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在鄉村發展對農村居民消費影響研究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一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關鍵詞：數字鄉村居民消費消費升級

面板數據發展數字經濟，促進農村消費升級，已經成為當前農村工作重點。2021和2022連續兩年中央一號文件都明確指出要全面促進農村消費，滿足居民消費升級的需要，促進農村居民消費擴容提質升級。數字化鄉村建設既是實現“三農”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鄉村振興戰略和建設數字中國的重要一環。根據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精神，要深入實施數字鄉村發展行動，加快農業、農村大數據應用，推進智慧農業發展。借助數字化鄉村建設發展的契機，實現農業、農村和農民的信息化和數字化發展，對促進三農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在此背景下，研究數字鄉村發展對農村居民消費升級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相關研究文獻評述

國外關于數字鄉村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互聯網、數字技術對人民收入和經濟發展的影響。RobertWentrup等（2016）通過調查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發現互聯網普及率越高，人均GDP越高。Priscilla等（2020）發現：移動貨幣的使用能夠提升加納國的家庭福利，提高平均消費水平。LeiW和TongZ（2022）研究發現：數字技術對經濟和環境績效具有影響。國內學者對數字鄉村發展的研究集中于數字鄉村建設面臨的問題以及實現路徑方面。數字化可以提高生產率，催生新行業、新就業機會，同時也會沖擊傳統行業（ZhangLongmei，2019）。王勝等（2021）認為，數字鄉村戰略的實施對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但仍然面臨資金、人才、科技創新等各方面的挑戰。夏顯力等（2019）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提出農業高質量發展需要從產業、生產和經營三個方面系統解決。關于數字鄉村發展對農村居民消費升級影響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微觀層面和宏觀層面。微觀層面：隨著互聯網的進一步發展，技術和信息要素對消費升級的影響將不可估量（杜丹清，2017）。向國成等（2021）指出：一方面，數字經濟可以直接提升居民消費水平；另一方面，還可以通過提高居民收入間接刺激消費。而從城鄉和區域上來看，其存在明顯的差異性。趙佳佳等（2022）實證研究了數字鄉村發展對農村居民家庭消費的影響，論證數字鄉村發展可以顯著提高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水平，且對家庭享受型消費促進作用最大。宏觀層面：羅健萍、劉佳（2018）基于2013-2016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發現：電子商務的發展通過影響農村居民收入間接影響農村居民消費升級；汪亞楠等（2021）通過省域面板數據研究發現：數字鄉村建設對農村消費升級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且存在明顯的異質性。李桂馨（2022）實證研究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并得出了正向效應的結論，即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能夠促進農村居民消費升級。通過對以往文獻的梳理發現，關于數字鄉村和居民消費，學術界多從數字經濟、數字惠普金融、移動支付等方面研究對消費的影響，鮮有從數字鄉村發展水平層面對農村居民消費升級影響的視角進行研究。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空間和可能性，從這一視角研究，或可使現有的研究成果得到豐富和發展。

二、數字鄉村發展對農村居民消費升級影響的理論分析

參考《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2019）》和《數字鄉村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年）》，本文對數字鄉村的定義為：數字鄉村是網絡化、信息化和數字化不斷融入并應用到“三農”領域，以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和提升農民現代化技能的國家戰略，是鄉村振興和數字中國建設的重要內容。根據定義，數字鄉村鄉村發展事關國家現代化建設，是鄉村振興和“三農”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在網絡化、信息化和數字化日益融入并影響著人民生活，數字化在農業和農村中的應用也越來廣泛。本文從消費者知識技能和數字鄉村發展程度兩個方面分析數字鄉村發展對農村居民消費升級影響。從消費者知識技能層面看，熟練掌握現代信息技術和操作技能可以有效促進居民消費，滿足消費需求。一方面，掌握數字技術的操作技能能夠提升農戶的現代化技能，且農戶可以通過網絡信息進行在線學習，提升職業素養，為適應農業現代化生產逐漸轉變為新型職業農民，利用數字化生產經營增收創收，進而為消費提供物質基礎。另一方面，數字時代的便捷性和選擇多樣性能夠促進網絡消費。與傳統消費相比較，通過手機、平板、電腦等智能設備進行線上消費具有不可比擬的優越性，其方便性、快捷性等優勢逐漸改變著居民的消費行為和消費習慣。根據《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從2010年12月至2022年12月，我國網絡購物用戶規模從1.61億發展到8.45億，農村網民規模從1.25億增加到3.08億，網上零售額也在逐年攀升。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設：假設1：數字鄉村發展可以促進農村居民消費升級。從數字鄉村發展程度層面看，農村地區消費環境和基礎設施建設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居民消費行為和決策。居民消費一般都遵循量入為出的原則，當物價水平一定，收入的提升會帶來消費行為和消費結構的變化。當然，由于各地交通條件、物流設施、網絡覆蓋程度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消費理念、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各異，不同地區農村居民消費升級的實際情況可能存在較大差異。數字化發展程度越高、越完善的鄉村，越能挖掘居民消費潛力，刺激居民消費，滿足居民需求。例如，東部沿海地區，依托其有利的地理優勢，抓住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率先實現了經濟大發展，東部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中西部地區。且較之于中西部，東部沿海地區信息化和數字化發展起步較早、程度較高，城市化水平也高于中西部地區，因而在居民消費升級方面，東中西部可能存在區域差異。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設：假設2：數字鄉村發展對農村居民消費升級的影響因地而異。

