了他必須考慮道德成本、道德收益和道德效益，遵紀守法。無論是“制度理性”、“條件最大化理”，還是“有道德的理性人”，都把農戶理解為具有理性特質的“理性人”，并且對其理的范圍進行了限定。
（二）過渡理性觀
“過渡理性觀”主要是一種社會學的研究視角，研究者把當前中國的農戶經濟行為視為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在農戶經濟行為中的具體反映，使其表現出過渡性和社會化特性。秦暉、金雁把農民的經濟理性和中國傳統宗法文化聯系起來，認為非理性是農民思維方式的一種，盡管單個農戶的經營就其能夠配置的資源來看是理性的，但其整個經濟行為仍然表現出嚴重的“非理性”特點。只有隨著市場的發展，“農民成為交換的主體，從而擺脫了對共同體的依賴，其理性才能擺脫集體表象的壓抑而健全起來”［5］。徐勇、鄧大才把小農的發展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傳統小農、商品小農、社會化小農和理性小農，認為中國是在土地均等化、稅費全免、勞動力大規模轉移背景下的小農經濟，小農的成分復雜，既不是以道義經濟為特點的傳統小農，也不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理性小農，而是處于“商品小農”與“理性小農”之間的一個社會化程度高、經營規模小、長期存在的“社會化小農” ［6］時期。“社會化小農”的核心問題是消費支出誘致的貨幣壓力問題，其行為的動機和目的是“貨幣收入最大化”。劉金海具體討論了“小農的社會化”［7］問題，認為小農經歷了從傳統小農到國家小農再到社會化小農的演變歷程。在這一過程中，國家通過政治權力干預建立了縱向的“國家—農民”體系；市場把小農從家庭中分離出來使其社會化到交換網絡中。高帆把當前中國的小農理解為“過渡小農”。他認為中國目前正處在體制轉軌和結構轉型的關鍵階段，農戶的經濟性質具有從“道義小農”向“理性小農”過渡的性質，是“過渡小農”。其具體表現是“生產要素正從風險規避向利潤追求轉變，要素投入正從勞動密集向資本—技術密集演變，市場條件正從市場不完全向逐漸完善演變”。［8］
無論是條件理性觀，還是過渡理性觀，都是從農戶經濟行為本身來考察農民理性問題，很難得出結論。正如陳慶德所言，“農民經濟行為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社會所能提供的制度支持以及對發展風險的合理分擔”［9］。郭于華也指出，“農民的行為選擇究竟是理性的還是道德的恐怕并不是一個真問題……對農民行為的分析必須放在其特定的、具體的生存境遇、制度安排和社會變遷背景中進行。農民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生存境遇和制度性安排”。［10］因此，對農民理性的考察必須聯系特定的社會制度環境、市場狀況以及農民自身的素質。目前，中國不僅存在城鄉差距和東西差距，各職業群體內部的收入差距也非常明顯。今日的中國農民遠不是一個內部未分化的同質性職業群體，而且，不同地區的農民對經濟利潤的考量也不同，一般地談論農民理性并無實質意義。實踐中并不存在一個整體性的中國農民群體，存在的只是不同地區、不同收入水平的具象農民，因此，必須在具體情境中來考察農民理性問題。正如馬克思在談到人的本質時所指出的，“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1］農戶的經濟理性也是其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只有在具體的社會關系中談論才能揭示其本質。
關鍵詞：傳統農學；傳承農學精神；傳統理念
中圖分類號： S-0 文獻標識碼： A DOI編號： 10.14025/ki.jlny.2017.10.059
在中國農學史上，“天人合一”作為農學的核心思想支持著傳統農學不斷發展至今，首先經過我國古人在農學方面不斷的實踐與總結，逐漸積累和記錄了一套專屬于中國傳統農學的思想體系，并逐漸被沿用改革至今，傳統的農學思想與實踐經驗經過傳承和發展對中國改革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1中國傳統農學的特點及影響
1.1特殊的農作物生活環境
中國農學經過幾千年的發展與改進，農耕的應用技術已經逐漸被人們熟悉，農民可以根據地勢以及天氣的影響選擇種植不同的農作物，在高產的同時保證了農作物的質量；其次，在中國傳統農學的發展中自然景觀也未被古人忽視，甚至一些地方根據所在地的自然景觀以及結合土壤地勢的特殊性種植適合景觀色彩的農作物，或者根據自己所種植的農作物設置適合農作物的人為景觀，實現視覺上的享受。所以我國特殊的農作物生活環境，對中國傳統農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2傳統農業的特征
一是土地集中利用的方式作為傳統社會農業的代表，體現了中國古代人們懂得互利互助的形式，通過鄰里之間農畜以及農耕工具的使用，在少量成本的作用下獲得較大的利益；二是通過精耕細作因地制宜的對農作物進行合理的耕種勞作，已達到通過合理的農耕技巧獲得最大化的農耕經濟效率。
1.3傳統農學的影響
中國農學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農學經過不斷發展，由最初的人親力親為到后來的借助農耕工具，再到后來的“精耕細作”，都離不開提高收益的思想，通過對土地的有效利用以及對農作物的不斷了解，逐漸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農學思想，同時積極正確處理用地與養地之間的關系，使中國農耕得以可持續的發展，以至于流傳至今而不失當初的土地效果。
1.4傳統農學的歷史繼承與借鑒意義