三、數字鄉村發展對農村居民消費升級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設定

參考已有研究成果，擬定如下模型：其中，被解釋變量cone為農村居民消費升級（發展型消費與享受型消費之和/居民總消費），i為省份，t為年份；核心解釋變量dig是數字鄉村發展，為對數字鄉村發展進行量化，選用農村每百戶移動電話擁有量（部）和農村寬帶接入用戶（萬戶）進行量化研究；var代表控制變量的集合，包含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農業機械化程度、彩色電視機擁有量（臺）和受教育程度；酌為控制變量的擬合系數，啄為個體固定效應、滋為時間固定效應，著為隨機擾動項。

（二）變量與數據選取

本文摘取2010-2020年中國27個省級區域的樣本觀測值，北京、天津、上海和重慶四個直轄市的經濟文化水平及信息化程度較高，且相關數據缺失較大，或影響整個模型的穩定性，故將其從樣本中剔除，極少數缺失的數據采取均值法處理。數據主要來源于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以及相關省份統計年鑒。

1.被解釋變量。農村居民消費升級（cone）：中國統計年鑒將居民消費支出分為食品煙酒、衣著、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務、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醫療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務八大類。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可將之分為生存型、享受型和發展型三類消費。其中，生存型消費是日常生活中最基本且必須的消費，故能夠彰顯居民消費升級的指標為享受型和發展型消費。因此，本文用發展型和享受型消費之和占居民總消費比值來衡量消費升級程度。其中，其他用品及服務消費支出占比低，一并計入生存型消費。

2.核心解釋變量。數字鄉村發展（dig）：參照汪亞楠等（2021）的研究，本文選取農村每百戶移動電話擁有量（mob）對數字鄉村發展進行量化研究。而寬帶和移動網絡既有相互交叉的部分，也有相互補充的可能。為了驗證研究結果的穩定性和有效性，本文將替換核心解釋變量，用農村寬帶接入用戶（bro）進行穩健性檢驗。

3.控制變量。本文控制變量選取如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rev）、農業機械化程度（mec）、彩色電視機擁有量（tv）和受教育程度（edu）。選取原因如下：收入決定消費，人均可支配收入會直接影響到居民消費。需要說明的是：2013年前后統計口徑有所變化，本文用2013年前的人均純收入代替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已消除通脹因素。農業機械化程度關系著生產效率，影響著收入和消費，本文用農業機械總動力（萬千瓦）衡量農業機械化程度。彩色電視機可以為居民提供文化娛樂消遣，可視為消費升級的表現。受教育程度（大專以上學歷的人口占6歲以上人口的比重）的高低對提升居民收入和轉變消費行為存在一定的聯系，進而可能對消費升級產生一定的影響。

（三）實證結果分析

1.描述性統計。為了解各變量整體的特征情況，便于進一步分析，對各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從表1來看，農村居民消費升級均值為37.738，標準差為5.338，最小值為26.5，最大值為47.5，說明各省的居民消費結構存在較大的差異。分析其原因在于：各地經濟文化發展各異，且自然氣候條件不受人為控制。

2.相關系數矩陣。在回歸前首先進行皮爾遜相關系數矩陣的檢驗，各指標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如表2所示。表2中數據表明核心解釋變量lnmob以及lnbro分別在1%和5%的顯著性水平下與農村居民消費升級（cone）呈正相關關系，符合預期假設。但不能有效排除控制變量以及潛在變量可能帶來的干擾，故還需進一步進行回歸分析來判定。

3.共線性檢驗。為避免數據出現共線性，影響模型的穩定性，本文通過方差膨脹因子VIF來檢測數據之間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一般情況下，VIF越大，共線性越嚴重。當VIF介于0和10之間，則認為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從表3中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各變量的VIF值均小于10，因而整體上可認為所選取指標不具有共線性。

4.豪斯曼檢驗和F檢驗。面板數據常見模型有混合效應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豪斯曼檢驗和F檢驗值可以判定選擇何種模型。具體結果見表4。豪斯曼檢驗結果統計量為33.997，p=0.00<0.05，表明拒絕原假設，即應選擇固定效應模型。F檢驗統計量為31.85，p=0.00<0.05，故拒絕原假設，選擇固定效應模型。