無論歷史事跡還是歷史改革都具有自身的歷史性，且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同樣的傳統農學也具有它自身的歷史與借鑒性。首先，傳統農學在總結規律的同時需要經歷較長的生產周期與實踐，通過觀察農作物生長過程的穩定性以及遇到的問題，對傳統農學進行總結與改進，之后根據總結的經驗以及特點實現農作物的輪作復種等其他技術，從而很好地形成了歷史的傳承作用。此外，根據中國傳統農學記載的一些錯誤的種植方法對農耕方面進行改進創新，實現了對傳統農學的借鑒意義。
2中國傳統農學的思想代表
2.1 “三才”論思想
在最初的傳統農業發展中，人們在當時相信神論說，認為大自然的一切都是神賦予的，更認為神決定著每年的風調雨順與農作物的收成，再加上中國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形成了適合當時社會背景的“三才論”，認為只有真誠的信仰神，農作物才不會受到因氣候差距以及地理位置差異形成的自然災害。“三才論”表達了當時人們對農業穩定的期望。人們學會根據天氣的變化以及不同的地形種植相適應的農作物，并制定相適應的農耕技巧，經過多方面的協調發展，逐漸形成農作物種植的規律性。
2.2農業科學發展的思想
隨著傳統農學的不斷發展，科學技術也發揮著自身的推動作用，人們在農作物種植中逐漸利用科學知識對土壤的厚度、濕度以及土壤的肥力進行分析，之后根據農作物的種類以及農作物自身的特點，制定出合理的耕種技巧，確定農作物的種植季節以及種植方法，并逐漸改善農作物工具的可用性，一些笨重粗糙的農耕工具逐漸被一些簡便精巧且易操作、實用的小型農耕工具代替，并制定出了一些適應不同地域的農耕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耕效率。
2.3小農經濟思想
在中國傳統農學歷史上，大多數人們渴望幸福美滿的日子，以農耕為基礎的古代中國，經過人們不斷的辛勤勞作形成了以村落為單位的小農經濟社會，在小農經濟思想的影響下，大部分村落為了方便村莊的農業生產，將村落建在有山有水的地方，使人們在舒適穩定的環境下生存和發展。
3結語
關鍵詞：農業文化；農產品品牌；對策
中國作為傳統的農業大國，在幾千年的農業發展中孕育和造就了獨特的農業文化。農業文化以宗法家庭為背景、小農經濟為基礎，內涵豐富、貫穿古今，滲透于各個行業、領域和階層，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和核心。可以說，農業文化所蘊含的思想和價值觀對人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具有強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同樣也體現在農產品的品牌建設上。因此，在農產品競爭由產品競爭逐步轉化為品牌競爭的時代，如何克服農業文化對品牌建設的阻礙和制約就顯得至關重要。
一、農業文化的內涵
從狹義角度來看，農業文化指形成于農業生產方式基礎之上的觀念體系，涉及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思維方式、哲學理念、倫理道德、人生態度、國民性格等。其中，農業生產的技術形態（進行農業生產的手段和方法）和社會組織形式（在生產過程中生產者的分工與協作關系），構成農業生產方式的基本內容。在技術形態方面，人力和畜力的付出是農業生產不可或缺的動力來源，而簡單的手工工具則是必不可少的技術手段。在社會組織方面，血緣家庭既是社會的細胞，又是相對獨立的從事農業生產的主體。一方面農業生產的穩定性和持久性使得血緣家庭千年不衰，另一方面血緣家庭的延續又為農業生產的發展提供了組織保證，二者之間相互加強，形成了家庭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而農業文化則是在小農經濟基礎上進行的觀念建構（張磊，2006）。
二、農業文化對農產品品牌建設的制約
1、經驗性之思維方式的制約。
農業生產要有收獲，既取決于天時、地利等自然條件，又依賴于生產者自身的能力。勞動者在平時生產中所積累的直接和間接經驗是以后生產中不可多得的財富及憑借的基本依據。在經驗農業基礎上形成的經驗性思維方式，特點便是注重經驗的吸收、借鑒，輕視對事物深層的原因、本質的理性探析和概括。從目前來看，農產品品牌的發展相對落后于工業產品品牌，因而在農產品品牌打造過程中習慣采用工業產品品牌培育的相關經驗、成果并受其約束，缺乏根據農產品特點、各地資源稟賦、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以科學和理性的思維研究農產品品牌建設，從而適用性較差。
2、義利對立之倫理道德觀念的制約。
在重“農”抑“商”的中國農業社會里，重“義”輕“利”觀念作為正統觀念長時間得以延續。隨著中國社會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由于缺乏基于工業社會和商品經濟所形成的契約關系和商業道德意識，人們追求“利”時往往輕視“義”，突出表現為誠信的缺失。在建設農產品品牌的時候，最具代表性的行為有兩種：一是合同履約率低。對農產品而言，生產大多以農戶家庭為主體，而銷售則大都通過簽訂契約由中間商進行。農戶在農產品市場價格高于契約價格時往往不執行購銷約定，私自出售，而中間商在市場價格比契約價格低時則拒收拒購，或者壓級壓價等；二是以次充好，制假售假。據媒體報道，國內很多“進口水果”其實都是國產的，只是貼著“進口標簽”而已。
3、中庸取向之哲學觀念的制約。
農業生產的典型表現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帝王世紀•擊壤之歌》）。人們的活動領域比較有限，交往主要在宗族親屬中進行，重“和”與“仁”的相互關系造就了“中庸”觀念，其負面效應是對創新意識的摧殘，突出表現為技術創新不足。農產品競爭的核心是技術競爭，通過技術創新提高農產品品質是建立品牌的內在要求。我國的農產品生產經營者由于缺乏冒險和創新的精神，往往強調模仿，致使農產品的科技含量非常低。
4、皇權意識之政治思想的制約。
在古代中國，皇權意識作為小農經濟的產物構成了政治思想的主要內容，高度中央集權的封建君主制度則成為封建社會政治的基本特征。直到現在，政府仍然高度集權，掌握著眾多的資源，并通過資源的調控和分配來影響社會中其他主體的價值選擇與判斷。品牌的實質是生產經營者向消費者傳遞某種產品信息的自發性的市場行為。但是在我國，農產品品牌培育并不完全是農產品生產經營者自發的市場行為，而是緣于政府的部署和推進。在自上而下政治運動式的品牌建設熱潮中，創建品牌農產品被各級政府當作政治任務來完成。近些年來農產品品牌數量的迅速增長并不是市場選擇而是政府行政權力干預的結果。
5、講求實用之人生態度的制約。
農業生產講求一分耕耘一分收獲，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則。這種狀況使人們的一切行為和思想活動以取得實際功效為目的，由此形成了過于“實用”的心理，注重短期而非長期效益。在農產品品牌的培育方面，很多農產品生產經營者認為農業品牌效益優勢不明顯，投入多且創建難度大，因此他們的理念和行為仍以產品經營而非品牌經營為核心，最看重的仍然是農產品是否能夠賣出去。
6、自我封閉之民族性格的制約。
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的生產方式，其典型表現是“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潛夫論•敘錄》）。當今農產品競爭，已經由單個產品的比拼轉變為與其相關的整條產業鏈甚至是整個產業體系的比拼。有時，產前、產后環節比產中環節即農業生產過程更重要。而我國的現狀是產前、產中、產后環節相互脫節，難以形成合力。同時，我國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生產規模小、經營分散、農民合作組織化程度低，使農產品品牌存在一定的分散性和分割性，同一區域一品多牌現象比比皆是，各品牌之間各自為政，甚至惡性競爭，沒有抱團形成合力集中打響品牌。
三、推進農業文化創新，促進農產品品牌建設
1、形成科學思維習慣，合理借鑒工業產品品牌建設經驗。
在分析國內外工業產品品牌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各地獨特的自然資源、悠久的種植和養殖方式與加工工藝、悠久的人文歷史淵源，在充分利用農產品“自然”和“人文”差異化的前提下，找出農產品品牌建設的內在規律，通過與眾不同的品牌設計和宣傳推廣，塑造獨具特色的農產品品牌。
2、堅持義利合一觀念，以誠信促進農產品品牌發展。
堅持義利合一的觀念，一方面既要肯定謀利對品牌建設的激勵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求自覺地把利益的追求納入道德的軌道，做到誠信經營。為此，一要將誠信意識滲透到品牌建設的全過程；二要順應市場經濟潮流，從缺乏責任心和商業道德缺陷的傳統文化氛圍中掙脫出來，自覺地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三要加強與貿易伙伴的精誠合作，重合同，守信譽。
3、改變因循守舊觀念，以技術創新為農產品品牌建設提供內在支撐。
通過樹立激勵創新、鼓勵探索、包容個性、寬容失敗等觀念，推進技術創新，逐步提升品牌農產品的科技含量。趙興泉（2006）認為，采取的措施包括：積極推進以提高農產品質量為核心的技術改造和技術攻關；引進、培育良種，優化品種結構；積極推廣先進適用技術；提高農業企業家、農業科技人員、農民的整體素質等。
4、改變“權力本位”思想，明確農產品品牌培育中政府的角色。
農產品品牌建設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必須明確政府在其中的角色，避免越俎代庖，以行政權力代替市場機制。羅高峰（2010）根據呂鴻德（1996）政府倡導者角色的理念、賈愛萍（2004）政府規劃者角色的理念、McCarthyandNorries（1999）政府扶持者角色的理念、埃里克•喬基姆塞勒（2001）政府服務者角色的理念、王玉蓮（2008）政府管理者角色的理念，提出農產品品牌建設中政府要起到倡導者、規劃者、扶持者、服務者、管理者五大角色的作用，為農產品品牌培育提供完備的扶持系統。
5、改變過于追求實用觀念，注重農產品品牌建設的長期性。
品牌建設對農產品生產經營者來講，是一個長期且非常艱難的過程。農產品生產經營者要將品牌經營而不是產品經營作為核心理念，針對目標顧客確立品牌定位，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以提升品牌的滿意度和忠誠度。
6、培育合作觀念，共同打造農產品品牌。
一方面可以通過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形式，使農產品產前、產中、產后各環節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對于區域內一品多牌的農產品，單一農產品生產經營者一定要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觀念，嚴格遵循統一的農產品技術標準和相關規范，確保質量統一，抱團宣傳和推廣，共同打造農產品品牌。
主要參考文獻：
［1］張磊.中國傳統文化轉型研究［D］.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06.