5.整體及區域回歸。本文所有的回歸結果都做了以下處理：一是對時間和個體進行控制；二是為防止異常值影響研究結果，對回歸結果進行了縮尾處理。表5（1）顯示：整體上，數字鄉村發展對農村居民消費升級的影響系數為16.352，在1%的水平上影響顯著，即數字鄉村發展有助于促進農村居民消費升級。假設1得到驗證。控制變量檢驗結果顯示：人均可支配收入（rev）系數為9.528，在1%水平上顯著。收入決定消費，是居民消費的基礎來源，一般而言，隨著農村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費需求相對越強。反觀受教育程度，整體表現出負向效應。隨著網絡化、數字化、信息化的發展，知識的獲取更便捷，降低了學習成本。且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其價值觀念和消費理念會發生變化，在消費上或更理性。由于各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水平不盡相同，無論是地區差異，還是城鄉差異，居民收入都存在較大差距。基于此，將所選樣本分東部（河北、遼寧、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中部（吉林、黑龍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內蒙古、廣西、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進行對比研究。通過表5中（2）（3）（4）可知，數字鄉村發展和農村居民消費升級在區域效應上表現出異質性，假設2得到驗證。東部和西部呈現正相關關系，且東部較西部地區更顯著，分別在1%和5%水平上顯著。中部地區效應并不明顯，存在一定異質性，看似不合理，然而可能與中部地區數字鄉村建設成本投入有關。東部經濟發展水平高，數字鄉村發展較為成熟，而西部的政策傾斜度要高于中部，中部在經濟上弱于東部，在政策傾斜度上不及西部，且數字鄉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和效益的遲滯性，會影響消費升級。

6.穩健性檢驗。為處理內生性、異方差及序列相關問題，分別進行工具變量估計、GMM估計，FGLS估計，同時對解釋變量進行替換，進一步驗證對模型的穩定性和結論的可靠性。———工具變量估計。本文選取數字鄉村發展滯后一期為工具變量。依據在于：從相關性角度看，滯后一期的數字鄉村發展是數字鄉村發展延續的結果；從外生性角度看，數字鄉村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影響具有滯后性，即數字鄉村發展對農村居民消費升級的影響主要在當期。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根據表6（1）可以看出；內生變量和工具變量存在顯著的相關性，且在1%水平上顯著通過。弱工具變量和無法識別檢驗結果也都通過，說明工具變量的選取有效。在表6（2）經過修正之后，依然在1%的水平顯著通過，故排除內生性。———GMM和FGLS估計。為進一步驗證模型的穩健性，解決模型可能存在的內生性、異方差等問題，采用GMM和FGLS再次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7所示。從GMM回歸中AR序列自相關檢驗結果可知，擾動項均不存在2階及以上高階自相關，符合GMM回歸的前提假設。此外，Sargan過度識別檢驗結果也接受了“所有工具變量均有效”的原假設，表明通過了模型適用性檢驗。在FGLS回歸中，對核心解釋變量回歸，通過了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加入其余變量之后依然顯著，結論依然成立。———替換解釋變量。數字鄉村發展對消費的影響則很大程度上需要網絡作為橋梁連接。在拓寬消費渠道和刺激消費需求方面，移動端和PC端可形成互補態勢，且農村寬帶接入用戶的數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移動端的網絡消費。為進一步驗證結論，對核心解釋變量進行替換。根據表8可以看到：在控制其他變量的同時，將農村居民手機擁有量替換成寬帶接入量后，數字鄉村發展對農村居民消費升級的影響依然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在加入其余變量后，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模型依然穩健。

四、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研究發現：整體層面上，數字鄉村的發展對農村居民收入和消費升級的效應是顯著的，即數字鄉村發展有利于農村居民消費升級；數字鄉村發展在區域分布上對農村居民消費升級的影響效應存在異質性，在東部和西部地區，數字鄉村發展顯著促進農村居民消費升級，中部地區效應不顯著。基于上述結論，提出如下建議：1.加強數字鄉村發展的體系建設，激發消費內生動力。政府層面可加強組織、引導和宣傳，積極的政策既可以為數字鄉村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也為招商引資，吸納和引進高契合度的人才提供了制度保障；個人層面可不斷提升知識水平技能，以適應日新月異的數字鄉村發展需求；社會層面可以借鑒國內外成功案例和經驗，加快農業機械化進程，以創新驅動發展。2.因地制宜地制定數字鄉村發展規劃，發揮地域優勢。由于東、中、西部數字鄉村發展程度各異，需立足實情，找準定位，依托地區優勢資源和特色，制定科學合理的差異化發展策略。同時，加強各地域間的合作交流，打破地區壁壘，在資源、技術、人才、產業等方面形成優勢互補、成果共享的新局面。3.探索和提高數字鄉村發展的標準，滿足農村居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推進“互聯網+”模式深入發展，加快發展智慧農業，促進農業生產標準化、精準化和信息化。同時，建立健全農村物流體系，加大網點覆蓋率，深化三產融合，打造農業生產全產業鏈。此外，培育和提升農村居民的數字化素養和技能，以數字化、信息化和網絡化帶動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的現代化，進而縮小城鄉“數字鴻溝”以刺激消費升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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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偉