［2］趙興泉，朱勇軍等.浙江省實施農產品品牌戰略的調查與探討［J］.浙江農業科學，2006.2.
真正的、現時的、帶有根源性的原因，是現行政策以及所形成的經濟環境造成了新的“剪刀差”（土地、資源、勞動力、人才、資金等方面的“剪刀差”，這只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這些弊政是工業對農業、城市對農村全方位的索取和侵占，是城鄉差距越來越大的體制性根源。比如：近十年中，我國城市建設、小城鎮發展占據農地約8000萬畝，其中形成的差價按現行價格算約有10萬億元，相當于同期全國三年的財政收入總和。
現行的金融政策，把從農村吸納的儲蓄中的大部分（每年約5000億元）都投資到城市去了，這是對農村的“抽血”。
多年來，國家財政對占2／3的農村基本建設投資，僅占總額的1／4，而對占1／3的城市投資則占總額的3／4。
可見，只有從解決新的“剪刀差”問題入手，讓農村經濟從體制上形成一個自我發展、自我積累的環境，才能激發新農村建設的內在動力，才能使新農村建設成為農民自己的事情，才能按照農村自身的經濟發展規律順利實施。
如果不從經濟體制、生產關系上轉變城市對農村的侵占和剝奪，就不可能真正解放農村自身蘊涵的巨大生產力。如果不從人的角度討論生產方式的變革，只在投入、技術等物的方面追求生產發展，不會是真正的發展，而只能是舊的生產關系下的低效增長。
中央及各級政府推出的財政向農業傾斜、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等一系列重大措施，固然是積極的，但要防止過多的依賴變成消極的等靠要，在對基層、對群眾宣傳、引導過程中，要鮮明地倡導丟掉幻想，主動創造。
二、樹立觀念，掌握原則，明確新農村建設的主攻方向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我們一定要適應實踐的發展，以實踐來檢驗一切，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針對上述問題及成因，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必須扭轉傳統觀念和模糊認識，樹立符合市場經濟規則和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觀念，并遵循相應的基本原則。
（一）家庭承包經營的歷史使命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和龍頭企業發展。這為農村改革指明了方向。
在邁向社會化大生產的今天，家庭承包經營制難以擺脫小農經濟的束縛，耗盡了農村潛在的生產力積極因素，已經成為了歷史發展的羈絆。但并不等同于小農經濟。
因此，我們說生產責任制的歷史使命，并不是已經完結，而是需要進一步完善，一要繼續堅持生產資料（主要是土地）的集體所有權性質不變；二要繼續堅持經營權承包到戶不變；三要改變現存的一家一戶的分散經營方式。在這個基礎上，通過建立“農民協會”的方式實現小農戶與大市場的對接。
（二）“雙層經營”的新概念
“大包干”責任制基礎上的“雙層經營”，還可以有另一種新的概念，就是承包者（農戶）和“農民協會”兩個層面。
“農民協會”是產權明晰前提下的平等的、自愿的、主體資格間的民主聯合。這種聯合方式保證了農民經營權不變，也就保證了產權明晰，保證了農民的民利，保證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是我們應該著力提倡的。
（三）我們需要哪種“集約化”
自身利益的取向和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都顯示出，農業集約化經營是對小農經濟的革命。但在集約化途徑上存在著觀念上的混亂和錯誤的選擇。
我們提倡的集約化，就中國大多數農村來說，主要是指在分散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通過平等協作，形成經營自的自由聯合，具體形式就是各式各樣的“農民協會”，或者叫做“合作經濟組織”。
（四）行政職能轉變的方向
政府是政策的出臺者和監督者、服務者，而不能是政策的具體落實者，很多事應交由民間或引導民間去辦。
村委會是自治組織，并不是純粹的經濟主體，應與經濟活動適當脫離，建立項目承包制。防止其既是組織者，又是出資者；既是實施者，又是監督者；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
要真正實現群眾的事，群眾辦，以民主的方式決策和選擇，“農民協會”應該成為農村民主政治的“細胞”，農村社會中很多經濟活動、社區活動、政治活動，都可以在“村兩委”領導下，由各類“農協”來具體落實。
（五）讓農民“經營”自己的土地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穩定和完善土地承包關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這是全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性方針。
因此，現在應該大聲疾呼：政府不能再拿農民的土地去“經營城市”了！從根本上解決失地農民問題，就要讓農民按照政府的統一規劃，自己經營自己的土地，按照市場價格用土地資源換資本、用土地吸納社會資金的投入。出讓土地搞工商業時，讓農民以入股的辦法，以土地作為投資，分享工業、商業發展成果（同時也能減少工、商業投資成本），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擺脫城市工商業對農村的侵占和剝奪。
三、興利除弊，強基固本是加快新農村建設的根本途徑
（一）大部分農民離土進城是新農村建設的前提
戶均耕地從1981年的10．7畝下降到2004年的7．1畝。2004年人均收入2936元，來自農業1263元，占43％。人均消費2184元，農業收入占消費的58％，農業副業化已經成為現實，靠農業收入已經不能維持農戶生存了。
要想富裕農民就要組織農民，要組織農民就要減少農民、分化農民。具體途徑：敞開城門，降低進城定居門檻，加快土地流轉兼并，擴大經營規模，把大部分農民轉化為市民。一是取消政府保護，讓價值規律去分化農民；二是用土地換社保、換住房。
（二）建立農民協會，抵御各方盤剝
“農民協會”這種嶄新的生產組織形式，是進一步解放農村生產力的現實途徑：一是可大大提高農業規模經營和生產率水平，有效增加農產品的市場競爭能力和農民收入；二是有利于農產品的標準化、專業化、區域化、集約化生產；三是創造農民就業機會；四是成為農民真正的代言人，有利于農民的直接利益表達，提高農民的政治談判能力，切實成為農村民主政治的細胞。成為培育新型農民的大學校。
（三）完善民間組織，實現自我管理
管理方面的民間組織，包括村務監事會、財務監督小組、建設監督小組、紅白理事會等。興趣愛好、倡導義工方面的群眾組織，比如成立體育小組、讀書小組、扶貧幫困小組、禁賭禁協會等。這兩類民間組織是為了讓更多的農民參與村務和社會活動，是農民從孤立、封閉、保守，走向現代、開放、文明的必要訓練途徑。
（四）政府給予資助，自己動手建設
建設新農村，不能只靠財政、靠政府，農民是建設的主體，社會各層面都可以是投入的主體。
1．需政府資助，引導社會資金投入的社會事業。生活方面的，如私立學校、幼兒園、浴池、健身園（包括圖書室）、衛生室（包括計生服務）、公交客運站、連鎖超市等。生產方面的，如設施農業、大型農機購買、農田整治、農村飲水、電力通訊等。這些方面，國家已有政策優惠和資金扶持，但關鍵是農民沒有組織起來。要在成立協會的基礎上，進行與市場接軌的經營。
2．需政府引導，村民自己動手干的消費項目。如搞規劃，清垃圾、清路障，改廁、改水、改灶，修路、排水溝、垃圾池、綠化帶，建學校等。
3．需政府資助，對外承包的公共服務。如農技服務、農機服務、水利服務、社區服務、消防服務、環衛保潔、養護道路、綠化美化、治安巡邏等方面。政府應著力培育一系列的民間組織，將由自身承擔的公共服務交給中標的民間組織來完成，并向其支付服務費用。
（五）國家政策引導，社會融資發展
1．農業生產經營方面
對各類農協，要進行扶持，應作為黨和政府農村工作的重中之重。一要大力宣傳其重大意義；二要培訓一些有頭腦、有文化的骨干；三要制定和規范運行法則，確保民主管理的性質；四要給予稅費減免、信貸優惠、以獎代補等方面的扶持政策；五要給予法律的援助和服務；六要給予信息服務、技術服務等方面的軟硬件支撐。
對種植基地，要提供技術培訓、良種供應、統一防治病蟲害以及穩定的產品銷路，但投資主體仍然是農民。
對龍頭企業，要通過給予優先解決場地、減免各種稅費、提供交通能源等方面的便利，同時要為農民提供法律服務，防止龍頭企業與農戶單方面毀約，盡可能抑制其弊端。
對大型工廠式農業、示范園區，要著力培育，發揮基地作用。一要靠民間投資；二要靠政府扶持，扶持力度與他們發揮的作用掛鉤。
2．以工補農方面
價格補貼。把農產品價格提到與工業品價格、價值比相近的位置，保留因生產率高所形成的價格優勢，刺激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
稅收減負。對于農副產品加工、經營環節要進一步減輕稅負，尤其對農民協會性質的經濟組織，要特殊對待、強力扶持。貸款優惠和貼息。通過國家補貼、銀行讓利、財政擔保等形式，促進農村放貸。積極推進農村民間信貸和擔保中介，盡量減少農村儲蓄流向城市。
（六）制度輿論并行，動員社會援助
一要大力宣傳、制造輿論；二要樹立城市支援農村、居民救助農民、企業贊助農業的責任意識和義務觀念；三要樹立平等觀念。
1．救助方面。主要是在個案宣傳，慈善事業，拉手結對，低保、特困、五保、救災、司法、教育救助，合作醫療，助殘等方面，建立對農村溫飽線以下及特困戶的一整套救助體系。
2．共建方面。開展一企一村、一校一村、一機關一村、一店一村、一社區一村等方面的共建活動，通過共建活動廣泛接觸了解農村、接觸貧困、改變觀念，融合城鄉情感，促進區域認同。
1.1推廣環境
疏勒縣是典型的農業大縣,農業人口占91%,農業主要依托以糧棉為主的種植業。2011年農民人均農業經營性純收入4096.2元,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75%。從表1可以看出,種植業經營性純收入占有較大比重,而在種植面積中,糧食和棉花的播種面積又占絕對優勢。因此,在畝產常年穩定的情況下,農業經營性純收入的變化主要取決于收購價格和生產資料價格。
1.2推廣項目
2012年疏勒縣提出以農業結構調整為主線,在穩糧控棉的基礎上,著力打造特色種植業、特色花卉蔬菜和特色林果業的發展思路。一是加快發展特色花卉、蔬菜產業,每個鄉鎮建立“三高多熟”立體栽培示范點,抓好一批具有帶動能力強的示范建設。二是引導各鄉鎮巧打時間差、品種差和市場差,合理調整設施農業種植規模,大力發展設施蔬菜、花卉,做到品種充足、均衡上市。三是繼續大力發展棗、杏、葡萄等特色林果業,由目前注重擴面積、上規模向今后的品種統一、強化管理、提質增效等方面轉移;由生產初級果品為主的傳統林果業向生產高檔果品的精深加工產品為主的現代林果業推進。
2行為決策分析
2012年春,農業部開展“百鄉萬戶調查”活動,調查發現,疏勒縣相當一部分村干部和農民根據往年的實踐經驗,對于政府的推廣項目并不認同,參與積極性不高,部分農民甚至希望能夠少安排類似項目。面對推廣項目與農民決策的沖突,結合調查內容,從3個方面解釋農民的行為決策。
2.1經濟條件
疏勒縣以糧棉為主的農業處于近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人均耕地面積2畝。1畝耕地生產糧食,一部分用于自家糧食供給,一部分用于獲取少量現金收入,麥草用于發展小規模的畜牧業;1畝耕地生產棉花,用于獲取現金收入。由于疏勒縣地處我國棉花宜植區,已有悠久的種植傳統,農民掌握了較為成熟的生產技術,產量也穩定在一定水平,加之價格有國家收儲政策的保證,棉花則是當地農民收入的重要保障。糧食、畜產品與棉花構成農民生存的食品和收入的基本保障,農民很難承擔投資失敗的風險,除非推廣項目能夠確保食品和收入,否則農民不會進行投資,也不會改變現有種植結構。
2.2資源基礎
一是自然資源。疏勒縣由于水利基礎設施落后,水資源利用率僅為0.39,近些年來地下水開采過度,生活用水時常會發生短缺。推廣的林果業用水量要遠大于糧棉用水量,若沒有穩定的水資源保障,林果業產量也無法得到保證,進而影響糧棉的產量。二是人力資源。疏勒縣是一個以維吾爾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聚居區,農業人口中維吾爾族占95%以上,由于受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和中亞伊斯蘭文化的影響,與外界接觸的機會較少,形成了內聚且封閉的文化[5]。長期以來,農村維吾爾族漢語交際能力薄弱,不具備漢語交際能力,農民獲取的包括知識、技術、理念等信息匱乏,主動獲取或應用先進技術的能力較弱。另一方面,維吾爾語與漢語屬不同的語系,思維模式、價值觀念存在很大差異,導致推廣項目不易被理解和接受。
2.3市場需求
高附加值的農產品必然有高價格,市場需求才是高收益的保證,疏勒縣推廣的高附加值農產品同樣具有高價格。根據2012年1月30日價格監測統計,疏勒縣產于設施農業的辣椒、番茄、芹菜、韭菜、蒜薹每千克價格分別為18、6、3.5、8、10元,屬特色水果的梨、甜瓜、葡萄每千克價格為8、12、18元。由于蔬菜、瓜果等產品不易儲存,考慮運輸成本,有效市場范圍僅為喀什地區,但喀什地區的收入水平很難有較大的消費能力,市場需求低,使得很多高附加值產品無法轉換為高收益。有農民直言,全家人均就1.5畝地,讓種辣椒,又賣不出去,不愿意種。保存時間較長的棗、核桃、杏這類農產品投資周期相對較長,從培植到掛果需要3~5年,需求又主要依靠自治區以外市場,面臨全國同類農產品的競爭,需求與價格波動較大,難以預測。比如,當地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末鼓勵種植杏樹,但幾年后,龍頭企業的收購量萎縮,農民收益逐年降低,只能將杏樹砍掉。2011年,當地鼓勵種植的棗,每千克收購價只有5元。綜上所述,農業是農民的職業,對于仍處于小農經濟的疏勒縣農村,農業更是維持生計的保障。理性的農民會從風險、資源、市場等各方面因素考慮生產和生活,進而投入現有資源。政府應充分考慮農民的決策要素,若一味挖掘可以創造高附加值的農業科技,推廣項目很難轉化為農民的應用,也無法實現提效增收。
3小結與建議
疏勒縣的情況可以延伸到全國許多農村,農業的提效增收是實現由推廣到應用的核心,農業科技能否轉化為穩定收益決定了農民的應用,內在過程可分為由政策向生產的轉化、由生產向產品的轉化和由產品向收益的轉化3個階段。因此,在推廣前,要從改變農民面臨的各種約束條件入手,統籌考慮轉化中的各種困難和問題,制定相應的配套政策。
3.1經濟條件、資源基礎和市場需求是影響農民決策的關鍵
3.1.1政策向生產的轉化。農民經濟條件各不相同,行為決策也不盡相同。根據農戶不同的收入來源,可分為純農戶、以農業為主的兼業戶、以農業為輔的兼業戶、外出務工經商已不再兼業的農戶;根據生產規模的不同,純農戶可分為種糧大戶和小農經營戶。疏勒縣農戶屬于純農戶中的小農經營戶,這類農戶由于絕大部分食品和收入依靠有限的土地資源,經濟條件差,可承擔的生產經營風險小,而以農業為主的兼業戶和以農業為輔的兼業戶的生產經營風險會相對較高。因此,在推廣前一定要充分了解當地農民面臨的經濟條件,了解不同類型農民生產經營訴求,尊重農民的意愿。
3.1.2生產向產品的轉化。農業科技的推廣應用依托于各類資源,一方面要充分考慮本區域現有的自然資源,科學地考慮長期自然資源條件,保證推廣項目的長期應用,只有推廣項目的可持續性才可實現提效增收。另一方面要注意農業科技對農民的生產技術、管理水平、知識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各地區、各民族的風俗文化、生活習慣、價值觀念存在一定差異,加之接受的生產知識、管理理念不同,農民掌握和應用的能力與速度也不同,應充分考慮不同地區人力資源的特殊性。
3.1.3產品向收益的轉化。市場需求是產品向收益轉化的關鍵要素。一是在推廣前,要對市場進行深度調查,包括需求能力、同類產品市場和可替代產品價格等,確保目標市場有能力長期接受推廣產品的數量與價格。二是相對于外地市場,本地區的市場需求更易于預測,且市場風險也相對較小,推廣的農業科技應首先考慮本地市場需求。例如,羊肉是疏勒縣居民食用的主要肉類,符合當地的飲食習慣,需求量和價格均可以得到保障,當地農民更希望政府扶持這類產品的發展。
3.2提升農技推廣能力和降低農業生產經營風險是推廣與應用的保障
溫鐵軍說，在激進的現代化大潮中，中國每天自然村落減少約八十個。所以，能多保住一個村落也是為歷史做出了貢獻。只有保住與自然物種多樣性直接結合因而內生具有社會經濟多樣化的村莊，中國復興生態文明才有希望。
能否保住村莊，最關鍵的是土地問題。當探討土地問題時，不能簡單地從經濟視角僅僅考慮土地作為一個生產要素的收益最大化。
農村研究之外的理論界大都缺乏實地調查研究，往往關注的是土地的所謂公有制和私有制問題，目的是要證明西方舶來的主流意識形態給定的概念，但那是講不清楚中國土地問題的。家庭承包制之后，村社所有制其實是村社范圍內所有成員共有、對內共享的產權。歷史上的成員權共有制就長期存在。中國幾千年的農業社會基礎上形成的國家政權歷來強調對小農經濟的保護，皇帝和朝廷最怕的就是豪強大戶占田地導致小農破產，流民四起，隨后天下大亂。
溫鐵軍說，農村土地制度為國家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集體化時期農民窮，是農村向城市做了大量貢獻派生的結果，是把國家工業化的代價轉移給鄉村承載。大約二十年完成了內向型的國家工業化資本原始積累。全國都在貧困條件下艱苦奮斗，沒有像西方那樣通過向外殖民擴張獲取外部資源和奴隸勞動剩余來完成資本原始積累。
提出的新農村建設，就是試圖拿工業收益反哺農業。2006年完成農業免稅和2008年完成山林山地分到戶之后，農村土地和山林等資源性資產的收益幾乎全部由農民直接占有，使中國農村變成小有產者為主體的社會。
中國能夠維持競爭力，中國的制造業之所以能夠打敗很多勞動力名義價格比我們低得多的國家，就是因為我們的民營公司不是真正西方意義的股份公司。農民能夠忍受沒有社保，工資拖欠，是因為他們本質上不是無產階級。他們家里有地、有房，是小有產家庭派生的、追求短期現金收入以維持家庭簡單再生產的勞動者，因此不能用十九世紀歐洲階級政治中所描述的工人階級概念來定義中國農民打工者。
穩定的農業社會和鄉村治理扮演重要角色，是承載危機軟著陸的基礎。但隨著中國城市化政策越來越激進，產業資本集團迫使打工的農民變成了真正的無產者，即馬克思說的掘墓人，但又達不到高度的自覺性，是不利于中國危機的軟著陸的。
【摘 要】在我國，人民的消費方式經歷了生存式消費方式、統一式的消費方式、個性化差異式的消費方式的變遷。基于對于中國現今社會中的不合理的消費文化的初步的思考，我意提出自己對于未來人們消費文化的一些想法。人類一切的消費行為在本質上應追求的是個人生活的最大的幸福。從而能夠實現自身的身心的健康的發展，達到自我的實現。即為一種綠色消費的觀念——“人本”消費理念。
【關鍵詞】消費；消費社會；消費主義；消費文化；人本消費文化
消費主義在我國大肆的盛行，導致近幾年來，我國社會上涌現了一些畸形消費、流行鋪張浪費甚至奢靡的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造成了我國資源的極大的浪費， 影響了我國現代化經濟的發展。
一、相關概念
（一）消費的概念？消費是指人類通過消費品滿足自身欲望的一種經濟行為。具體的來說，消費包括消費者的消費需求產生的原因、消費者滿足自己的消費需求的方式、影響消費者選擇的有關因素。
（二）消費主義與消費文化？消費主義是指導和調節人們在消費方面的行動和關系的原則、思想、愿望、情緒及相應的實踐的總稱。其主要原則是追求體面的消費，渴求無節制的物質享受和消遣，并把這些當作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價值。消費文化是指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中，人們在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社會生活以及消費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消費理念、消費方式、 消費行為和消費環境的總和。
（三）何為消費社會？消費社會是指生產相對過剩，需要鼓勵消費以便維持、拉動、刺激生產。是指后化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里，消費成為社會生活和生產的主導動力和目標。
二、對于中國消費文化變革的思考
（一）中國傳統消費文化的變遷及基本特征。在我國傳統的農業社會中，我國的主導的經濟形態為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自始至終中國一直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存在著。在這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體系中農業生產基本上沒有剩余產品，所以也就無法產生充分的交換行為。而在中國最為典型的是“男耕女織”式的家庭自我滿足的封閉式的消費模式。
（二）中國現代以來（1949年-1978年）消費文化的變遷及基本特征。在工業社會的早期，由于生產工具的更新，生產技術的進步，使得生產商品的速度得以大大的提高。20C50年代，在我國經由（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完成初步的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國家，由于國家基礎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國推行了計劃經濟，在這一經濟體制下，局限于我國的生產能力的限制，全民實行憑票購物的消費方式。在計劃的經濟時代，我國實現了大規模式的生產，實現了統一式的消費方式。但這時的消費文化是建立在濃厚的計劃經濟的基礎之上的，是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的消費文化。
（三）1978年以后，中國消費文化實現了新的變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步入快速增長時期，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儲蓄余額不斷增長，個人消費支出穩定增加，社會消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代社會中基于人們的不同的需求，先進的社會生產，采取了差異化的流水線生產。消費產品極大地豐裕，產品的種類極大地多樣化。這種消費方式的建立是基于滿足每一個個體的需求。
三、對于未來消費文化的思考
（一）現象一：我國現存的消費行為中最為嚴重的一種現象，是假冒偽劣商品的泛濫。對于假冒偽劣商品泛濫的原因一般看法認為可歸因于：商家為了牟取暴利，利益驅動下的欺詐行為 、我國執法機關的執法不嚴（對市場主體的監督乏力），亦或是對市場競爭行為的監督乏力。
在我國，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地深入，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不同的職業群體之間的收入等不斷地拉大。消費主義在我國大肆的盛行，導致近幾年來，我國社會上涌現了一些畸形消費、流行鋪張浪費甚至奢靡的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有的是超越現實條件、盲目攀比，有的是斗富擺闊的奢靡消費，還有的是過度包裝的蓄意浪費。
對于假冒產品要想得到徹底的解決就必須做到：（1）我國政府能夠切切實實的實行公平的分配政策。只有采取對于全民的公平的政策，解決了人民收入問題，才能在根本上解決假冒產品的問題。（2）必須讓人民切實的樹立起一種積極健康的消費文化 ，摒棄許多的虛名主義。
（二）現象二：對于中國現存的官僚腐敗的問題，這是現今社會中消費主義盛行的結果—導致了中國的一種特有的分配方式。我認為，賄賂品消費、公款揮霍消費、腐敗流氓消費等不良消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消費者為了滿足自己的物質欲望，建立在損害國家，人民利益之上。這些存在的畸形消費的原因是現今的社會中，人們普遍的富裕起來，卻沒有形成的科學健康的消費文化。
我認為未來人們的消費應樹立綠色消費的觀念，形成綠色消費的行為。而綠色消費，也可稱為可持續消費，是指一種以適度節制消費，避免或減少對環境的破壞，崇尚自然和保護生態等為特征的新型消費行為和過程。這種綠色消費的文化應是一種“人本”的消費文化。要形成這種消費文化，就必須培養“文化人”，用先進文化引導消費。真正的實現“以人為本”的消費理念。
在我國，必須從歷史發展的客觀實際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切實的實現廣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堅持以人為本 ，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其核心在于堅持以人為本。”可以說黨的執政的路線經歷了，由以“政治為核心”到“以經濟為核心”再到“以百姓的幸福為核心—即以人為核心”的轉變。這樣執政理念的轉變將成為未來消費方式向綠色消費方式邁進的一大可能性 。
參考文獻
[1] 馬斯洛.人類動機的理論[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